昭慧法師

 

   

《佛教規範倫理學》自序

  釋昭慧    

  近十餘年來,筆者以一介佛教僧侶的身份,實地從事社會關懷、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與動物福利運動,雖歷經困挫而不退,背後支持筆者的,無非是佛教的倫理信念。這些信念,是自己與諸同仁奮鬥下去的巨大力量。

  再者,筆者在從事社會關懷與社會批判時,常與一些良心人士及知識菁英會遇。在與他們交換意見時,佛法的思想訓練,讓筆者得以提供一些與世間情見截然不同的豐富觀點。這些良心人士及知識菁英,具備聰穎的思辯能力與敏銳的批判意識,對世界與人生有相當深刻的見地,但偶而針對某種議題,筆者所提供的「佛法觀點」,還是常讓他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歎。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台灣哲學學會年會晚宴中,與中研院社科所錢永祥教授毗鄰而坐,筆者提起西方基督教社會中所掀起的動物保護運動,他竟然接了一句:「但由你們來做,是更具足正當性的!」筆者當然知道他的「正當性」究何所指,亦即:佛教倫理學的「眾生平等論」,比「神、人、動物三層級論」,較能提供「人應仁慈而平等地對待動物」的理據。

  十餘年來,無論是面對官方、立委還是媒體,無論是面對個別訪談、公聽會、記者會還是座談會,自己也常依「佛法觀點」,對社會話題或倫理爭議,提出自己的「佛法觀點」。許多時候,筆者還會針對這些社會話題或倫理爭議,寫成時論或短評,它們大都刊載於台灣的報章雜誌,少部份則發表於教內刊物。這些看似片片段段的「佛法觀點」,其實有來自「緣起」要義的活水源頭,從「緣起論」而導出「護生觀」,個中更有一以貫之的思考脈絡。這點點滴滴的心得蘊釀於胸,筆者漸漸感覺,有需要把自己遇境逢緣撰為時論或相與問答,所陳述的佛教倫理思想,組織成一個完整綿密的體系性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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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民國八十四年四月間,輔仁大學宗教系前系主任——慈祥儒雅的陸達誠神父,請筆者下學期為大四同學講授「佛教倫理學」。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哲學課題——筆者教佛學院十餘年來,還不曾聽說哪個佛學院有「佛教倫理學」課程的安排。但由於前述實務經驗與蘊釀思維的個人背景,使得筆者毫不遲疑地答應接下這門「沒有現成中文教科書」的課,而且於當年七、八月例行性禁足期間,寫出一本體系性論著《佛教倫理學》,一方面作為學生的教科書,一方面也向一般讀者與佛教徒提供有關佛教個己倫理、群己倫理與環境倫理方面的系統知識。

  說來好笑!在撰寫該書之前,對於「倫理」二字,雖不覺得陌生,卻也還從未關切過它的精確定義。在儒家意識掛帥的國中、小教育之中,「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早已成為必修科目,高中階段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學習的正是整套儒家倫理觀。待筆者出家後,更是因學習佛陀教法,而接觸到許多豐富的「倫理素材」,有的是思想、觀念,有的是規範、制度,更有許多豐富而精彩的故事,散見於經律之中。

  東方哲學的主流思想,不論是佛學還是儒學,都有非常豐富而多元的倫理學說,而且佛教對僧尼,儒家對「士」,都有高標準的道德要求。可是,「倫理學」(ethics)這門課程,卻是在西方建立起來的,所以對筆者而言,原是極其陌生的一個學術領域。也就是說,作為實踐的倫理規範或道德教誨,這在東方、西方都有,可是,要在佛教倫理規範或道德教誨的背後,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理路的思想體系,而自成一「佛教倫理學」之學門,這是筆者在過去的佛學訓練中,所沒有閱歷的嶄新經驗。所以為了撰著該書,筆者於禁足寫作時,開始閱讀少量西方的「倫理學」以及「倫理神學」相關論著,並擺脫前人「文獻學進路」的著述形態,嘗試著運用「哲學進路」的方法,撰為新著。

  總之,先於生活體會與實務經驗中,產生了豐富的心得,然後才來尋求陳述此諸心得的「正規」框架,筆者此一寫作《佛教倫理學》的心路歷程,確乎與一般學者因蘊釀於一門學問久之,而推陳出新以著書立說的情形,截然不同。

  也因為寫作的背景如此,所以該書之出,經常會很自然地拈取一些當代關切之議題,例如性解放運動、政治參與、動物倫理或生態哲學,而作佛法觀點的「對話」。它容或欠缺一些「科班出身」的學術規矩,卻多了一重「人間佛教回應普世價值、引領社會思潮」的時代意義。此所以嚴於作學術規範之要求的江燦騰教授,竟還能寬容地稱讚該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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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出版該書迄今,一晃眼已七年有餘,《佛教倫理學》前後已印行三版,五刷,共八千冊(含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與蘇振輝董事長所助印推廣的三千冊)。七年來,筆者不但在輔大宗教系、玄奘宗研所與佛教弘誓學院,開設「佛教倫理學」或「宗教倫理學」課程,而且法界衛視也於兩年前(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將筆者於弘誓台北推廣部的授課內容,全程錄製,用供「法界空中佛學院」作空中教學之節目。此一節目甚得空中聽友之熱烈迴響。

  另一方面,由於著作與教學的因緣,無形中在基礎倫理學方面,有了較為嚴謹的學術訓練,筆者由是擺脫了一般「散談」倫理議題的慣例,開始撰寫一些「應用倫理學」的學術論文或短篇時論,議題範疇涵蓋安樂死、器官移植、幹細胞、複製科技、代理孕母,……大都與當代醫療科技之發展有關。

  撰寫《佛教倫理學》時,正值暑假。為了讓輔大學生在開學後就能拿到這本教科書,筆者乃於有限的兩個月時間內,閱讀部分與「倫理學」或「基督宗教倫理學」相關的書籍,礙於時間迫促與禁足期間不便外出蒐尋資料的限制,所以參考資料極其有限。此後七年,基於教學的需要,筆者參看了更多相關書籍,並時常將此二學門之中所涉及的議題,拿來用佛法的觀點加以思維。這樣長期下來,教學內容也就跨越了原本在佛學領域建構價值體系的範疇,而多了與「倫理學」或「基督宗教倫理學」作建設性「對話」的色彩;這樣一來,對於原先初步建構的「佛教倫理學」系統,也就有了更精緻、更深刻的細部建構。

  前幾年原擬就舊作以重新修訂,但考量到:原書本身已有完整的論述體系(包括基本原理、道德原則、行為主體、三種層級之倫理實踐),若依此一原有章節架構而插入新的議題,反而會導致結構鬆散之病;而且有的議題已無法於原章節中置入,這樣一來,勢必要大費周章,更動章節結構。再者,當時寫作,設定的閱讀對象,以對佛法基礎知識尚不具備的大學生,以及對倫理學完全陌生的佛教讀者為主,所以雖不能完全免於運用專業術語,但也儘量讓詞彙淺白一些,以利讀者理解。現在如果要再添加新的內容,倫理學或戒律學方面的術語難免增多,討論的內容也更為專業,這對初學者是否會可能產生閱讀障礙呢?

  於是考慮再三,於去年九月以後,決定保留原書樣貌,讓它成為一本初階入門的「佛教倫理學」教科書,異日改版發行時,再作小幅度的修訂即可;在原書之外,筆者擬另行撰著《佛教規範倫理學》,一方面章節內容自成體系,讀者即使沒看過《佛教倫理學》,也可以直接跳過前書而單獨閱讀它,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針對前書而作延續性討論,或作更為周延的分析,成為一部《佛教倫理學》的進階讀物。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筆者開始於相關教學過程中,將蘊釀在胸的點滴思維,向學生作一系統性介紹,好讓新書的內容逐漸浮現輪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日,應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所長之邀,於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作專題演講,筆者即選定〈緣起中道——從佛教倫理學到戒律學的思想體系〉作為演講題目;回台之後,又依學生所整理的錄音講記,將其中之半數內容,先行整理成一篇論文,題為〈宗教倫理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層原則——以基督宗教與佛教為主軸的一個探索〉,作為《佛教規範倫理學》的部分章節,發表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台灣哲學學會」之年會上(台北:台大哲學系館),並將全稿交由《法光學壇》先行刊載,以饗教內讀者。至於書稿,則擬於寒假期間完成,並計劃在三月二十九日(慶祝印順導師九秩晉八嵩壽的第四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之首日),發表這本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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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原是給忙碌的自己一點進度壓力,「強迫」自己能於月餘假日放下萬緣,專力寫作。不料事緣仍然無法全免,寒假期間,先有林建德居士與現代禪就印順導師思想產生論諍,這是師門的一樁大事,使得筆者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關注整件事的發展,並作了一篇較為鄭重而完整的回應。2

  其後又因二月七日,「慈濟一灘血」事件,證嚴法師遭人誣告之刑庭判決法師無罪,還了法師一個公道,但是當年原住民陳秋吟女士難產送醫遭拒,而在診所地上流了一灘血,身死異鄉的血淚故事,竟然全被翌日的媒體忽略,筆者不忍袖手旁觀此一歷史公案,竟被相關人士顛倒黑白,一筆抹煞,於是協同性廣法師與傳法法師,立刻趕工發出當期(第四十六期)《弘誓電子報》,將《中時晚報》陳世財先生情文並茂的相關報導全文轉載,自己並於翌日親撰〈菩薩行者永世的哀傷〉。為了將這些資料編入,連已編好準備送廠印刷的《弘誓雙月刊》都臨時大幅改版,編校同學空寂、印悅法師,因此而一團忙亂。

  即使等著編排本書的學生,眼看月底已到,催稿聲已急促起來了,但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夕(二月二十七日),筆者還是應長期為流浪動物而奮鬥的劉威良小姐之邀,趕赴中正機場參加「送流浪狗到德國」記者會,為聲帶慘遭無情割截的大量流浪狗而請命,呼籲政府嚴禁獸醫師施行此一不人道的手術,臨時並應邀寫了一篇〈二二八動物和平宣言〉。前後兩篇拙文,連同該記者會消息〈失聲前的哀號——人有言論自由,我們連發聲都不可?〉,都蒙《自由時報》總主筆劉永昌先生義助,即時刊於「自由廣場」。3

  可以想見,這樣「管閒事」下去,撰作計劃如何能不延誤?到頭來吃苦的必然會是最後幾天熬夜趕工編校的學生們!但是這些點滴近事,無私地義助其事的可敬友人,以及默默支援筆者的可愛學生,更讓筆者得以確證本書的部分觀點:心理利己主義(psychological egoism)認定:所有人類的行為都是出自於「自我關懷」(self regarding),倫理利己主義(ethicalegoism)則據以進一步認定:每一個人都應該提昇自己的利益,人們有義務做任何有利於己的事。這種「全稱命題」的觀點是偏頗的。世間自有菩薩根性的人,老是為了別人,而把自己的事放在一邊;他們無法忍受別人受苦,而且認定自己「應該為了他人而無條件地犧牲自己的利益」。這些人奉行的正是「利他主義」(altruism)的信念,他們的所做所為,甚至是「超義務」的。

  以證嚴法師為例,她於三十六年前(民國五十五年),有感於「一灘血」背後原住民卑微婦女的悲苦無助,而發心創建慈濟志業,至如今已在全球匯聚了四百萬忘己為人、救苦救難的龐大力量。即使為「一灘血」公案,而於近年受到嚴重的誣陷與侮辱,但她本人卻完全釋懷,而且對攻訐她的人士,不但沒有任何責難,言談之中也還是千萬般的「不捨、不忍」。

  筆者雖與證嚴法師風格迥異,但同樣地,對人對事老是「不捨、不忍」,而致令本書的撰作計劃嚴重耽擱。直至二月中旬,寒假將近尾聲,方才開始整編(應用倫理學之)舊作,並撰為新篇。而且為了配合美編、校對、印刷,本書勢必要在三月十八日以前竣稿。也因為在如此匆遽的時間內成書,所以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鑒諒,並不吝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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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本書之寫成,除了要感謝倫理學界前人之耕耘,讓筆者坐採豐碩果實之外,應特別感謝印順導師與性廣法師。

  印順導師在佛法的思想與制度方面,業已建構了博大精深的「人間佛教」理論,他的研究方法論——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之三法則來研究佛法,更是給予筆者在治學方面的極大啟發。這些都是本書的活水源頭。更精確而言,本書是在導師思想的基礎之上,針對「佛教倫理學」與戒律學而作進一步的闡述。

  性廣法師兼通教、觀,原本志在宏闡禪法,撰著禪學專書,卻因不忍見筆者孤軍奮戰,乃暫時擱置了她的「最愛」,義無反顧地投入了護教與護生之行列。近時更是重新「背書包做學生」,進入以「應用倫理學」見長的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而作倫理學之研修。在筆者構思本書之際,她還蒐羅了許多中、西倫理學名著,讓筆者得以減除許多「尋找資料」的時間;而當筆者草擬本書大綱之時,她更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讓筆者大幅調整了內容順序。

  在此還要感謝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李瑞全所長。經性廣法師推介,筆者拜讀了他的大作《儒家生命倫理學》,該書消化西方現代倫理學,吸收「原則主義」(Principlism)為主的生命倫理學,旁及各種重要的倫理學和生命哲學之要點,會通原則主義所提出的中層原則,再結合並發展中國儒家特有的中層原則,而確立以儒家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的)生命倫理學。這整套的理論建構模式,筆者深感興趣,於是按圖索驥,尋出「原則主義」的英文原著,並單就其中所論證的四個最基本的中層原則,用以檢視佛教倫理學,讓筆者在早年所寫「因果律」與「護生觀」的兩大原則之外,進而依「緣起」論以作「自律原則」與「公正原則」方面的深層探索,而於本書之中加強了有關「自由意志」與「分配性公正」問題的論述。

  應該一提幾位學界前輩與友人——黃宗樂教授、古登美教授、葉海煙教授、陳德光教授、黃運喜教授、江燦騰教授,媒體友人劉永昌總主筆、梁玉芳小姐與陳世財先生,以及幾位社會友人——前立委林瑞圖先生、教育部范巽綠次長、賴浩敏律師、張章得居士、李元松老師、李重志先生、郭建盟先生,倘若沒有這些風雨故人對筆者的義助,筆者可能不會再有興趣撰寫任何與倫理學相關的論文,遑論本書!

  感謝本書美編空寂法師、總司校對的印悅法師,參與校對的慧昭、文玲、惠曼居士,發行本書的彩虹居士,以及承擔起學團生活之運作,而讓我們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從事著作、編校工作的其他學團住眾與義工。感恩長期給予筆者諸多護助的諸位師友,以及與筆者一齊為台灣的社會正義而奮鬥的社會友人!

  謹以撰著本書功德,回向可敬、可感的眾位師友,祝願他們身心康泰,福慧增長,並祈印公導師嵩壽無量,

正法光明長照世間! 

九十二年三月六日,于尊悔樓

 

注釋

(1)如說:「釋昭慧法師所著《佛教倫理學》一書,是當代臺灣新佛教倫理學的原創性和集大成之作,其思想源自釋印順博士的人間佛教及戒律思想的啟發,但在實踐面和詮釋體系上,已自成一家之言,堪稱亞洲地區新佛教倫理學說的代表性著作,亦為推動當代臺灣新佛教變革運動的指導書之一,其影響力正方興未艾,是必須鄭重加以肯定者。」江燦騰:〈昭慧法師著《佛教倫理學》:亞洲地區新佛教倫理學說的代表性著作〉,《弘誓雙月刊》,第四七期,民國八十九年十月,頁一四。

(2)詳見拙著:〈與法相應,求同存異——我對林建德居士與現代禪師友論諍的看法〉,台北:《弘誓雙月刊》,第六二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頁一四—二三。

(3)詳見拙著:〈菩薩行者永世的哀傷——在「不捨,不忍」之餘,我們應做些什麼? 〉,台北:《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九日。《弘誓雙月刊》第六二期轉載,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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