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釋昭慧 我們恆常感覺「自由」的重要，但又會隱約明白「自由」的限制。例如：剛才為鄭南榕追悼會獻唱的福爾摩沙合唱團，四部合唱的音階高低、快慢、強弱，都必須接受指揮，合唱團的成員絕不能任情自由，愛怎麼唱就怎麼唱。唱歌尚且如此，言談更是要講求分寸，然則，又怎麼可能有所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呢？ 原來，談「自由」，要從三個層面理解此一語彙：一、日常語言。二、哲學語言。三、政治語言。
就日常語言而言，我們未必精確地以理性分析的方式，看待「自由」的權利來源，但在感情上當然願意獲得自由，並往往因自由受限而承受種種痛苦。然而依經驗法則而言，我們生活之中，卻充滿著種種的不自由。舉南榕所說的「言論自由」為例：我們從小在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的環境裡，不斷地在制約反應的學習過程之中，學會了如何在運用語言的同時，不因語言的錯誤，而導致自己或他人的傷害。我們學習著言論的「分寸」，好能用溫暖的語言，撫慰親友的心靈。我們從來就不是「愛講什麼就講什麼」，而必須注意講出來的效果，否則就必然要為自己的「黑百講」而付出自他受害的代價。 就哲學語言而言，自由的理論依據何在？這是一個難解的課題。例如：基督宗教的神學可以詮釋：自由意志來自神的恩典。但這對無神論的佛教或非宗教信仰者，就無法具足說服力了。 就政治語言而言，由於政權擁有權力（power），權力又經常導致腐敗，有權力的人還是一樣會犯錯，但又往往因耽嗜權力，而不願接受異議的挑戰。他們更恐懼的是：異議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能會導致權力的淪喪，於是他們往往剝奪異議份子的言論權乃至生命權。古今多少「文字獄」，就是這樣產生的。以此方式，可以讓沉默大眾更形恐懼而完全噤聲，以方便政權的持久穩定，並達成統治人民的效果。 然則南榕所提倡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正是一種政治語言。這句話倘若放在政治與法律的脈絡裡來解讀，是意義深長的。言論自由是任何人民所應擁有的，一種不能打折扣的權利（right），如果稍打折扣，不能「百分之百」，那麼，折扣的部分，就會形成政權鉗制乃至迫害異議份子的藉口了。 然而生存自由比起言論自由，顯然更形重要，人們如何可能冒著生命風險以爭取言論自由？大多數人是寧願封口以換取生存空間的。大眾既然如此沉默，又如何能凝聚出一定的力量（power），來抗衡政權的力量，以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right）？這確實是行動策略上的重大難題。顯然必須有典範人物（甚至可能會成為烈士），挺身而出，喚醒人民的自由意識，並以其人格感召，讓人民因感動而願意追隨其後，如此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改革力量，迫使政權尊重人民「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為了爭取人民最大的言論自由，南榕選擇做一位開風氣之先的烈士。他犧牲了自己最大的自由（生存自由）。我更覺得：他不僅像一位烈士，更像一位宗教家。因為他已把「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當作自己一份無可撼動的信念。這就如同本基金會一位董事（記憶中應是李喬先生）的說法：「說南榕『殉難』是不夠的，應該說他是『殉道』。」確實如此，南榕用一種宗教家殉道的精神，面對重大的艱難困挫，喚醒了沉默大眾的良知。 十四年後的今天，我們不但在此紀念南榕，更要讓我們的子子孫孫銘記在心：曾經有一位烈士，也是宗教家，他用他的生命與鮮血，譜出了一首壯闊的自由組曲。他以大無畏的殉道精神，為我們爭取到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我們不但永遠記得他，而且對他無限感恩！ （2003年4月7日，演講於「自由之愛：鄭南榕殉難14週年紀念活動」追思會上。） ——刊於九十二年四月九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