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原住民狩獵的深層「文化」爭議

釋昭慧

        原住民狩獵能否全面開放或部分開放，最近受到原住民團體、官方、學界與動物保護界人士的關切。贊同開放者之立論，不外乎是「尊重原住民文化」與「體諒原住民生活」的兩大理由。我們先來討論前者：

        基於「文化」的理由而保留原住民狩獵的習俗，似乎比較說不過去。因為以此類推，「人頭祭」過去同樣也是某些原住民部落的文化，卻被日本與漢人政權軟硬兼施地加以改造；現在，即使贊同保留原住民狩獵文化的學者，也不會有人敢贊同保留「人頭祭文化」。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慷「動物」之慨，對「原住民文化」施以「有尊重有不尊重」的雙重標準。雙重標準意味著偽善的「文化論」，骨子裡其實是「人類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祟。

        如果我是原住民，我會進一步質疑道：如果「人頭祭」不好，奉獻狩獵成果的「山豬祭」也不好，那麼，漢民族酬神時數量更為龐大的「神豬祭、神羊祭、神雞祭」文化，在道德上又會好到哪裡去呢？為何保育界對此呶呶不休，對彼卻又出奇緘默？那不是偽善是什麼？

        筆者個人確實也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推動上用過許多心思，但那不是獨獨青睞於野生動物的特別價值，而是有「能救多少算多少」的「護生」考量，出發於佛法的「眾生平等論」，而不是「保育」的思維邏輯。

        以「保育」論的邏輯對抗「狩獵」論時，原住民的立論不見得輸過保育界，因為他們是世代相傳的「保育實務工作者」。停在「保育論」的層次時，我們永遠只能爭吵「可以殺什麼種類的動物？可以殺多少數量？是用獵犬還是用獵鎗來殺比較人道？狩獵區可以開放多大？」之類的技術性問題，因為「保育」論與「狩獵」論兩派，在預設前提方面的歧異點其實並不多。

        當我們認為：一定要劃一個地區（如國家公園之類）作為野生動物的保育區，這時我們已經自命為「動物的上帝」了。我們與狩獵者同樣想要管理牠們，於是我們認為：某種動物一定要達到某種科學評估的安全數量，才不至於絕種；沒有那個數量，就想辦法加以保育或復育；如果超過了數量標準，我們又得開放狩獵，以維持「生態平衡」。

        這正是「野生動物保育」論的倫理盲點。動物是不會給自己貼上「家生野生」標籤的，貼標籤的是人類。人類對牠們分類、貼標籤，不是依於動物的需要，而是依於人類的利益。

        站在動物本身的立場而言，不論是阿里山上被獵的山豬、漢民族廟前供奉的神豬，還是餐桌上的烤乳豬，牠們的生存意志是等同的，所面臨殘虐的痛苦與死亡的恐懼也是等同的。

        也因此，當我們關心某一動物的存亡，理由只是因為牠「瀕臨絕種」或「珍貴希有」時，暴露的依然是以「人」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企圖擁有「地球上原有的一切」，以達到讓人類可以「永續利用」之目的。而且這種「物以稀為貴」的價值觀，會讓生命價值有被「量化」的危機，亦即：依人類的供需要件而決定其存在價值。

        若再配合此種意識形態，而在傳媒之中主導視聽人的視、聽覺，就會出現如此荒謬的三種場景與旁白：山豬在原住民的獵鎗聲中掙扎抽搐，在汩汩鮮血中砰然倒地；神豬供桌前，一群虔誠懇切的「善男信女」喃喃有詞，舉香拜拜，充份顯示了這是個「可貴」的「宗教自由」社會（預留了「干涉殺豬祭祀即是干涉宗教自由」的伏筆）！卡通畫面中的乳豬快快樂樂地蹦進烤箱，跳上餐桌，對饕客說：「這是我的最好歸宿！」

        被這種視聽技倆洗腦過的人們，可以心安理得啃著烤乳豬肉，拔取神豬的「智慧毛」，然後為了血泊中痛苦倒地的山豬，大義凜然地加入「反原住民狩獵運動」！

        於是，我們就較能以同理心體會：何以原住民朋友會將狩獵的開放與否，視作「原漢之爭」了。其中隱藏的已不純粹是「人道」之爭，而是強勢與弱勢的「文化」之爭，也是漢民族被視聽材料所矇騙之後，陷入「見牛未見羊」的情緒中，隨著強勢傳媒文化以起舞的意識形態之爭。這些爭議未必是民族主義的，但背後確實隱藏著赤裸裸的「權力運作」。

        「反狩獵運動」者只有回歸到「人道」的基本面，在「反狩獵」的同時，也能「反血祭」、「反肉食」，那麼，淳厚的原住民也未必不能成為你我的「同志」！但是在運動策略上，它必然使自己製造了比原住民總人口數更為龐大的敵人（肉食消費者與民間信仰者），於是連帶地讓「反狩獵」與「反血祭」、「反肉食」同步歸於失敗。

        這就是「動物保護運動」的弔詭——它總是輸在力量，而不是輸在理論。它真正的敵人不是原住民族群，而是「人類沙文主義」的普遍心態。於是，在權力運作的順序上，縱使是出發於純粹的「人道考量」，它也只能先假裝看不到血祭與肉食的殘酷，而將矛頭對準原住民的狩獵了！

八九、八、十三　于尊悔樓

——刊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