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面向的狩獵問題

釋昭慧

        在「開放原住民狩獵」的議題上，比較值得關切的是：原住民流落平地，常常接受到種種歧視與磨難；相對地，安住在原住民村落裡，會是比較幸福的。而狩獵對山居原住民而言，至今都還是「生活的一部份」；他們可以獵殺動物，用以養活家人。可是他們獵殺的是「野生動物」，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裡，依然是商業化行為，這又有違保育法規。

        筆者以為：「生活」的現實問題，比「文化」的爭議更堪同情，因為那攸關原住民的「生命存續」。攸關「生命存續」的問題，當事人或可選擇「捨身取義」，旁觀者則實無權要求他們「殺生成仁」。我們也許只能冷靜地分析：原住民與政府在這件事上可以做什麼樣的選擇；不同的選擇，就要付出不同的代價。

        為了要讓原住民安居山林，免受歧視，不得不保留狩獵生活。這樣的想法，乍看似乎合理，其實還是隱藏著「物種歧視」問題，而且終將帶出連鎖性的「人種歧視」問題，而不利於原住民本身。

        原來支持這種理論的前提就是：一、承認「階級意識」的合理性：允許原住民在平地受到不公待遇，而不謀求改善，迫得他們只能退避山林。二、承認「人類沙文主義」（其實也是另一種階級意識）的合理性：人比動物重要，所以，為了人的幸福，剝奪動物生命是被允許的。三、承認「力量」的合理性：只因為動物是比原住民更弱的弱者，所以允准弱者以力量（刀鎗弓箭之類）摧毀更弱者。

        依此類推，又有甚麼理由，不允許強者的漢民族欺壓弱者的原住民呢？這種欺壓同樣可以有諸如「為了養活家人」之類溫馨的理由。

　　所以，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政府，當然也可以慷「牠們」之慨，而准予狩獵，這好像是解決了原住民的生存問題；但長遠來看，這種默許「階級合理性」與「力量合理性」的思想本身，對原住民是更為不利的。

        原住民在其他強勢族群的環伺下，現在彼此沒有利益衝突，當然可以相安無事；一旦原住民山區有某些重大經濟價值，漢民族是否也可以用「需要擁有山地資源以養活家人，否則兒女就得去做粗重工作，遭人歧視」等等之類的理由，將原住民土地加以巧取豪奪呢？到那時，（強者的）漢民族用的未必是刀鎗弓箭，可能只是一個政策就夠了；弄到（弱者的）原住民必須遷村時，連原先用刀鎗弓箭來射殺更弱者的「狩獵」權利，都要因利益牴觸而泡湯了。

　　「力量」就是真理，所以強者可以為了自己或眷屬的生存而剝削弱者。這絕非危言聳聽，蘭嶼核廢料場的設置，不就證明了弱者在「力量合理性」思維邏輯下的悲哀嗎？試問整部台灣移民史不都訴說著同樣的故事嗎？移民們將原住民趕到山裡時，不都有著諸如「養活家人」乃至於「求得生存」之類的卑微要求嗎？

        倘若我是原住民，我不要爭取殺害「比我更弱的動物」的權利，而是要爭取與漢民族一樣的求學、就業機會與反歧視的權利。換句話說：權利是要使強者釋出，而不是向弱者追索的。弱勢的原住民一旦認同「開放狩獵」這種「力量就是真理」的遊戲規則，就不自覺將自己置於「認同強可凌弱」的險惡境地。

　　原住民之所以淪入社會底層，這與「種族歧視」有關；人類之所以將狩獵行為合理化，這與「物種歧視」有關。無論是種族歧視還是物種歧視，都是從階級觀念產生的——用某種方式讓生命區分等級，而厚此薄彼。從佛法來看，階級觀念又從「我慢」而來，認為「我」、「我的家人」、「我的族類」比較尊貴，「大我」之外的生命就等而下之。

        當我們在諸多生命中區分尊卑貴賤時，自然容易認定：卑微者有義務成全尊貴者——無論成就的方式是體力的服務，還是身命的奉獻。階級意識可以演變到不惜殺人，而不祇是殺動物；屆時你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因為：縱算今天從某種階級的角度（如種族立場），你可置身優位，但焉知哪一天不會從另一種階級角度（如勞資立場），你又形成劣勢呢？

        當然，「冤冤相報」的因果道理，原住民朋友們也不妨深思！但且先不從佛法的「殺生因果業報論」來看待狩獵行為，如果我是原住民，我會思考上述更深層、更長遠的「權力運作」問題。人總是要選擇自己的道路，並承擔選擇的代價。「開放狩獵」或可濟一時之需，但終將因認同「力量與階級的正當性」而自貽伊戚；唯有落實「眾生平等」的觀念，解構階級意識下「權力運作」的正當性，原住民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推翻狩獵的正當性，受惠的將不祇是山裡的動物！

　　八九、八、十四　于尊悔樓

——刊於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