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這條路，斯人獨樵悴！——參加高成炎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有感

釋昭慧

　　下午將參加高成炎教授立委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想到三年前，在社運力量最旺盛的時候，他以社運老將、綠黨首領的身份出征，竟還落得個慘敗的難堪下場，這說明了在台灣，「社運成績抵不過政黨愚忠或政客神魅」的殘酷事實。如今他為了社運理想，重披征袍，但不知又有多少熱心而冷眼的可愛民眾，能夠穿透幾大政治明星煽情演出的煙幕，能夠看清那些政黨決策圈內，縱橫捭闔的政治人物「愛利益超過愛台灣」而不斷向金主妥協、向財團放水的殘酷事實，能夠看到社運訴求所形成的NGO團體對台灣前途的重要性，而在口水多過茶的「泛綠軍」與「泛藍軍」之外，慎重考慮選一個如高教授這般「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台灣良心呢？

　　高教授不是個在意立委名位的人。如果是，他當初大可以參加民進黨，以他一介「社運悍將」的成績，還怕沒有一席「不分區立委」的「甜頭」嗎？但他在社運理想上的堅持，使得他無法因政黨利益而犧牲社運理想，這就注定要嚐受「斯人獨憔悴」的滋味了。他的失敗，預警了社運團體在台灣的「無能為力」！這不僅是社運的不幸，其實也是台灣社會的不幸！我們終於嚐到了政治人物與財團金主無視人民的存在，公然唱和、分贓，卻無「天敵」可以制衡的苦果。核四復工、經發會議與近時陳倉暗渡的「博弈條款」，在在顯出此一事實！

　　社運團體最近都面臨著士氣消沉、鬥志索然、力量萎縮的困境。大環境的經濟不景氣，頂多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長期以來，社運始終就是「向前看，視茫茫；向後看，沒半人」的處境，即使經濟最景氣的時節，社運團體總是面臨著「沒錢，沒人」的處境，並不獨於今日為然。

　　沒錢，因為所訴求的議題大都是抵觸「金主利益」的，除了少數有良知的企業家，誰願意拿磚頭來砸自己的腳？至於廣大的民眾，大都浥注於「政治捐款」與「慈善捐款」，而較少想到需要以財力來「支持社運」。更何況，社會運動的許多理念是在顛覆傳統價值的，這種「先知先覺」的角色，在普羅大眾中都極不易討好，甚至會被一般人之所抗拒、質疑。然則如何可能讓極少數同樣「先知先覺」的民眾，用小額捐款來「積腋成裘」？所以連社運績效最為卓著的環保聯盟，去年都發生負債累累的窘境，讓我們不勝唏噓！

　　「沒錢」，這就必然會進一步導致社運團體「沒人」的窘境：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新生代人才，不是轉往政界作民代或立委助理，就是以社運辦公室為謀職跳板，吸收一點職場經驗，伺機轉到待遇較高也較穩定的政、商單位。最有心維持社運理想的，也不得不屈就「文憑現實」，先取得博士文憑與大學任教資格，好培植出作為一個社運人在社會上的「發言份量」，再回到社運界來奉獻身心。但這些教授學者，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在教職工作壓力與社運界的需求下，自然也只能是引領社運的「龍頭」，而不會是坐辦公桌、擬文案、搞組織的「中階幹部」，於是形成了社運界「有將無兵」的現象。

　　統獨議題太早切割了社運勢力，也是一個極大的不幸。它導致選票與資源都優先鎖定「本土」或「中國」的政黨圖騰，選民再也無暇思考：當「本土」與「黑金」聯結之時，他有沒有另類選擇的空間？這就擠壓了「綠黨」的存在可能。我們於是警悟到一項事實：從反共抗俄、民族主義、省籍意識到統獨對峙，戰後台灣社會從未有過真正形成氣候的「左翼理論」。

　　這些情況，都還不是近期讓社運界士氣低迷的最直接因素，說來好笑！最直接因素竟是「換人執政」！社運朋友看著昔日同志一夕之間取得政權，原本還真有「從此王子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的錯覺，但萬萬沒有想到：昔日同志一朝獲取政權，在社運議題上，卻一個個倒戈相向。這不祇是情感上「被背叛」的難堪而已，還牽涉到力量進一步的「此消彼長」。因為，統獨議題上，還可有「泛綠軍」與「泛藍軍」對抗，社運議題上，卻是「泛綠軍」與「泛藍軍」幾乎聯手裡應外合地抗拒社運。

　　我們這才恍然發現：社運過去的合作者，也許從來就未真正熱衷於社運議題，社運團體，不過是他們拿來應付「主要敵人」，而可階段性合作的「次要敵人」吧！

　　既然如此，高教授出征的意義，就不祇是「一個席次」的問題了。真正有社運理想的人，要求於人民的，不是對個人的「報答、回饋」，而是對其社運理念的支持。台灣人民如能體會前述社運與台灣社會「命運共同體」的關係，也許可以在「泛綠軍」與「泛藍軍」之外，作點另類選擇吧！

（九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高教授競選總部致詞稿）

——刊於九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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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苦難與罪惡——長老教會國是聲明的宗教意義

釋昭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灣退出聯合國，當其時，社會風雨飄搖，動盪不安，長老教會適時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表達教會對台灣前途誠摯的關懷。三十年後，選舉在即，長老教會舉行「關懷台灣前途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筆者有幸應邀致詞，甚感榮幸！

　　長老教會於三十年前發表「國是聲明」，此一作為非比尋常！這不像現在——誰叫「愛台灣」叫得愈大聲，就愈能招徠選票與利益。三十年前，台灣仍處於政治氛圍森嚴、箝制言論自由的白色恐怖時代，長老教會敢於提出觸犯當局政治禁忌的議題，不畏政治迫害與輿論壓力，這種擔當、勇氣與膽識，算得上是宗教界的「先知」了。筆者從事社會運動之所以不避諱政治議題，可說是受到長老教會極大的啟發。

　　國是聲明所關懷的兩大焦點——兩岸關係與國會結構問題，凸顯的是台灣主體性與人民主體性的清楚立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至今看來，兩大問題的內涵雖已因時移境易而有所改變，但其精神則依然深具時代價值！

　　國是聲明更可貴的是它所展現的宗教精神。任何宗教，都要面對人的罪惡與苦難，這是宗教存在的終極意義，也是宗教必須面對的課題。就以筆者所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講「慈悲」，但也重「因果」。因果意謂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世間不公平表象深層的公平與正義。眾生的苦難常是源自於罪惡（自己的惡、他人的惡或共業之惡），由於慈悲的緣故，面對苦難眾生時，佛弟子卻又不得以「因果業報」為理由而撒手不管，必須以悲願篤行來注入更多善因緣力，期能改變因果的網絡。因果與慈悲，看似對立的概念，卻是相輔相成的。

　　同樣地，聖經中「愛」與「公義」的概念，也是看似對立，卻也相輔相成的。《新約》強調愛；愛，當然就不捨任何苦難中人。《舊約》則強調公義，亦即：彰顯面對邪惡、剷除邪惡的公平與正義。

　　世間一般宗教，雖能顧及「慈悲」與「愛」的面向，面對苦難眾生，而作無怨無悔的付出，卻往往無法顧及「因果」與「公義」的層面。原因何在？面對苦難的人，悲憫心油然生起，這是比較容易的。而且面對苦難，只要給予愛或慈悲，就能從善行之中，獲得很大的滿足感，較無爭議性與衝突性，張力沒那麼高。但在面對邪惡的人、事之時，卻往往因爭議性與衝突性過大，以及張力過高，不免影響平靜心靈，引起苦感，基於本能的自衛心態，而不免軟弱下來。而最常看到的推搪理由，在基督徒就是「審判不必在我」，在佛教徒就是「惡人自有因果」。

　　但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地上的國先行公義的審判呢？我們有沒有可能為了慈憫眾生乃至慈憫惡人的緣故，而透過降伏手段制止惡人危害蒼生？有沒有可能讓眾生因他人或共業之惡而承受之苦難，乃至惡人因其自身罪惡而遭受之苦報，得以消弭於無形，或最起碼減少其罪惡之次數、降低其罪惡之強度呢？

　　七○年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其可貴之處在於：它不但體驗了《新約》中「愛」的精神（愛台灣這塊土地與所有的人民），也實踐了《舊約》中「公義」的精神（盡己所能以制止他人之惡與共業之惡）。而後者正是台灣宗教界普遍欠缺的精神！

　　台灣大多數宗教團體願意面對苦難的人群，可卻不願意面對罪惡的事物。例如：現實政治運作之中，經常牽涉到政商勾結或黑金問題，這些都是罪惡；政商勾結或黑金問題又進一步導致決策不利於人民或弱者的苦難。許多宗教人士，只願意在苦難發生之時，再行貼近苦難眾生，卻不願也不敢碰觸此諸苦難源頭的罪惡人事，認為那會「干涉政治」。

　　兩相對比之下，長老教會國是聲明的精神，即在此凸顯出來了：它願意面對罪惡，並勇敢地承擔罪惡反撲時必將遭致的苦難，也因此，它成為台灣宗教界開風氣之先的政治關懷者。它不但面對強大的政府，面對懷藏偏見與敵意的社會人士，也必須面對教內的反對聲浪，但它更在意的是對抗罪惡，救拔苦難，為此它堅持了「愛」與「公義」的宗教精神！

　　七○年代長老教會就已走出了教會的門檻，以其宗教主體性意識，有尊嚴地涉入了政治，此一作為，不僅是那個時代的先知，時至今日，依然是台灣宗教界值得學習的楷模！

（作者為中華佛寺協會常務理事，台灣主體性聯盟連署人）

九十年十一月廿六日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一月廿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