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做一個完整的人——通識教育之意義與價值

釋昭慧

        通識教育（General or Liberal Art Education）是一種非專業訓練的人文教育，在大學實施多年，至今猶被一般學生視作「營養學分」，傑出的文化、宗教專業人士往往因無大學任教資格而無緣擔綱，資深學者亦鍾情於專業學門之教學，而不喜歡任教通識課程，於是通識教育往往變成研究所剛畢業的青年暫時兼任講師的職業跳板。

        通識教育這種「爹不疼娘不愛」的現象，令我們不禁反思：是否通識教育乃大學生所須接受的訓練？如其不然，則今之大學所設通識教育即無必要。但通識教育是一種啟發人生智慧的人文思想教育，使受學者能培養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歷史感、宗教感與道德感，以及欣賞自然與人生的趣味感與美感。它的重要性實不亞於專業教育，因為專業依然是對「人」所提供的服務；大學生是在做為「人」的前提之下，進而學習成為「專業人士」的。是故通識教育理應由人生歷練豐富，能將所學專業賦與人文意義的學者或專業人士擔任之。

        進以言之：人文學雖在學門分類中，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分屬不同領域，人文思想卻無時不內在地融入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之中。就自然科學而言，若沒有健康的人文思想，以對自然科學研究的主題、內容、方法與運用作適切的主導、反省或批判，反而任令科技競賽如魔鬼搬擴充地盤，則人類命運將不知伊於胡厎！

        以各種基因工程為例，它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然而該不該發展並運用此一先進科技？如何運用之？則已涉及人文思想。而人文思想又必然會主導或影響著研究者（科學家）與經費提供者（政府部門或財團）的心態。此中最受爭議的就是「複製人」議題。

        位於美國麻州的「先進細胞科技公司」於十一月廿五日宣布：已複製出了第一個人類胚胎。該公司承認，一旦此複製胚胎植入子宮，有可能孕育出複製人。各國科學家躍躍欲試，想要突破國家禁令與倫理質疑的牽絆，展現最先進的研究成果。然而複製出人的「分身」究何所用？複製人與其「本尊」是什麼倫理關係？複製人是否應有其獨立人格與法定地位？在科技製造過程之中，一定會出現許多失敗的案例，若任意銷毀複製「產品」，豈不涉及「殺人」過失？但倘不銷毀之，則讓複製人以畸形身、心承受終生痛苦，這又是否太不人道？這種因實驗過程之誤差所導致的終生傷害，其醫療與照顧責任誰屬——是「本尊」，還是科學實驗室？複製人是否適宜如此變為「科技產品」，由科學家來決定他們的數量及生、心理條件？基因科技在技術層面全力發展之餘，能不回到人文層面，對其研究內容作些根源性的反省與批判嗎？

        社會科學的背後，也依然有人文思想主導或影響之。例如：西方的政治學相信性惡論，所以主張「三權分立」來作權力之制衡，以免「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依此擴增而發明了「五權分立」說，但他已將原來「制衡」的精神轉化為「合作」的精神。此中除了酌採中國過去的科舉制度與御史制度，以融入現代西方政治之主張外，顯然還有他承自中國傳統「性善論」生命哲學的因素。

        我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多向西方取經，有時甚至是整套結構理論或整套法政制度搬過來運用之。但由於不詳習其背後與東方迥異的人文思想，往往在運用結構理論以解釋東方社會的現象時，顯得牽強附會、削足就履，不符東方社會之實況；法政制度也往往「橘逾淮而北為枳」，產生西方社會匪夷所思的現象——如賄選綁樁可以制勝，這即是在「重視人際關係」遠超過「重視公義理想」的漢人社會，才會出現的「政治奇跡」。

        由上分析可知：人文教育之於大學，即便是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相關學系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大學的通識教育提供的是非專門性、非職業性的人文教育課程，使學習者除了在專業範疇學習技術之外，還能時時反思：如何讓該門技術打造美好和諧的人生，而不至於「異化」成為殘害生命的怪獸？通識教育的責任是：讓專家不但是「一條有素養的狗」，而且能成為一個成熟而有文化涵養，能克盡社會責任的「完整的人」。

九十年十二月十日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