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姦除罪化」面面觀

釋昭慧

        日前部分婦運團體提出了「通姦除罪化」的呼籲，這是一個極其辛辣的話題。它有幾個立論基礎：一、通姦倘須負起刑責，最後的結局通常都是「兩個女人的戰爭」：女方出軌時，男方必定是將妻子與外遇對象一併控告；男方出軌時，女方通常只告第三者——兩者都不出「女性挨告」的結局。故此罪倘若不除，徒證成「夫權」之正當性而已，並不能達成女人「遏阻丈夫外遇」的效果。「通姦除罪化」訴求所對抗的，正是這種夫權；此一訴求一旦成功，失利最多的也是這種夫權。二、情慾自主自由，通姦屬男歡女愛之情事，與道德缺失無關。三、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教育可以更有前瞻性，教導下一代，兩人是因為相愛而結合，不相愛就分開，讓雙方都有相當好的選擇。四、通姦罪意味著在法律上允許人用報復與仇恨來對待配偶，而報復與仇恨也是不道德的。五、通姦是「私領域」之情事，與「公領域」無關，法律不需插足其間。

         在法律的層面，第一個理由較能具足說服力。筆者可以理解並同意：將「通姦」改作民事而非刑事案件，讓「變心」者負擔起賠償配偶精神痛苦或家庭損失的責任，卻避免讓「通姦」罪實質上成為「彰顯夫權」的工具，誘發「兩個女人的戰爭」。然而第五個「私領域」的理由則似嫌牽強：訴諸民事求償而非兩造「私了」，這豈不依然是公領域適度介入私領域的表現嗎？其實公領域介入通姦事，已是「果」而非「因」，若究其因，早從「認證合法婚姻」開始，「公領域」就已介入在情欲的「私領域」中，留下「保障合法婚姻，排拒第三者介入」的伏筆了。

         在道德的層面，筆者實無法同意「通姦無關道德缺失」的觀點。

         當一方「變心」而另一方以合理手段「報復」其變心之時，兩人都只是在逞其貪瞋癡煩惱而已，旁觀者只能「既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卻無法以雙重標準來理解：何以前者無涉乎道德缺失，而後者卻有之？「通姦」意味著「另一段愛情的發展，導致了對配偶的失諾」。也許「愛情」無罪，但「失諾」是否道德之惡？給配偶一個錯誤期待，讓配偶因承諾失效而心碎，有子女者甚至因此而讓子女面對一個破碎的家庭，這是否道德之惡？

         男女情愛與宗教的廣慈博愛不同，它原本就容易挾帶「佔有欲」。「海枯石爛，此情不渝」的相互承諾，雖然產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但審視其本質，也只是相互滿足佔有欲的至情流露而已。一方一旦失諾，則另一方勢必無法滿足其佔有欲，此時由愛生恨，也幾乎是一種制約反應。我們當然希望當事人能沉澱情緒、昇華心境，化恨意為祝福，化小情為大愛，但這已進入宗教領域，冰冷的法律條文，是無法承載這種功能的。

         然則退而求其次，對那些因配偶失諾而懷藏恨意，無法昇華其心境的人，社會也似乎須要提供他（她）合理的情緒發洩管道，這正是法律介入情欲「私領域」的積極意義——最起碼其報復尺度要被法律規範，而不能任其遂行「私仇私了」之意念（如：情殺、潑硫酸、私密大公開、黑函滿天飛等等）。這時，讓當事人透過法律途徑尋求合理報償，反而對「業已變心」與「意圖報復」的雙方，都是一種保護。站在這個立場，我們也許可以考量：情欲雖屬「私領域」事，一旦衝突出現之時，視當事人之需要，「公領域」依然可以作適度之規範與仲裁。通姦受害人可透過「民事求償」，這不正是一個良好的「公領域規範與仲裁」實例嗎？

        「通姦除罪化」的另一大論據是：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沒有愛情的婚姻確乎隱藏罪惡，「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是個範例。然而另一方面，此一觀念倘若推到極致，本身也就足以解構婚姻的穩定性；因為婚姻的法律效力是持久的，婚姻所形成的家族血緣關係更是超穩定結構，但愛情卻建立在「感覺」上，是最飄忽無常的東西。以一個飄忽無常的心理基礎，提供一個「忠貞不渝」的法律承諾，形成了親子血緣的穩定結構，這就是婚姻內在的矛盾與弔詭！

         也許，兩造都同意讓「飄忽的愛情」與「持久的婚姻」脫勾，在體制外隨時保持其「飄忽而無須持久」的彈性，這比婚外情對配偶所造成的失諾，會更減少道德之惡吧！如或雙方都有接納並經營「持久的婚姻」之共識，那麼，在愛情的脆弱基礎之外，可能還要藉助「但取一瓢而飲」的人間恩義與淡泊物欲的宗教情懷吧！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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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姦除罪化與婚姻穩定性——一個非道德性角度的分析

釋昭慧

       「通姦除罪化」最被質疑的是：它會不會動搖婚姻的穩定基礎？我們不妨檢視此一命題：

        大前提：維持婚姻的穩定性非常重要。

        小前提：通姦除罪化會動搖婚姻的穩定性。

        結　論：因此，通姦不宜除罪化。

         這兩個預設前提，放在個案或社會的情境之中加以檢驗，可能都有問題。第一、通姦罪的存在，或許並非維持婚姻穩定性的關鍵要素。第二、依個案來看，苦聚不如樂離，惡質的婚姻（例如：丈夫有凌虐妻兒之暴力行為），未必見得需要維持其穩定性。還有，在社會變遷之中，婚姻的穩定性也已不再如過往這般重要了。

         從因緣條件的供需法則以思量之，則婚姻的穩不穩定，常繫乎婚姻雙方的心理需求、現實因緣，與社會文化所提供的背景條件；通姦罪之存在與否，反而不是關鍵性要素。社會背景的部分且先不談，就婚姻雙方而言：

         第一、倘若雙方都有讓婚姻存續下去的心理需求與／或現實利益，就自然容易維繫穩定的婚姻關係。

         第二、倘若只有單方面具足此一心理需求與／或現實利益，則其有兩種對應之道：一、無論如何屈居劣勢，也會想辦法維繫婚姻關係。古代無經濟自主條件的女子，不得不容忍丈夫外遇或三妻四妾，將原屬男子與女人間的情欲矛盾，轉化成「兩個乃至多個女人和平共存」的局面，即屬此一情況下出現的婚姻穩定性。二、為了維繫穩定的婚姻關係，不惜將危及此一關係的第三者予以殲滅或嚴予懲罰。於是，爭寵、捉姦、情殺之事，層出不窮；通姦罪到最後大都演變成「兩個女人的戰爭」，罪魁禍首的男子反而在一旁納涼，原因在此。

         第三、倘若雙方都無此一心理需求與／或現實利益，則婚姻之穩定性自會大幅削弱。晚近社會中，離婚率大幅提高，非婚姻之同居關係也極為尋常，這絕非「人心不古」之泛道德論所可解釋，它所反映的只是現實層面的供需法則：當代人心或社會，對婚姻制度的現實需求，已不若古時來得這般殷切了。

　　人類因情欲而必須付出生養後代的代價，而女性的懷胎期與後代的幼弱期又極其漫長，在這母子亟須保護的期間，保護的責任歸屬問題，使得人類不得不發明出種種婚姻制度。母系社會的制度，也許比較符合情欲的原型——它把此一責任歸屬，置於女性的兄弟之中；舅舅有保護姊妹與甥兒的責任。在父系社會中，此一責任歸屬轉置於情欲行為當事人身上，於是，丈夫有保護妻（妾）與養育兒女的責任，但前提是：妻（妾）必須向單一男性輸誠，以確保兒女血統的純正。

         然而這種供需層面的現實考量，卻逐漸演變成在「情欲忠誠度」方面男女不對等的道德、習俗乃至法律。為了矯治這種不公平與非正義，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現了，它照顧到了愛情所難以避免的「佔有欲」，規範了男女雙方的對等忠誠，因此它也較諸父系社會，照顧到了女性在實質上與精神上的保障——依法男子不但不可三妻四妾，也不得拈花惹草。

         但是法律的實施，並不意味著習俗能立刻跟進，所以社會習俗對女性「情欲忠誠度」的要求，還是比對男性的要求苛刻得多。在此文化制約之下，那些受到外遇之害的女子，大都在「懲罰配偶與第三者」與「只懲罰第三者」的兩個選項之中，選擇後者；對她們而言，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是符合其「利己原則」的。這已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文化是無孔不入的，簡直讓人找不到下手變革的著力點，於是部分女性主義者轉而訴諸法律，希望在形式上先將「通姦的刑事罪」全面解套，以免它徒然演變成「兩個女人的戰爭」，而導致實質上的不公平與非正義。

         還有，避孕術成功後，兩性可以有婚姻關係，而親子的牽繫不一定存在；女性經濟獨立後，可以無婚姻關係，卻擁有自給自足的生活能力；試管嬰兒的醫學技術發達之後，單身女子更有了不透過「性」即得以生育子女的條件。這一切，都改寫了傳統婚姻、家庭與親子關係的概念。情欲自主論、通姦除罪論，都是在這些社會所提供的背景條件具足之後，才被提出來的「後現代情欲觀」。

         這些觀念，顛覆了「萬惡淫為首」、「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漢民族傳統的道德觀與法律觀。它在情理上是否都站得住腳？容可再議，但它在事實層面的發展，卻印證了一項佛陀所開示的法則——「緣起」：一切現象都隨因緣而變遷生滅，無有永恆（是名「諸行無常」）；一切現象也不可能獨立自存，而是因緣條件制約的結果（是名「諸法無我」）。此一定律，證諸攸關婚姻課題的道德討論或法律訴求，顯然若合符節。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