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死」與「安樂死」—一個佛法向度的倫理探索

釋昭慧　　

  　   立法院衛生環保與社會福利委員會於六月三日上午審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案，通過了所謂的「自然死」條款。這項條款未來若順利地三讀通過，爾後不可治癒的患者得不使用無謂的急救（包括心肺復甦術，人工呼吸器、強心升壓劑、各種插管等維生醫療）來延長瀕死過程。

　　自然死（Natural Death）與安樂死（Euthanasia）不同，安樂死者，為減少病患的痛苦，以特定方式（例如積極作為：為患者注射藥物致死，或是消極作為：去除維生系統）刻意結束病患的生命。自然死並沒有上述積極或消極的作為。

　　生物醫學倫理有四項原則：一、行善原則：一切以病人的利益為前提。二、不傷害原則：將對病人的傷害減到最低。三、自主原則：尊重病人的尊嚴與自主性。四、正義公平原則：合理地分配醫療資源。「自然死」並未違背此諸原則。此中「行善原則」要求醫療必須延長生命、治療疾病並減輕痛苦，但是當「延長生命」與「減輕痛苦」的兩大使命互相衝突時，「自然死」條款讓醫療人員有了選擇後者的法律空間。反之，對於明知救治無望的末期臨終病患，因進行急救而增加其承受痛苦的時間，這違反了「不傷害原則」；若病患曾表達過不接受急救的意願，醫療人員卻硬是予以急救，這也違反了「自主原則」。

　　也許有人會質疑：安樂死豈不也符合同樣的四項醫學倫理原則嗎--癌末病患因生命不能主動予以終結，而必須繼續承受無益之苦，那豈不也違反了「不傷害原則」？病患既已表達了結束生命的意願，倘若不能給予尊重，這豈不也違反了「自主原則」？同理，這也並不符合「正義公平原則」，因為，既無法讓末期病患自主地終結生命，就必然要繼續提供醫療資源，這是否同樣會面對「合理分配」與否的質疑？就「行善原則」而言，當「延長生命」與「減輕痛苦」的兩大使命互相衝突時，「安樂死」又何嘗不是讓醫療人員選擇後者的一種方式？

　　也許，兩者的分野在於：自然死不涉及「自殺」或「殺人」的倫理之惡，透過醫療人員協助進行的安樂死，卻必須面對此一質疑。再者，醫療人員協助患者「終結生命」，這將使其「救人」而非「殺人」的角色產生嚴重的混淆。而癌末患者的痛苦來自病症的本身，並非來自醫師的維生醫療行為，所以醫師縱使不協助其終結生命，也不致於牴觸「不傷害原則」。還有，自然死不是由人加工以促成死亡的，安樂死卻正相反；於是，縱使排除了安樂死的所有倫理質疑，但依醫學與法律的判準，要待症狀嚴重到什麼程度，方得採取安樂死的「加工」行為？就成了一條必須劃出而卻不易劃出的界線。更且於今，妥切的安寧療護已可減除末期患者的大部分痛苦，也許「用安樂死減輕痛苦」就不再是如此必要的「行善原則」了。

　　更強烈的質疑毋寧是來自宗教界的。基督宗教不贊同用任何方式殺人或是自殺，主要原因是：上帝依其肖像創造了人，人的生命因此具有神聖性，與動物有所不同。因此，除了上帝，任何人無權剝奪人的生命。

　　佛教沒有創造論，也沒有「人類生命神聖論」，但它同樣反對殺人或是自殺，原因是：每個人都有本能而強烈的「自體愛」，這種本能未必「神聖」，但當自體受到傷害時，會不由自主地產生恐懼與痛苦，因此對生命的求活本能，應予尊重。以此緣故，不但不宜殺人，而且也不可自殺。

　　「自主原則」用在自殺或安樂死，是會構成內在矛盾的。因為它立刻要面對「是生理自主還是意識自主」的難題。原來生理上對自體的愛執是本能而強固的，它並不接受意識的指揮，甚至會傾全力抗拒意識對身體所下達的死亡指令。此所以自殺者恆用不可逆轉的劇烈方式（如跳樓、上吊、喝農藥等）斷命，讓生理上的所有抗拒無效，讓自己在承受生理抗拒之痛苦時，已無後悔的空間。職是之故，縱使在理智上，患者自願以安樂死來解決問題，但外力臨到以終結生命的那一刻，本能的自體愛未必會束手就縛，待到那時，在恐懼、痛苦中抗拒四大解體的生理掙扎過程，就未必是表象那麼「安樂」了！

　　一般解釋自殺現象，總以為那純粹是某種挫折或壓力的情境造成的。但是那無法用以解釋：面對同樣的挫折與壓力（如失戀、病痛、升學壓力……）之情境，何以有人會選擇自殺，大多數人卻不見得會這麼做？其實過往生命歲月中「自我終結的慣性」，往往才是「情境」之外更深層的因素。

　　生命不要養成自我終結的慣性。一旦「以加工死亡解決問題」成了處理痛苦、挫折的慣性，爾後在生命的時間長流中，遇到痛苦、挫折時，易循慣性一死了之，而不努力尋求解決或面對之道。因此依佛法觀點，「安樂死」是否適宜合法化？還是須要審慎考量的。（作者任教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

——刊於九十一年六月五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