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天害理的動物實驗

臉書留言錄（之一○四）

　　　　　　　　　　　　　　　　釋昭慧

102.8.17

　　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長蔡向榮說，米格魯動物實驗勢在必行，即使外界反對，「硬著頭皮也得做」，將根據替代、減量、精緻化的實驗動物三原則審慎處理，絕對會以尊重生命和負責任態度執行實驗。

　　儘管對米格魯注射狂犬病毒，毫無任何價值，但他們就是橫了心，這種殘忍的動物實驗非做不可！

　　老實說，他們久已將動物實驗適作理所當然，因此才會大剌剌公開說明而挨罵！

　　更多不見天日的實驗動物，他們的慘況，可是被小小心心地遮掩的！

　　我曾於一論文中提到：

　　吾人實無法苛責其「自衛優先」的抉擇，因此必須衡諸實況因緣，為凡夫設立諸如「只能在自衛的情況下，不得已而傷害他者」之類，最低度的道德標準，但仍應注意以下三個面向的「情境」思考：

　　一、必須是已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才能為自衛而傷害他者。易言之，若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縱使會花更多的時間、金錢與力氣，都要嘗試使用這些不必傷害他者即能達成自衛效果的方式。因為，生命的價值還是比便利或財產的價值來得更重要。例如：凶猛的流浪狗是有可能會傷及人類，但殺滅牠們並非唯一方法，人道收容與適度圈養也許比較麻煩，也比較花錢，但卻是較好的一種解決方案。

　　二、即使眼前確實沒有其他方式，也必須時常懷抱慚愧之心，儘己可能以繼續研究，一心求取不必傷害他者即可自保的替代方案。有了這樣的心意，就有可能依人類的聰明才智，研尋出了自己與他者「雙贏」的解決方法。例如：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因為有「殺害胚胎」的倫理爭議，科學家就得想盡辦法，來研究其他不必從胚胎取得幹細胞的方法。

　　三、最怕的就是以「自衛」或「人類利益」、「公眾利益」之理由，而將傷害他者的任何行為，視作「理所當然」（例如：聲稱為了人類福祉或最大化效益而作殘忍的動物實驗）。傷害他者的行為，一旦在倫理認知上賦與了正當性與合理性，將會使人淪喪了易地而處的道德感情，從而忽略了其他替代方案的研發。

　　動物實驗的議題，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人們言之鑿鑿地敘述動物實驗的諸般人類利益（或最大化效益），卻從不逆向思考：是否可以找出動物實驗的替代方案。這實是受限於西方主流思想的視野，亦即，人們早就已經在科研過程之中，隱藏了西方主流神學或主流哲學的價值觀，認定動物沒有神性、靈魂或理性，因此可以在牠們身上為所欲為。

　　替代方案真的是那麼困難嗎？即使是在古東方的中國與印度，醫藥之學非常發達，其時醫、藥學家也並非使用動物來作實驗，反而常是藉諸自己來作人體實驗。

　　例如：神農是親嘗百草，而不是押著白老鼠或兔子，來測試百草的功效與副作用。中醫有完整的人體肌理經脈之學，那不是藉諸血淋淋的動物解剖，而是來自對於自體或動物身體的深度觀照。這些類似佛家所述「止觀」的工夫，不也是醫藥專業人士可以開發的潛能嗎？又為何一口咬定「捨動物實驗即別無他途」呢？

　　原因正如前述：傷害他者的行為，已經在倫理認知上賦與了正當性與合理性，使人淪喪了易地而處的道德感情，從而失去了研發「動物實驗以外之替代方案」的積極性。

　　更且忍見動物受苦而無動於衷，必將導致「自通之法」（同情共感的能力）淪喪的危機，從而對待動物與對待人類，往往只是一念之間、一線之隔而已。自紐倫堡審訊納粹黨以猶太人進行不人道實驗之後，國際上痛定思痛，遂制訂了紐倫堡守則（Nuremburg Code），以作為人體實驗的基本規範。其後陸續揭發了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極不人道的人體實驗，美國為了取得研究成果，竟與主持該項實驗的日軍進行資料交換，從而掩藏了犯下嚴重罪行的戰犯。

　　爾後美國衛生署在Tuskegee的梅毒觀察實驗，以及核爆幅射的人體試驗，讓受試者產生嚴重傷害，都未徵得受試者的同意。美國國會於是成立了規範人體實驗的專責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78年發表Belmont Report，對美國國內的人體實驗，作出了明確的規範，其中有「尊重受試者之自主性」、「仁愛原則」（含「不傷害原則」）和「公正原則」，這些原則其後融入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及衛生署的相關法規之中，形成了進行人體實驗的規範 。

　　1964年，世界醫學協會發表「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歷經五次修訂而於2000年完成。此一宣言特重視知情同意原則（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對受試者有充份的保護措施，並要求實驗設計符合「實驗的平衡」（experimental equipoise），受試病人的測試，不得低於現行療治水平。

　　試問何以科學家無法依「自通之法」，形成對人體實驗分際的道德自覺，而必須仰仗剛性法規的限制？這說明了：對動物之苦難假使可以無動於衷，則自他互換而對他者處境感同身受的能力，勢將大幅限縮，對人之苦難變得冷酷無情，也就絲毫不足為怪了。

對動物實驗的強烈質疑

一、孟子的職業分工論——「君子遠庖廚」

　　一向提倡戒殺、護生乃至素食的佛家姑置不論，即使是並未提倡素食的儒家，都相當明白：人類對動物的苦樂情緒，有著感同身受的能力。因此當齊宣王對著待宰牛隻，產生了「不忍見其觳觫」的惻隱之心，孟子就此而作了精確的剖析：那是一種「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天性，有以使然。

　　就孟子而言，不忍眾生受苦的情感，本來人皆有之，這是一種不辯自明的素樸情感。但是洞悉人性幽微的孟子也知道：倘若不能遠離「庖廚」環境（屠宰場與宰殺動物的廚房現場），那麼屠宰動物這類工作，會讓人產生「對眾生苦無動於衷」的心理自衛機轉；也就是說，在反覆操作「宰殺」動作之後，人在情感上會由震撼、悲傷、痛苦、內疚而逐漸麻木；久而久之，在殺戮時甚至還會產生感官與心理上的莫名亢奮，終至培養出「嗜殺」的職業慣性、變態心理。因此「麻木」還不是宰殺者最壞的心理狀態，更可怕的是頑強的殘暴慣性。

　　孟子對這種殘暴慣性的危險性，有很深刻的透視，但肉食習慣在社會上是不可能一時斷除的，因此他認為：最起碼身居要津的「君子」，是必須遠離「庖廚」以維護其清明良知的。有這種「不忍人之心」，才能「行不忍人之政」，而不會逞凶肆虐，帶來生民塗炭的大災難。他用「職業分工」方式，來看待天大地大的「宰殺」一事——既然宰殺動物勢不可免，那就讓基層「小人」來從事這一個行業吧！

　　在這個世界上，充斥著受到「欲望支配」或「觀念影響」的人，他們日復一日地，直接或間接地屠殺、虐待或剝削動物，而且如此這般地振振有詞。更恐怖的是，過往這種人大抵屬於孟子口中所說的「小人」——亦即低階層民眾；如今中高階層的大量「君子」——包括了相關行業的財團主腦、企業CEO，以及科研機構的知識菁英——竟然樂此不疲。

二、「思想殖民」的動物實驗

　　最令人不安的是，標準西方規格的生命科學（含醫學）研究流程，使得「動物實驗」幾乎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環，否則那些研究的正確性將被強烈質疑，其研究成果也經常被拒絕採用。例如：在政策上只要規定：「任何新產藥品的推出，都必須經過一定時期與一定數量的動物實驗，再進入人體實驗的階段，最後才能上市」，那麼任何新藥的研發者與製造廠，就不敢不完全照辦。

　　東方醫藥學界原本重視感同身受之冥契經驗（望、聞、問、切的功力培養），及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如「神農嚐百草」的良好傳統），如今在中國大陸的中醫藥大學與中醫醫院，竟也被課以「必須經過動物實驗」的「標準規格」，並且引起自豪。

　　如曾聰彥於〈開展動物實驗研究提升醫院科研水準——記我院中藥藥理實驗室〉一文，就很自豪地表示：「動物實驗是開展醫藥科學研究的重要支撐，醫藥學科研中採用動物實驗，可以把很多人體上非常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可以進行各種因素的細微探討，而這是臨床研究難於做到的。……中藥藥理實驗室的成立使我院科研水準上了一個新臺階，躍升至中山市乃至廣東省的醫療衛生系統前列，並開創了幾個重要突破。」，詳見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網站，2011年1月5日，2011/10/20線上查索。

　　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了「思想殖民」的殘酷事實。在西方強勢科技文明的主導下，東方從西方輸入的，絕對不止是許許多多的「科技」，而是科技深層的一整套「思維邏輯」。他們將動物視為「活動機器」，而高推人類「理性」的尊勝。這是西方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思維邏輯有以使然。因此即使是在東方科學界的實驗室裡，那些視動物保護為「良知良能」之類的東方哲學，也毫無立足之地，因為它已接受了「全盤西化」的思想訓練與標準作業流程的嚴格要求。

三、一群「君子」操作下的「產官學」合作的綿密機制

　　另一方面，源自西方的資本主義，同樣無遠弗屆地席捲全球，在利潤掛帥的思維下，傳統農莊動物在宰殺前所擁有的蔚藍天空、青青草原與自然飲食已成奢求，從出生到死亡，經濟動物受到無以記數且令人髮指的荼毒虐待，並且大量抗生素、荷爾蒙與瘦肉精等非法藥物的施加，使得肉品消費者的健康，同樣深受鉅害。

　　屠宰從業人員只是孟子所定義的「小人」，因此他們的職場環境與身心狀態即使惡劣，對社會的潛在危險都還有限；但是在錯誤觀念的導引下，學術金字塔頂端的大量「君子」，卻在反覆操作著類同劊子手或屠宰從業員一樣的動作。他們是人，同樣會經歷由震撼、悲傷、痛苦、內疚而逐漸麻木的心理自衛機轉；我們難保這些當代的「君子」們，會不會產生莫名的亢奮，終至培養出「嗜殺」的職業慣性。而正是這群「君子」，透過「產官學」合作的綿密機制，可以對政策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在情感上，最難讓人割捨的是口腹之欲，它經常受制於人們的感官本能與生活習慣。人們即使懷抱著慚愧之心，依然可能在「無法抗拒食物誘惑」的情況下，繼續吃眾生肉，因此屠宰這項古老行業的存在，勢不可免。

　　然而更恐怖的不是難捨的欲望，而是荒謬的見地。欲望難以遏止，還會讓人感到慚愧，反倒是諸如人類中心主義或資本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縱容著人們肆無忌憚地虐殺動物，而且做得心安理得，毫無慚恥愧恧之心。這種理直氣壯的心態，使得人們絲毫不想尋求「不必傷害動物即可自保或增進人類福祉」的替代方案。

　　因此，動物保護者最須正視的，就是以「自衛」、「人類福祉」或「公眾利益」之類的理由，而將虐殺動物的任何行為，視作「理所當然」的言行（例如：聲稱為了人類福祉或整體的最大善（最小惡），而作殘忍的動物實驗）。傷害動物的行為，一旦在倫理認知上賦與了正當性與合理性，將會使人逐漸淪喪易地而處的道德感情，從而堅拒研發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發。

（以上，摘引自釋昭慧，〈動物保護的兩大依憑——動保良知與動保論述〉，《應用倫理評論》第57期（中央大學，2011年），頁12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