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師

　　越南發生排華暴動風潮，令我們急切關懷受苦受難的台商、台幹（當然也包括所有受暴動所害的華人乃至其他國人）。

　　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的排華暴動，這已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小時居住緬甸，值遇尼溫政府排華風潮，父母決定放棄所有資財，回歸「自由祖國」台灣，我也從優渥富裕的快樂童年，遽爾進入一貧如洗的「難民」社會。因此對排華暴動，個人實有切膚之痛。

　　然而在越南排華風潮正熾的此時，除了憤怒與悲傷之外，我們還要冷靜反思──華人身居僑鄉，應該如何趨吉避凶？

　　「歸化」有時是一種「趨吉避凶」之道！讓華人徹底與漢文化「斷根」，全面注入在地語言與文化，融入當地社會，並且調整「僑居」心態，把異鄉視作故鄉。

　　有時「歸化」甚至是被強制而自己作不得主的。許多南洋國度的政府，強勢勒停華文學校，要求華人子女全面讀、講當地語言。但無論如何，讓人與母國文化全然斷根，還是會留下些許文化認同上的創傷與遺憾。因此文明國家大都已有「多元文化並存」的共識，允許移民保有語言與文化特色，甚至將此視同在地珍寶。

　　另一趨吉避凶之道，就是佛家所說的「廣結善緣」。南洋華人移民史上，多少排華慘案，都是暴動住民把華人視作當地資源的掠奪者、當地工農的剝削者，在「自以為義」的心態中，撩撥起了種族仇恨，讓華人慘遭燒殺擄掠之禍。印尼有一條河名為「紅溪河」，據說在當地排華史上，馬來人大量屠殺華人，棄屍河中，河水為之染紅，因此名為「紅溪河」。

印尼紅溪河整治前（慈濟基金會提供）。

印尼紅溪河整治後（慈濟基金會提供）。

　　我們不妨看看，慈濟是用什麼「廣結善緣」的方式，來力挽種族仇恨的狂瀾！

　　2002年，印尼華裔慈濟人為了改善雅加達水患，發現問題出在「紅溪河」岸的貧民區，民眾在簡陋高腳屋上居住，直接將垃圾與屎尿棄入河中，這使得雅加達逢雨就淹。印尼華商慈濟人在慈濟理念的鼓舞下，為了整治水患，先後打造了數千戶美觀堅固的大愛村供貧民入住，然後再拆除這些簡陋的高腳屋，並在大愛村中，為穆斯林住民建設清真寺、學校、工廠，還請教長駐守清真寺，讓住民有宗教慰藉。

　　這讓印尼民眾對「華人」印象大為改觀，從「仇華」的心態，一轉而成華人之友，有的甚至成為慈濟志工。

　　越南排華事件中，我們不宜只劃清界線，努力區分「中國人」與「台灣人」的不同。華人在當地必須與民眾建立起相互疼惜的真誠友誼。財富可以挑起仇恨，也可換來珍貴的友誼。慈濟「無私奉獻」的佛教文化，在印尼力挽「排華」狂瀾，即為一例。

　　許多人反慈濟，擁有較為理性的觀點，並且直指結構性問題，這些非屬濫罵的言論，值得吾人認真反思，那就是：慈善工作的推動，是否反倒會因緩解了社會問題，從而延緩了社會改革的進程？講得更直白一些：老是在社會上注射「慈悲」的嗎啡，是否會延誤「正義」的藥劑治療？

　　後來靜觀多年，發現：他們所推動的工作，確乎有移風易俗及賑濟災厄的強大功效，而且這是發自內心的善德力量，以共願來轉化共業。慈濟採用鼓勵行善的方式，讓富者心甘情願地將其財富往弱勢一端流動（而非用強制方式，製造階級仇恨以掠奪其財富），其效果實不容小覷。這股推進國泰民安的「慈悲」力量，與推進社會改革的「正義」的力量，在社會上是缺一不可的，而且也很難要求一個團體兼具兩種功能（何以如此？那是另一結構性議題，為節篇幅，暫不於此岔開討論）。因此慈善團體與社運團體，實不宜互相攻訐，而應互相助成！

　　慈濟不是萬能的，我們不必期待慈濟在「慈悲」濟世的同時，兼顧那些訴諸「正義」的社會運動。我們必須公允地看到：沒有任何團體是萬能的，慈善團體與社運團體都一樣。我們不宜用自己的強項，來凸顯他人的弱項，卻避談自己的弱項。最缺德的是：對他人的強項視若無睹，甚至刻意抹煞他人在發揮強項時，對人類乃至生靈的鉅大貢獻，刻意放大特寫他人的弱項，乃至捏造出他人的弱項！這是「為人畫上標靶再鼓動眾人瘋狂射鏢」的罪惡行為。

印尼慈濟大愛屋（慈濟基金會提供）。

　　社運人以社會結構的「公平正義」為奮鬥目標，但社運人倘若在品評其他人或其他團體時，故意略去別人的功績，而專挑其弱項來指指點點，那麼他骨子裡也只不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法西斯」而已！這樣的人品與表現，很難讓人信賴：這些人打自內心理解並服膺「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

　　我們不要只顧著嘲諷慈濟「顧慈悲，不顧正義」，既以「正義」為社運價值，就要凜然記取各種排華運動或文化大革命，那種「自以為義」的歷史共業。

　　再舉慈濟以三星期時間力挽菲律賓「廢城」狂瀾的一例：

　　去年11月間，在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之際，重災區獨魯萬的市長都已準備棄城，要災民離開家園各覓生路，沒想到慈濟志工卻排除萬難進入災區，發放物資和熱食，並協助災區復原的浩大工程。

　　為了重建災區，證嚴法師啟動「以工代賑」，請志工們帶領災民走出憂傷與絕望的幽谷，一方面領工資以維持生計，另一方面共同重建自己的家園。他們冒著被海盜搶劫的危險，乘坐小艇大量運送現鈔至災區（當地連銀行都已被吹垮了）。

　　最難得的是：作為佛弟子的證嚴法師，竟然要求先修復教堂！原來，她指示慈濟人，要優先修復兩項工程：1、修復教堂。2、修復街道。法師親口告訴我，修復教堂，是為了要讓信仰天主教的民眾，獲得心靈的安慰；修復街道，是為了讓物資得以運入市區，商店得以營業，好讓災民於領取工資後，可以順利購得民生物資。

　　「以工代賑」十分成功，第一天僅有6百多人，災民不敢相信會有工資可領，大都抱以觀望的態度。下午領了較一般工作更高的工資，災民確知不會受到詐騙而做白工，於是奔相走告，於是每天快速增加重建尖兵，到最多一天有3萬多當地災民投入了重建。終於在短短的三週內，讓原已宣告「棄城」的獨魯萬災區，得以恢復市容，也讓受災民眾得到心靈上的重建與慰藉！

　　大家不要以為我是慈濟通，其實我真的是後知後覺，直至今年初應邀至慈濟新店醫院參加歲末祈福會，在拜會證嚴法師時，方纔得知這項足令台灣社會引以為榮的重大功勳！

　　筆者曾因事兩度至菲律賓宿霧，這是菲國第二大城，氣候宜人，景觀優美，陽光海灘，宛若世外仙境，素有「度假伊甸園」之美稱。然而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它的美景，而是它的貧民窟。居民衣衫襤褸，住房矮小破落，屋頂覆蓋的鐵皮早已生鏽，木片搭建的牆板也已破舊不堪。以在台灣慣常舒適的居家生活標準來看，很難想像他們是如何在此過日子的。

　　每次看到這裡的貧民區，心裡都有一種強烈的不安，不安來自對比的強烈。在同一都會裡，華人的商業鉅子，築起高樓別墅，外面建造高聳的圍牆，再僱佣菲律賓人以為守衛，宛若一座座堅固的小城堡。在這個堅固的城堡裡，他們過著相對而言如同天堂般的物質生活；但只要走幾步路，在街頭一個轉角處，就可看到破破落落的貧民窟。以眾生平等與社會正義的眼光，來看那種貧富懸殊的現象，自然會深覺不安。

　　但筆者的不安，不祇是來自對受苦貧民有所不忍的心情，也兼帶一份對生活優渥之華人的擔憂。筆者常忍不住想道：那些華人的生活，有可能長久安全嗎？他們用人工打造出來的城堡，能堅固到什麼程度？它是可以防衛宵小，但其力量是否已足以防衛夥眾犯罪的行為？他們若足不出城堡，則城堡形同豪華監獄，生活又有何自由之樂趣可言？但若邁出城堡之外，又豈能處處獲得銅牆鐵壁般的護衛？還有，他們又如何可能用這樣的城堡，來對抗被煽動起來的族群仇恨與階級鬥爭？終極而言，他們應如何在那塊土地上安身立命？

　　……筆者隱約感覺：……華裔在僑居地倘要獲得真正的安全，絕對不是築起高牆，擁有警衛，而必須是跨出高牆，擁抱當地的苦難人民。即使他們在布施時心無所求，都終將獲得當地社會住民打自內心的敬重與認同。

　　同樣的種族與階級問題，在印尼比起在菲律賓，是更為嚴重的。血跡斑斑的印尼排華史，正說明了這項事實。三百多年前，一萬多名華人在紅溪河畔的悲慘遭遇，讓血流染紅了溪河，河流以此得名。印尼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種族矛盾，迄未得解。然而在三百多年之後，慈濟的無私大愛，卻為種族仇恨的陰霾，射入了一道陽光。華人率先伸出友誼之手，在無私大愛的付出中，與印尼住民達成了真摯的和解。

　　印尼慈濟人取之於當地，用之於當地，整合在地華人的力量，幫助貧苦住民離苦得樂，為他們建造美好家園。這個曾有排華活動的貧窮國度，由於華人以慈濟大愛，將財富良性分配，無形中化解了昔日來自種族、宗教、貧富階級等等差異所導致的藩籬隔膜與血腥衝突。

　　這樣的永續經營，豈不才真正是海外華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而印尼慈濟人協助官方整治紅溪河，並為貧民建造大愛屋，已將佛家「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化為感人肺腑的具體行動，為海外華人做了良好的示範。他們的慈悲心行，必將導引出更多的慈悲心行，未來的受益者，絕不僅止於紅溪河畔或雅加達市的住民而已！

　　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公正原則」獲得了重視，二十世紀以後，先進國家更逐漸把原屬人道、慈善的社會福利，視為國民應得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發展所應遵循的政策和措施，而非一項「德政」。

　　然而公正原則倘無仁愛力量的推動，則將形成搶取「權利」而不重視「付出」的社會。依佛法而言，布施者確實應該學習著以無私、無我，不求回報的心態來對待受施者。然而面對布施者的付出，受施者倘若欠缺一份「感恩」之情，理直氣壯地當作是自己應得的「權利」，好似一切獲得都屬理所當然，那麼，他的人生也將減損了幸福與快樂的泉源。「權利」導向的思考，原是為了確保社會福利服務之提供，但少了布施者「無私」與受施者「感恩」的兩大要素，則社會福利服務熱誠的活水源頭，終將宣告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