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灑儒、佛之間，間接催生「人間佛教」

──梁漱溟先生學行誌感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四○一）

106.2.19

　　悅萱傳來一篇前天（2月17日）所載，群學君、鄧偉二人的報導：〈他一個人記錄了整整一部文化史〉，打開拜讀，原來是，攝影師鄧偉先生為文史哲前輩攝影的感人故事與攝影作品。此中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等先生，都是耳熟能詳的學界前輩。

　　此中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早年援佛入儒，晚年回歸佛教的梁漱溟先生（如左照片，楊絳攝影）。

　　漱溟先生大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伴我度過意興風發的大學時代，那時，我理所當然以「君子儒」自期，曾未料及不久後會逕入佛門。

　　該書提出，由於「意欲」的不同，中國、印度和西方形成世界上三種不同的文化形態：西方文明是生氣勃勃的人類青年期文明，中國文明是心智成熟的人類中年期文明，而印度文明則是最高覺悟的人類老年期文明。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他指出：由於中國文化早熟，未待走完第一路便拐入第二條路，至使碰到西方文化而相形見絀。他認為，現代中國應重新先把第一條路走完，然後再走第二條路，但他相信中國文化是未來世界文化的共同路向。

　　姑不論吾人是否贊同他的分類與詮釋，然而較諸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顯然還是海納百川以圓融、貫攝的中哲風格。

　　牟宗三先生對他的論述，評價不高。原因是：「那一輩老先生正好都缺乏足夠的學養。」他說：

　　「梁先生是謂有性情、有智慧、有志氣之人，思考力很強，也有創發力。他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時年紀並不高，全是自己憑空想出來的。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詞都是無根的，所說的文化類型也太簡單，如說西方是前進的，印度是後退的，中國是適中的，這樣講都是一些影子罷了。

　　「所以思考力強，性情真，志氣高，也有相當的智慧，可惜無學以實之，結果盡成空華，白白的浪費了一個人才。」（參見：〈牟宗三直言不諱的評胡適、陳寅恪、馮友蘭、梁漱溟、西方哲學〉）

　　梁漱溟對自己的理論加以身體力行。他深信中國的未來要從農村的改革開始，於是投入鄉村建設的活動。但改變中國要從鄉村建設還是都會建設開始？這顯然是見仁見智的。

　　梁漱溟的這番學思、實行，在新儒圈中雖然未必獲得認同，但值得關注的是，他由佛轉儒的原因——「此時，此地，此人」，帶給印順導師很大的反思，終其一生，印順導師繫心於此，並提出了「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以為回應。

　　依漱溟先生的說法，三種文化分別是青年、中年與老年期文明，那麼他在中壯之年，國難方殷而鄉村建設百廢待舉之刻，會依他對佛教的理解而由佛轉儒，也是勢所必然。

　　只是他絕不會想到，自己竟然間接催生了抗拒老化，強調「青年時代、處世時代、集體時代」的「人間佛教」，他更不可能預料到，「人間佛教」竟還成為戰後兩岸佛教的主流論述，特別是，在台灣催生了「此時，此地，此人」豐富而多樣的社會貢獻。

　　漱溟先生晚年重新由儒入佛，其心境轉折與思想論述，可參見香港李慶餘先生之大作《梁漱溟思想與佛教》（第七章：梁漱溟晚年對儒、佛二家的論述與比較——疏解《儒佛異同論》，第八章：《東方學術概觀》談佛教和東方學術）。其中兩段，可視作漱溟先生揮灑生命於儒佛之間的總回顧：

　　「梁先生申明自己一直沒有放棄佛家思想，他轉向儒家後，放棄的祇是出家作和尚的念頭，在思想上還是傾向佛家。至於他從事鄉建、參與政事，乃出於佛教不捨眾生的救世精神。他還指出，自己年事已高，出家的想法又再次萌生，若能在遠離世間的廟裡生活，必然十分高興。

　　「梁先生早年渴望出世間，但在大乘不捨眾生的悲願下，他出世間又回到世間來，他的後半生正好體現了大乘利濟群生的特色。」（頁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