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小抗強權！

────釋昭慧

【名人開講】

採訪：呂政達　攝影：溫德鈞

問：法師是緬甸的華僑，後來才搬回台灣的嗎？

答：應該這樣說，我的爸媽是緬甸華僑，我們是在民國五十四年八月，我八歲時回台灣的。因為當時緬甸政府有很嚴格的外匯管制，所以來台後，家境發生很大的變化。其實我父母在緬甸時家境還算不錯，但為了來台灣，等於幾乎要放棄全部的家產。

當時中南半島普遍都有一股排華風氣，而緬甸的尼溫政權實施社會主義，華僑的危機感都很強。大部份華僑都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回歸台灣，另一就是回到大陸，有些是再移民到其他中南半島的國家。但由於我父親是個忠貞的國民黨員，三十八年就離開大陸，母親是四十四年才出來，經歷過幾次運動，知道中共政權的厲害，所以傾向選擇台灣。

來到台灣，我才八歲嘛，就插班小學三年級就讀，以身份來講，並不算僑生。所以能夠插班小學三年級，是因為過去在緬時，大姊就曾給我們華文教育，具備了基本的國事認知，不需要從頭讀起。

機緣，佛光山

問：緬甸應該是個佛教很興盛的國家？

答：應該是，它是南傳佛教的一個國度，那裡的比丘們仍保持著托缽的風氣，寺院相當多。

不過我加入佛教，並不只是出自這樣的社會背景。我母親在家鄉，從小就拜觀音，這當然是一種民俗信仰；到了緬甸後，倒是受到華人的一貫道道基壇影響。回到台灣很久後，幾乎是我出家前一年，才接觸到佛法，也跟母親討論到真正的佛教，母親才皈依三寶。

問：法師出家的時機，在這一代比丘尼裡應該是算晚的了？

答：不，算早。我們這一輩大學出家的行列裡，我算是很早的。我是民國六十七年，師大國文系讀完三年級就出家的，我是看著佛教由衰而盛，出家眾由被社會輕蔑轉為尊敬的。

問：當初是個什麼樣的機緣？

答：應該說是民國六十六年，我大二時，有機緣到佛光山參加大專佛學夏令營，才發現這些出家人怎麼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可見華人社會對出家人有著太多的刻板印象，把出家人當成是情感或事業失意，受到重大挫折和打擊，才有所謂的「遁入空門」啦。

出家，事因果

但是看到的那些出家人都很活潑，談吐不凡，學養也不俗。我就覺得很驚訝，怎麼跟我想像裡的出家人不一樣。

透過他們的教導，更深一層覺得，佛法跟我們自以為是的佛教也不一樣。一般民俗信仰只停留在燒香拜佛，求籤筊的層次，這些只是民俗的行為，但信徒對佛教比較有親切感，於是在當時都很籠統的被歸為佛教。

所以，接觸佛教後，才覺得佛教是個很有民主性格的宗教。很理性，不強調服從，也不認為有一個最高權威的創造神，只談個人的因緣果報，以及怎樣從這樣的因緣果報裡超越出來，達到解脫自在的境地，或大慈大悲菩薩的心胸，這都是個人修道的境界。

我覺得，最起碼佛法蠻適合現在一般知識份子的理想，所以慢慢的，很多人有因緣接觸佛去後，都選擇佛教做為他們的信仰。

知識份子有時候會有知識的傲慢，他們也不太喜歡什麼絕對的權威，正好佛法也不講這一套，包括佛陀都鼓勵弟子對祂的話抱持懷疑，保持發問的權利；我很欣賞佛法裡這種民主的性格和理性討論的空間。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想到如果能夠終生學習並弘揚佛法，會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那時就傾向於選擇自己的志願，做一個專業性的宗教師。但如果有婚姻和家庭羈絆的話，就會比較不容易做到，最後我就考慮出家。我出家的理由很平凡。

經懺，中國化

問：法師曾經提到過，對台灣民間的道場、法事和經懺文化，有過比較不好的經驗？

答：哦，那是我剛出家時，師長要求我們出來唸經，起先我非常不適應這樣的生活，但也因而比較瞭解一些基層佛教的問題，和一些經懺界出家人生活的憂苦，瞭解而且同情。

所以，雖然我還是不太喜歡經懺，但我並不會抱持太嘲笑的態度，因為那是整個文化的問題。中國文化是屬於儒家厚葬久喪的文化，本來喪葬問，在印度原始佛教生長的文化圈裡，是個比較簡單的問題，但是在中國的話，有各種繁複的儀式，要表示出自己家族的面子，在喪葬儀式裡較量出來，號哭和其他聲音，都需要很大的聲量，讓大家都知道，這與中國人含蓄的性格恰恰相反。中國人本來是個很含蓄的民族，在家裡對親人表達情愛都會覺得很不習慣，另一方面卻用很放肆的方式，在喪禮上表達自己的心情。

我以前在師大國文系讀「禮記」，發現古禮還更嚴，要怎樣捶胸、頓足，怎樣號哭，都有一定的規定。本來禮是發乎情，情感要真確，可是卻被規格化了。所以中國這種文化傳統，很容易讓宗教也不知不覺地捲進去。

現在，最起碼不願意做經懺的出家人已越來越多，尤其新一代出家人，要他們甘於在經懺圈裡打滾，是辦不到的，

僧團，慈悲心

當然宗教師應有這樣的慈悲心，照顧亡者的家屬，安慰他們的心靈，但是如果變成太耗費時間，比如一個人死亡就有七個七，再加上對年；一個人死可能就讓出家眾忙個八、九次，如果家屬還要求一次來五、六個出家眾，那就等於五、六十次了，所以死人生意永遠做不完，造成出家眾心境上很大的負擔。

但是，「經懺」，怎麼說呢，是經濟收益比較大的一個行業。出家眾本來是要守貧，過比較儉樸的生活；但有了經懺後，很多不屬於寺院的出家眾，幾乎就可獨立生活，所以現在很多出家人住小公寓，就是這個道理。這是一種社會現象，可以說是佛教和中國文化結合得很深而產生的社會現象。

新一代的出家眾像我們這些，越來越多人不肯投入這個行業，並不是說我們就逃避安慰死者家屬的責任，但大家應該分工合作。比如說，並不是所有出家眾都要面對信徒，有些人可以擔負教僧眾的工作；即使面對信徒，也傾向於對死者家屬，做比較實際的安慰，不再承包那麼多的儀式，也許只是去拈香，告別式裡說法。像我們這個僧團，去時絕不會是浩浩蕩蕩一群人，反而是說了法後，法師帶領來會觀禮的人一起唸佛，為死者祝福。

觀音，回頭看

問：隔了一段時間後，能否再談談法師對杯葛思凡，和七號公園觀音事件的定位？

答：杯葛思凡事件，可以說是佛教界由弱轉強的一個歷史時刻。當時我出家那麼多年來，一直感覺社會，包括知識份子、藝文界和販夫走卒，都對出家人抱著「遁入空門」、「逃塵避世」的刻板印象，甚至還有一些「性與暴力」的想像；所以，「杯葛思凡」是個機會，藉由這個機會對社會做一點教育。

談到觀音事件，去年二月十九日，佛教界為了「觀音不要走」舉辦一場很大的群眾運動；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還是覺得很有意義。設想那次觀音像要是真的遷走了的話，以我對異教徒激烈性格的瞭解，事情絕不會就這樣罷休，接下來他們可能會去對付彰化大佛和基隆中正公園的觀音像。未來，宗教藝術品設在公共場合，都會投鼠忌器。而本來這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例如，去年九月我應邀到美國演講，看到舊金山金門公園裡面，就有一尊佛像，當然也有基督教聖徒的聖像，他們都被當成藝術品陳列在那裡，可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觀音像事件期間，竟然被渲染成很不正常的現象，政、教二界聯手迫害，吃定了佛教界比較溫和的作風。

宗教，平常心

問：法師覺得觀音事件後，對台灣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

答：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共場合豎立宗教雕像時，會比較沒有顧忌。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觀音事件期間，板橋石雕公園有意設立石雕觀音，這本來在外國是很正常的事，就像歐洲到處都是瑪莉亞雕像，這是他們的民俗景觀，不見得就具有宗教意義；所以在台灣，當時觀音像設在七號公園，被渲染成「宗教優惠」，實在是很可惡的。當時板橋石雕公園想設觀音，但看到七號公園的觀音事件鬧得這麼大，竟然想要取消。其實觀音像有沒有在七號公園裡，並不是我們要計較的事，事實上佛教也並不是要靠這尊雕像才能強盛起來，那時候實在是異教迫害得太厲害了，才會讓我們「跳」出來；板橋石雕公園的事件，我們根本就不理它。

後來觀音事件落幕後，前段時間我才知道，板橋石雕公園後來還是設立了觀音像。也就是說，觀音像事件已經落幕了，他們知道那個已不再是禁忌了。

前幾個月，我到土城看守所探監。土城看守所前面就豎立著一尊觀音像。其實觀音信仰者未必是佛教徒呢，廣大民間通俗信仰裡，只要家裡有神龕的，多半會有觀音像，想要靠移走一尊觀音像，剷除整個觀音文化，我看也是件困難的事情。如果政權與異教徒妥協，凡是公共場所有觀音像就不弄上去的話，這會是台灣一個很畸形的文化現象。

護法，當運動

問：法師，必定也有些人說，當時你們採取的做法，和一般人對出家眾的想法不太一致？

答：對，很多人會這樣認為，但他們並不知道，歷史上許多出家眾殉教的時候，比我還更慘烈。其實古來出家眾面臨異教和政權迫害，他們犧牲都很慘烈；　我想，這個社會上對待出家人，還是存在著太多的刻板印象。

問：法師個人對佛教的護法，是不是當成一種社會運動在經營？

答：佛教的護法工作，基本上我也把它當做一種社會運動，我覺得那是一種改變人類腦袋裡的觀念的問題而已，比如說，對出家人的刻板印象，這就是我很願意打破它的；觀音像事件，老是要弱者低頭，老是要溫和的人退讓，面對強梁的時候都不敢吭聲，這種文化本質，是我覺得台灣社會比較糟糕的部分。

台灣社會普遍來講，欺善怕惡的風氣相當猖狂；觀音像事件基本上也是這樣，誰講話大聲，誰就贏了一樣，那麼兇悍的對待溫和的明光法師，逼得我也只好兇悍起來。如果時節因緣正常，難道我不是個溫和的出家人嗎？我如果老是這樣兇悍的過日子，怎麼會有一群學生跟著我？這是不可能的。

問：現在佛法雖然興盛起來，但法師感覺，是否又有太過於功利化的跡象？

答：可喜可賀的是，無論出家眾或在家眾，有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投入佛教，提昇佛教的社會形象；但讓人比較憂慮的是，現在有幾個比經懺文化還麻煩的現象：幾個佛教大的單位，不斷做土木工程方面的擴充。一、兩個大叢林確實是需要的，但如果最後人人都想搞一個，我比較擔心信徒的資財是有限的，不斷的擴充，真的有這個需要嗎？

有時候辦的一些法會，我覺得太過於功利性，資本主義的氣息太過濃厚，一切都是經濟取向，誰出的錢多，就列名在較前面之類的，我覺得這已經違反了佛教清心寡慾，視眾生平等的根本原則，當然這樣是比較符合人性，人性有時是很虛榮的。

「無相布施」是佛教最高的境界，但對凡夫來講，就很難辦到，他們布施了，還是會希望有聲望、名譽或物質的回收；符合凡夫的希望，成功率會比較大。但我覺得這也並不是個好現象，佛教之所以為佛教，當然就是希望能夠激濁揚清，如果只是隨波逐流，我覺得也是愧對佛陀的。

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

文：呂政達

二樓的陳設簡單，除了佛堂，一組茶几和座椅，就是濃厚而似乎有些氤氳的香氣，牆上還有幾幅字畫，交代著釋昭慧法師出家前的中文系背景。

昭慧法師從三樓下來，接受簡短的採訪，我想，即使在這急雨的八德路午後，凡夫盡從雨中來，也應該不會打擾她的清修。

從最早的杯葛思凡，民國八十三年初的七號公園觀音像事件，到最近以關懷生命協會負責人身分發動催生動物保護法的舉動，釋昭慧清瘦的身影，經常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她不僅勇於向教外發出護法的金剛怒吼，即使在教內，面對歧視女性的比丘沙文言論，釋昭慧也始終勇於發聲，敢於討伐，顛覆這個僧界裡早已被默許的現象；她因而遭致教內和教外的種種攻擊，但釋昭慧自己說，「然而『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情懷，還是逼著惰性深重的我，一次次遇境逢源而發作，終至於成為『慣性』。苦哉苦哉！」 

從媒體裡得到的釋昭慧印象，覺得她始終像個女俠，可以為人間而噴湧俠情，但接觸過她的人，也為她鑽研佛學的認真精湛，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亂世菩薩的低眉和金剛的怒目，就是要一時具現的吧！「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不也說：「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釋昭慧面對強權，有時正是把鋒利的除魔刀。

釋昭慧有本書名，將台灣革命僧人林秋梧的「贈青年僧伽」七言絕句：「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的最後一句改為「願同弱少抗強權」，這不僅是她乘願而來了。現在，透過關懷生命協會，釋昭慧更將「願同動物抗人類」。讓我們想起史懷哲的一句話：「當悲憫之心能夠不只針對人類，而能擴大涵蓋一切萬物生命時，才能到達最恢宏深邃的人性光輝。」

可惜，人類沉淪的深淵已真的難以自拔，釋昭慧這把刀才需要兩個鋒面，一面為了拯救，另一面卻為了刺痛人類。

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七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