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與社會運動——一個當代台灣佛教史的考察

釋傳法

一、研究動機

       台灣自從解嚴之後，社會面臨空前的變局，一黨獨大之政治體制崩解，民主的步調異常快速，熱烈參與政治成為一種「全民運動」，社會運動也非常蓬勃，種種新制度、新思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種人民團體紛紛結社成立，群策群力為某種理念的宣揚、或當前體制的改善、或為己群維護權益、或為弱勢爭取正義。在這波社會參與之時代潮流當中，佛教也並沒有缺席，而且也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成為當代台灣佛教相當獨特的現象。

       「社會運動」，在保守的佛教界中，是饒富爭議的議題。雖然若干佛學研究者曾有提及，但都是零散的片段，整體性的相關研究至今付之闕如，這是相當可惋惜的。少數具有問題意識的論文，或以學理的探究為重點，或以某一實踐範例為主體，或焦點放在不具爭議性的社會關懷之上。換言之，至今佛教界尚未有把 「佛教社會運動」，嘗試當作一個嚴肅課題來作整體研究的。

       台灣佛教界開始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是遲至政府宣布解嚴（一九八七）以後，所以不論從時序來看，或從現實發展的脈絡來看，當代台灣佛教社會運動的興起，應視為是受到台灣整體社會環境重大變革的影響，和各種其他社會運動正風起雲湧、相互激盪後，所衍生的宗教生態新變革與宗教事務再調整的一環。

       換言之，台灣佛教社會運動的興起背景，在本質上，是稍後於其他類型的各種社會運動，並受其影響的；但仍可視為整體台灣當代社會面臨各種新變局、新挑戰之後，亦蔓延到原本稍嫌保守的台灣傳統佛教界，並因而在短期內也隨之產生相對的思想回應（人間佛教思想的重新提出）和集體行動回應（台灣佛教社會運動的逐漸出現和展開）。

       亦即，既然當代台灣佛教社會運動的興起，是與當代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有密切關聯，因此，有必要先瞭解在此之前其他當代台灣社會運動興起的歷史背景與發展狀況。同時，也可藉此了解：在面臨外在大環境的劇烈變革與重大衝擊之下，到底台灣傳統的佛教界要如何調整其相對保守的心態與緩慢步伐？或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地，做出其本身對外在環境的挑戰應有的回應？

       所以在本文中，我們將先介紹這些思想和行動上曾催生當代台灣佛教社會運動的重要因素，然後再就台灣佛教界本身所受的衝擊和回應提出一些初步的說明。

二、當代台灣佛教社會運動興起之背景

       台灣社會運動的出現，雖不是政府實施解嚴的結果，但是政治結構的變遷，仍是催生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有必要先了解政治解嚴所帶來的各種影響。

       自從解嚴以後，許多政治禁忌解除，開放「黨禁」和「報禁」，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對於社會運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與容忍，塑造了較有利於社會運動的環境，使得長期以來潛存在既有政治秩序之下的結構性問題得以浮上檯面。

       台灣社會運動的興起，與政治力的解除雖有密切關係，但是民國七十年代臺灣經濟的突飛猛進，則進一步提供了社會變遷的基礎，為社會運動提供必要的條件。在此時期，由於經濟力的提升，促使中產階級的崛起和教育的普及，愈來愈多具有新知識與新觀念的知識分子，勇於對社會的不公平現象表達不滿，並提出嚴厲的批判，對社會運動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臺灣社會運動的起步頗為艱辛，其出現可追溯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期，在這段早期內所發生的社會運動，主要是屬於政治反對運動（或說是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對威權體制的一種反彈，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放鬆對社會的管制。在這段被稱之為「白色恐怖」的時期裡，有許多知識分子紛紛站出來與威權體制對抗，並要求全面的政治改革。由於他們所起的帶頭作用，其他攸關民生的社會運動也開始醞釀。到了民國七十六年戒嚴令一解除，積蘊已久的龐大民間力量宛如洪水出閘，抗爭運動頓時風起雲湧。

       民國七十年至民國八十年的十年當中，是臺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黃金年代，也是臺灣從「政府主權至上」轉型為「公民社會」的重要階段。有些人以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出現，是政府實施解嚴的結果，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推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應該是說，七十年代早期的政治反對運動，引導了農民、婦女、消費者、勞工等相繼投入社會問題的改造；爾後發生在民國六十九年至七十六年間的社會運動，也促成了政治解嚴和民主化的誕生；相對地，政治控制力的鬆綁，也加速了社會運動的動員和成形，進一步促使國民黨不得不對愈來愈高漲的改革聲浪採取妥協，以避免人民強烈的反彈。

       論到社會運動的操作方式，早期是以著述立說表達立場，後來進一步提升到具體的行動，如舉辦演講、研討會、協調會、陳情、請願、檢舉、圍堵、抗議。後來各式各樣的施壓途徑開始成形，如記者會、公聽會、遊說、聯署、遊行、釋憲，力促政府擬定較妥善的政策與措施。

       綜觀當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具有政治意識型態的色彩，而是在與生活攸關的議題上向公權機構挑戰，朝向他們認為比較合理公平的方向去謀改善。社會運動，乃是作為弱勢群體要求權益的補償和救濟的手段，它是改變社會結構的催化劑，也是達到社會公平化、合理化的途徑之一，也是許多具有理想性的社會清流實踐生命理想的場域。

       以上，簡略地說明了台灣當代社會運動興起之背景，然而，這些大環境的劇烈變動，又與佛教有何關係？傳統的佛教界究竟如何調整來因應大環境的劇烈變革與重大衝擊？又有哪些被動或主動的挑戰與回應？

三、人間佛教思想的再提出與流行

       光復後影響台灣佛教最深的，就是政治上長達三十八年戒嚴體制的存在。在戒嚴時期，大多數的集會和遊行的權利橫遭凍結，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備受限制，由於政治的威權無孔不入，再加上中國自古以來「以政御教」的政治掛帥文化，長期薰染下來，僧尼不自覺中居於謙卑附庸的地位，也已經理所當然認為不應該涉入政治。

       到了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由於「人民團體組織」和「集會遊行法」的訂定，使得佛教團體迅速朝向「多元化」發展，意識型態不同的新興教派相繼出現。由昭慧法師主導的中佛會「護教組」，也在解嚴翌年成立。由於法律的修訂，讓各個團體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各顯神通，如今，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寺協會、慈濟功德會，在組織規模或會員人數方面，都遠遠超過中國佛教會。

       但是整體而言，由於長期以來對於政治依附或疏離的慣性使然，佛教界對於日趨頻繁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反對運動，也因為缺乏正確的瞭解或莫名的偏見，而採取疏離和批判的態度。然而，隨著社會的巨大變化，佛教徒也逐漸出現較具自主性、本土性的政治表態，探討台灣佛教與政治互動關係的論文也紛紛出現。

       在具體的行動上，台灣佛教逐漸出現和展開的社會運動，起初是由於來自當代各種新變局、新挑戰的刺激，其後亦由於為了因應社會對宗教的或隱或顯的新期許及新要求，才促使傳統佛教界適時做出反省與調整。

       但是回顧當時的台灣佛教界，是以西方淨土的追求為終極理想的保守派為思想主流，表現在宗教倫理方面，則傾向於傳統的放生和惜福，表現在政治倫理方面，則以「中立超然」為美德。這樣的保守態度，根本無法因應外在大環境的劇烈變革與重大衝擊，因此，重新建構一套能「契理又契機」（既契法義又契時代機宜）的思想藍圖，成為一件佛教界在短時內亟需解決的課題。

       而印順導師早年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雖長期未被佛教界重視，但，由於相對時空的環境已發生劇烈的轉變，其思想的精義亦隨之逐漸出現了新的知音，以及開始有了較多的追隨者，於是就在上述這樣──外在刺激與內在需求──的雙重因素之下，此一人間佛教思想重新被提出來，並很快地蔚為當代台灣佛教界的主流思想。

       雖然人間佛教思潮早在民國初年即已出現，但是要廣為台灣社會熟悉和接受，還是在七十年代以後的事。它的日漸普遍與發揚，與台灣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佛教界的自我調整有關，成為當代台灣佛教展開「契理契機」的思想與行動建設的活水源頭。

       如是，在人間佛教思潮的影響之下，佛教界也相繼有「幸福人生講座」、「預約人間淨土」、「心靈淨化運動」、「關懷社會淨化人心」、「佛法滿人間」、「心靈環保」、「尊重生命」以及「環保禮儀」等等新倫理觀的推動，一方面提供了社會所需要的倫理建構與規範整合，一方面也嘗試將佛教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將佛教倫理作了新的詮釋。

       在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召開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就是以「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為主題，中文組論文並已結集成《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出版（東大，民80）。於民國七十八年創刊的「佛教新聞週刊」，更是大量報導相關專題，其中，因應台灣社會環保意識的覺醒，抗議環境污染的社會運動頻繁，有關佛教義理與環保理念的結合，成為佛教學者關心的重要議題。

       受到此時代思潮影響的，例如慈濟證嚴、佛光星雲、法鼓聖嚴等諸山領導人，皆先後高舉「人間佛教」、「人間淨土」、「人生佛教」、「心靈改革」的旗幟，以現代的基金會模式興辦成為主流，逐漸發展成國際性、世界性的超級佛教組織。對於在台灣社會已成為主流的「生態環保」與「政治革新」運動，紛紛予以響應，充分展現現代佛教也具備了補救社會弊病的社會功能。其中的重要人物有傳道法師及昭慧法師，後者所發起的「動物保護運動」，甚至領導了當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方向。

       正如邱敏捷所言，當代台灣的「佛教團體立本於菩薩『嚴土熟生』的本懷，以及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啟發，紛紛有感而發、不約而同地從過去『出世者』的身份，搖身蛻變成倡導環保意識、推動保育工作的『前衛派』。」

四、當代台灣佛教的社會運動的理論基礎

       就在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影響之下，當代台灣佛教開始盛行「人間佛教運動」。佛教界開始將對「西方」的關愛眼神投向此間，著重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展開種種包括文化、教育、慈善、醫療、環保等等社會公益事業。更有部分佛弟子省覺到佛教界傳統見解之流弊，也開始直接投身於環境保護、動物保護等等社會運動，積極介入公共領域影響政府政策，不但緊緊扣合社會脈動，更洞燭時代機先，對於教內或教外都曾經起著振聾發聵、振衰起弊的作用，以迄於今。

       雖然不見得所有的佛教社會運動都與印順導師有關，但是無疑都曾受到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直接或間接的啟發。換言之，台灣傳統的佛教界在調整步伐回應時代的同時（或稍早），在思想上就出現了相對應的調整。

       影響當代台灣佛教極為深遠的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並非是當代台灣佛教的產物，而是早在民國三十年代即已建構完成。其淵源自太虛大師「人生佛教」，但是此處必須強調的是：（一）印順導師對於人生佛教，並不是「照著講」而已，而是「批判性地繼承」後再有所創新的。（二）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從思想的擬定到重新被當代台灣佛教所提倡，其間實際上曾出現四十年以上的傳播潛伏期。

       在這段傳播的潛伏期間，佛教界對於印順導師的思想多所排斥，也沒有真正理解他思想的知音，此一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甚至讓導師一度自嘲是「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

       然而，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整個台灣社會環境已出現巨大的改變，而整個佛教界也由於面臨外在社會對於佛教社會功能的質疑，必須有所回應，於是才逐漸感覺到原先居主流地位的中國傳統佛教理論與現況之間其實存在著重大差距與斷裂，然後才又重新回頭掘發出早已存在但一直未被重視和發揚的「人間佛教」思想，來作為台灣佛教界當代入世關懷的理論基礎。從此，人間佛教在台灣才逐漸流行成為一種風氣。

       但在此一台灣當代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中，另一以繼承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為號召的潮流，亦不可忽視。例如，當代台灣佛教四大道場之一的高雄佛光山寺，以星雲大師為首，基本上即是以弘揚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理想為事業目標的。也因此，台灣佛教史學家江燦騰教授即因此判定此一「人間佛教思想」，雖亦是台灣重要的「人間佛教思想」之一，但在本質上是源自在大陸時期的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故應歸類為「無批判性的繼承」；反之，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太虛大師之間的思想關係，如本文之前所述，其實是「批判性的繼承」。

       其實，改革佛教以適應時代，原本也就是太虛大師當年所關心的重點。而當年太虛大師之所以提出人生佛教，就是因為意識到民國初年以後民主時代的來臨，以及佛教內憂外患交煎的教運危機之下，而認為復興佛教的唯一途徑，唯有佛教掃除出世傳統的舊習、關懷現世社會，展開對於新環境與新時代的適應，方能挽救教運頹勢。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不但是思想體系的建構，更提出一套改革佛教的具體方案。對內，大師提出教理、教制與教產三大革命的主張；對外，則援引了許多時事新知、社會主義思潮，主張佛教應將關懷的視野擴及於全世界的人類社會，反映出他對佛教不但要順應時代、改造世界，更要進一步領導時代的深刻期許。其激進的革命主張與融貫世學的新作風，令守舊長老聞太虛二字就頭痛三日，但卻開創了近代佛教現代化的先機。

       太虛大師生平積極於佛教改革、社會革命的新潮作風，不論在當時還是今日，都是相當突出的。故就此來說，我們可以理解為：既然政治興革攸關社會國家的前途，也攸關佛教的發展，所以當代台灣的他的追隨者，因體悟大師的時代精神，而涉入台灣的政治或社會運動，亦當為理所當然之舉。

       相對於台灣其他「唯心論」傾向之「人間佛教」提倡者的保守，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則有所不同。在《淨土與禪》一書中，導師即指出：人間淨土不是偏於唯心自證的「唯心淨土」，因依他所見，「人間淨土」不但是「眾生界的淨化」，還要包括「自然界的淨化」。換言之，印順導師的人間淨土是：（一）立足於緣起論而非唯心論，這不但是慈悲的根源，也是革新世界、淨化人間的唯一工具。（二）事理兼重的，自心的淨化必須配合以眾生的救拔、環境的改善，這因為心境、物我、自他都是密切相關的。對於人菩薩行，導師又提醒兩個要點：（一）是真理相感召之下共願同行者的共同努力，集體比個人的力量更為強大；（二）要有菩提願、真空見、大悲心，不離世間、淨化世間而成正覺。

       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印順導師立本於「緣起論」的人間佛教思想，強調共願同行的人間菩薩，以群體的力量，去進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人為制度的改善與淨化，實踐自利利他的菩薩大業。為當代台灣佛教的社會運動，建立了內在的理論基礎。

       導師曾說：「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並不妨礙自己的清淨解脫。」「政治、經濟等，在吻合佛教的思想體系下，何嘗不是佛法？因為它（按：大乘佛教）主張世間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可見對於佛教徒涉入、參與政治經濟等活動，印順導師傾向於贊同的態度。但是僧伽是否適宜參與政治？導師的看法是不如在家居士行之更為恰當，更遑論僧伽干治或組黨了。

       既然政治的良窳攸關蒼生疾苦，而宗教師又確實不適宜直接參與政治選舉、分享政治權柄，那麼，宗教師可以什麼方式來關懷政治、革新政治呢？社會運動於是就呼之欲出了。因為，透過社會運動的操作，宗教師可以「在野」的身份監督政府，不作任何政黨的附庸，不涉入政治權力的鬥爭，超然於各政黨之外，而達到改造社會、濟世利生的目的。

五、結語

       由以上論述可知，無論是太虛大師還是印順導師，都企圖打破過去一般慣性的思考與行動模式，對於社會政治的參與可說態度相當積極投入，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也並不反對採取激烈的政治革命。兩位大師的思想，都可以作為當今台灣佛教社會運動的理論基礎。

       但是由於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繼承者，對他的改革精神與理想未能全然掌握。至於印順導師，由於孱弱的身軀與較無開創事業的雄心，比較看不到他從事改革的實際事行，但是受到其思想的振奮鼓舞，佛弟子紛紛從舊傳統的思想包袱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見中擺脫出來，展開對於當代台灣社會思潮的行動回應——社會運動。

       就如前所敘述的，在七、八十年代，台灣社會產生了不少的社會問題，有相當多的社會清流，或基於對受迫弱勢的同情與正義感，或基於對環境問題的危機意識，還有對於社會問題的根源性理解，紛紛投入不一定與個己利害相關的社會運動。他們是戰後台灣的新興知識階級，也是社會的菁英，對於宗教淑事化萌的功能，有著不同以往的期待與批判。在這股洪流當中，基督教更早在解嚴之前，就參與了台灣的民主運動，對當代台灣政治社會做出了不小的貢獻與犧牲。而佛教呢？

       於是，就在這「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情意驅策下，佛教僧侶也相繼投入這「人間佛教的試煉場」——社會運動，雖然在時間上落後了許多，但是就「事功」而言卻不落人後：

       （一）「引導型」社會運動：

       由佛教所創發的社運議題，比響應型社會運動更具有佛教「契理」的內涵，而能夠發揮與一般社運不同的社會功能，「由內而外」地影響及於外界，甚至引導社會民眾的響應與參與，對於弱勢生命的救護與扭轉眾生之共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部分包括：1.對外的社會改革，包括「護生」運動——基於眾生平等之信念，提倡動物權與動物福利的動物保護運動；「護教」運動——改革或抵制社會對於佛教的偏見與傷害，如思凡事件、護觀音運動，或者為佛教爭取與其他宗教對等的待遇，如佛誕放假運動；以及反賭博合法化運動等等。2.對內的佛教改革——佛教兩性平權運動，提倡廢除八敬法。

       （二）「響應型」社會運動：

       社運的議題乃由外界所發起，影響及於佛教界而亦起而響應的社會運動，例如環保運動、反核運動、淨化選風運動、援救馬曉濱事件。

       由於篇幅所限，當代台灣佛教的社會運動其內容細節、影響力，在此無法詳述，就留待筆者的碩士論文再予以細說分明了。

90.11.27. 於關懷生命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