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社會佛教徒的角色與責任
世友先生演講‧江曉音譯
演講日期：2003年7月23日
演講地點：韓國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我在印度一直與安貝卡博士（Dr. B.R. Ambedkar）的佛教弟子一起生活與工作。在那之前，我住在倫敦，而且在這個由僧護大師（Sangharakshita）創立的西方佛教會之友（FWBO）這個組織有份全職工作。雖然安貝卡博士和僧護大師在佛教界與佛教社會參與的領域裡，是兩位最有遠見的人和行動派人士，而我在他們的啟發下，三十年來也一直很努力，但我還是得承認，除了少數我閱讀過與個人接觸過的，對於廣大的佛教社會參與領域，我的經驗極少。據我所知，在泰國、美國、韓國、斯里蘭卡與台灣，有一些顯著進展，但限於自己的經驗不足，要在這樣一個規模更大的地方發表評論，我感到猶豫。因此我打算只處理我職責所在的部份。
在提交本文時，我決定帶大家從幾個在佛法修行上，以最震撼人心的角度來檢視，這些是我在印度剛皈依三寶的佛弟子身上看到的。雖然我的經驗只與特定情境有關，我相信這些經驗，包含了一些與佛教徒相關的核心佛法，特別是對那些在世界各地從事社會參與的佛教徒，或許會有些啟發。
在開始之前，我想談談我個人的經歷。各位或許有人還記得，在1960年代，像是種族偏見和核武器之類的對社會的質疑，在當時非常活躍。我記得1962年有一天上學時，那時正處於古巴危機，我們都不知道是否能度過這一天。在60年代晚期，一種重視內省的運動開始形成。這時期，也有那種極端、使用能改變意識的藥物進行實驗的情況；但同時也有參與會心團體的運動與靜坐。我對於社會議題和內省趨勢兩者感興趣，做出了回應，但卻無法真正調和這兩者；也就是，直到我聽到僧護大師演講，他提到對自我和世界轉化的相關教法。在這當中，他展現了自我與世界兩者是如何千絲萬縷、密切地相關，並且在佛教修行中要如何轉化。這是我當初了解到的基本佛法──人們只能在自己的精神層面上改造，以回應這個世界；人們要有效地回應這個世界，只能藉由改造自己。
大約在1972年，我已經成為西方佛教會（WBO）的一員，那時它的規模仍非常小。儘管它小又才剛成立，我們已經嘗試要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運用佛法的原則。其中有個很快出現的問題是，要創造能支持我們修學佛法的環境。我們生命中，佔用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的兩個領域是家庭和工作。我們建立了共住的社區，讓想修學佛法的人可以與自己的目標一致的人共住。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建立正命的生活。雖然在1970年代晚期萌芽，這些都有助於讓我們認識到透過我們自己的經驗，尋求佛、法、僧的庇護，其實正是對這世界的改造。從那時起，這個一直是僧護大師在他的教誨中持續不斷提到的主題。
1977年，我訪問了印度。偶然在安貝德卡博士大皈依21周年的那天，我到了那格浦爾（Nagpur）。那天，正是他與50萬的追隨者成為佛教徒、揮別賤民身份，並擁抱無偏見與歧視的精神傳統的一天。我那時是身著黃袍的離家者（一種自由的和尚，anagarika），被邀請要在幾十萬人的集會中簡短致詞。雖然我對於安貝卡博士和印度的種姓制度所知不多，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那位偉大的人物曾試圖想要做些什麼的重要性；他曾試圖通過皈依佛、法、僧三寶，進行一場社會革命。我只能回應他的偉大願景，此後我一直與我的印度兄弟姐妹並肩工作，試圖實現這個願景。我們一直在做的工作經歷了不同階段，但主要包括佛法教學，與建立一個在印度的西方佛教會（在印度被稱為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舊稱為印度佛教普濟會）。它也包括培養佛法實踐時的能力與回應許多在印度的佛教徒或其他人所面臨到的社會剝奪感。後者包括很多在貧民窟流動的健康和教育社區中心，以及提供給那些無法受教育的孩子們住所。
然而，我在這裡的目的並不是要討論我們已經完成的工作，而是要分享一些我從這項工作中得到的經驗教訓和啟發，我會談到四點。
1、修行佛法的影響
在印度工作一開始，在諸多需先處理的事情中，其中我想強調的是閉關（retreat）。在西方，我見到閉關能讓人們了解到，透過佛法，能讓人意識到有較高精神層面的經驗，這是確確實實能幫助人們、讓人們改變。但在印度，閉關這部分顯得更為重要。這便是閉關吸引人之處。為了閉關幾天的花費，沒受過教育的家庭主婦得要有要被揍的心理準備，因為這種事還蠻常見的，但她們還是願意。安貝卡博士在他進行大皈依後六週就過世了，他偉大的運動頓時呈現群龍無首的狀態;安貝德卡博士的政治繼承人未能體會到佛法的重要。那時在印度只有少數僧人，他的追隨者在很大程度上不被佛教界重視。結果他數以百萬計的弟子在佛法上沒什麼進步。雖然如此，他們保有對安貝卡博士強烈的信心，同時希望能了解他們的新宗教要如何進行修持。閉關事後證明是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圓滿這個心願。在他皈依時，安貝卡博士曾說：「我覺得我已經從地獄被解放了」與「我相信我已獲得新生」。透過自己在佛法上的直接體會與安貝卡博士一番感性的話語，閉關有助於讓人們感恩。他們也建立了堅固的信念與對佛法的信心。即使他們未必定期進行禪修，但一次的閉關，常足以幫助人們遠離飲酒、賭博或是重複一些會加強迷信或舊有的種姓制度的宗教行為。
但是，如果他們繼續有系統地修持佛法，我個人親身經驗到獲得最大的好處，與在他們身上觀察到的，就是一個人能對自己的行為、言語、與情緒負起責任。一些對社會有益的變化，無須我們插手，就是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我們能得到最大的好處，是在當我們對自己、週遭所處的環境承擔起責任、在我們對改變的過程負責的時候。這正是安貝卡博士想帶給人們這場佛法革命的精髓。他覺得，雖然他的同胞已經被壓迫了幾百年，被以最殘酷的方式對待，但真正的轉化只會發生在他們自己承擔起這樣的處境的時候。因為種姓制度的關係，他們一直以來面對的處境就是最殘酷的，因此對達利族（過去被稱為賤民，今日稱呼他們達利人比較適宜）跟在印度剛皈依的佛教徒而言，要培養出一種受害者心理，是輕而易舉的。佛教的修行可以幫助他們看到這點是無益的，使他們能夠採取一種更有創意的態度來面對自己所經歷的困境。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情境時，能為這種情境承擔起責任；也就是，若有任何真正的改變到來，那改變必定得來自於自身的改變。他們不能依靠或等待別人伸出援手。在社會發展圈子裡，談論了很多關於賦權的概念。佛法，在很深的層面，帶給我們這種能力，因為在我們對自己的身、語、意更加負責時，對我們所帶來的，不論是好或是壞的影響，都負起責任時，我們也能對他人和我們周圍的情境負起責任了。
2、正命的動力
在英國，西方佛教會之友會的成員是以基於團體營運的工作開始，過著正命的生活；而在印度，我們覺得以團體為主的社會工作計畫來開始會更合適。從廣義上來講，這些工作有三項優點。首先，那些到社區中心和宿舍的孩子們和家庭獲益。他們裡頭有許多人，在成為大人與擁有家庭生活時，能得到一個更好的開始，因為若不這麼做的話幾乎是沒辦法的。雖然以印度整體情況而言，那些計畫能夠完成幾乎是微乎其微，但他們確實對從中獲益人的生活帶來有形且往往是戲劇化的影響。
其次，他們提供那些在他們內部工作的人一個支持系統，在裡頭能將修持佛法與工作結合。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工作就佔據了他們生活的三分之一！不僅如此，它也涉及非常基本的情感，與金錢、安全、權威等等有關，如果不解決，它會抵銷所有其他我們正在佛法上修持所付出的努力。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工作環境是支持精神價值的，它可以大大強化我們的修持。這些計畫給了人們一份道德的工作與擁有恰好也想修持佛法的同事。然而以團隊為基礎的正命生活，可以幫助我們走得更遠。工作，即使是一份正命的工作，也意味著與輪迴、惡性不改的世界有所牽扯，而困難也會隨之出現。會遭遇到客觀（環境）的困難，而這些也會激發主觀（情緒）的困難。正命的情境，認可了我們有修持、打坐、用功、與禪修的需求，正命生活也為我們提供了同事來當我們精神上的朋友，讓我們學習利用這些困境，在精神上強化自己的靈性，而不是讓困境逼迫我們妥協或甚至摧毀我們。以這種方式生活，正命帶給我們的，是讓我們面對自己心靈的局限性和看清自己對待他人時笨拙的態度，迫使我們要對它們進行修改。僧護大師稱呼這樣的工作為密宗上師。以團隊為主的正命生活，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了這麼多的時間，或許可以在其他佛法修持無法幫助我們的地方幫助我們。
正命社會計劃有另一個價值。在印度，大多數剛皈依的佛教徒很少見到佛法在生活中實際運轉。他們對安貝卡博士與他所堅信佛教能帶來徹底的社會變革有信心，這群真心的佛教修行者可以在很多方面對社會有貢獻。但他們幾乎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半點證據。我們正在實施的社會計劃已向世人展現了正運轉實踐中的佛法──他們看到佛法修行人以對社會有用的方式為他人服務，這也引發了對於佛法還在世間，並且可以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的一股信心和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有一種價值是凌駕剛才我所說的內容之上的。不論是在三寶普濟會（TBMSG）或是西方佛教會之友（FWBO）裡的大部分正命計畫案，都是以團隊為主，團隊工作應用到工作情境時，不異於在僧團裡或精神社群中的軌則。據安貝卡博士所言，僧團是個模範社會，以身作則向世人展現該如何生活；僧伽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看到僧伽或稱為精神社區裡的成員，將佛法實踐在以團隊為基礎的正命社會計劃工作中，所傳達出來的訊息是一種更高的集體生活的模式是可能、同時也是可以實現的。而這點，非常鼓舞人心。
3、從底層出現的佛教
在過去，佛教通常是吸引那些社會上的當權者進而傳播開來，而他們，一旦相信，會使用他們的影響力來鼓勵其他人認真看待佛教。安貝卡博士透過那些被視為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將佛教帶回印度。而這有很多問題。大多數新的佛教徒極度貧困、不識字、被切割，容易被剝削、經常被侮辱，如果不是暴力的話，也要一直害怕遭受輕蔑，而且幾乎沒有精力去讀書或以任何有系統的方式修持佛法，生活在非常不健康的貧民窟，這個貧民窟是村莊裡「他們」最不喜歡的地方。我的老師僧護大師，在大皈依後的幾年遊歷許多村莊，時常問人們成為佛教徒後，現在覺得如何。不可避免地，他會聽到他們感覺很自由、不再有賤民的詛咒。即使他們無法學到很多關於佛教的東西，他們現在可以用正面的人類智慧看待自己。我自己的經驗也是如此。我遊遍Maharashra的村莊，到處看到的都是充滿著對佛陀教法的熱情與感激。唯一真正的問題，而且極為嚴重的是，那裡缺乏有資格教導佛法的老師來有系統地回應這種需求。在這方面，我覺得很奇怪的是，有這麼來自佛教國家很優秀的老師前往西方，但很少人真正敢前往印度，到這個人們尋求佛法，亟需佛法的國家。
被稱作賤民的人已成為佛教徒的這個事實意味著，有些人現在摒棄佛教，是因為佛教成為賤民的宗教。但是這種情況是會改變的。印度遭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可怕並經常是暴力相向的緊張局勢拉扯，但整體而言，剛皈依的佛教徒是得以遠離這種緊張的（儘管雙方都試圖要拉攏他們）。安貝卡博士送給追隨他的人最好的禮物，其中之一便是身為人的尊嚴感，而這一點在成為佛教徒後，一直得到增強。不管這些壓迫者多麼暴力，在與社會困境打交道時，安貝卡博士永遠不向暴力屈服。其他社區的一些成員開始很欣賞他的做法，尤其是他為他那受到最多剝削的追隨者選擇了佛教，邁步向前的這個事實，而不是選擇另一條可能導致暴力相向的路徑。若他的追隨者，能保持這種尊嚴和維持正面的榜樣，以佛教修行的角度而言，雖然緩慢但肯定會有更多印度人將會受到吸引，追求和平。
4、社會的觀點
安貝卡博士認為，要在印度掀起一場社會變革，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佛教。他本可選擇共產主義或更暴力的路徑來進行社會變革，但他想走的道路，是要能與他最重要的社會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完全一致的路徑，而他只在佛教裡找到。在1954年他接受採訪時，他說：「明確地說，我的社會哲學可以精簡成三個概念：自由、平等、博愛。請不要誤認為我的這個哲學概念是從法國大革命抄來的。並不是，……我是從我的導師──佛陀那裡得到的。」我相信從他的路徑當中，佛教界還有很多可以學習與向他致謝的。然而，一些佛教徒的評論者認為，安貝卡博士強調佛教的社會面是失去平衡的，但只要親自閱讀一些安貝卡博士對佛教相關的著作，便可瞭解那種評論純屬誤解。他對於佛教徒的修行和社會變革兩者之間的關係相當清楚；在1956年11月，一場關於「佛教和共產主義」的會議中，他表示：「佛陀所做的最偉大之處，便是告訴世人：世界是無法改革的，除非先改革人的想法，以及改革這個世界的想法。」真正的社會變革，只有在個人先改變之後，才有來臨的時候。
這個帶來兩種結果。首先，它給了他的追隨者一種正向的、以尊重和非暴力為基礎的社會視野，同時也吸引了許多那些可能在其他方面被誘惑的人，得以遠離暴力的道路，儘管其中有許多人仍然面臨龐大的剝削。儘管受到極大的挑釁，在印度社會中，佛教徒是很少會發起暴力的。其次，它引導那些受到安貝卡博士的社會願景所啟發的人們，要研究佛法的修行，即使在其他方面，他們很可能對研究並沒有特別感興趣。我發現無論我走到哪裡，人們都會很好奇想知道如何藉由打坐、法會、精神友誼、和其他方面的修持，可以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在工作上服務大眾。若是將佛法用有意義的方式呈現，他們就想去探索佛法。
這些都只是一些我從工作當中、從安貝德卡博士的追隨者身上所獲得的經驗教訓和啟示。雖然對許多那些在所謂入世佛教領域工作的人來說，這些都是很基本的、也不是新的東西，不過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底下，也許他們能夠給予新的啟發。我希望繼續再談談，透過觀察其中一個似乎貫穿所有要點的主題，也就是慈心（loving kindness），巴利文是metta，梵文是maitri，而且這點就安貝卡博士個人的理解，是很基本的佛法。我援用巴利文的版本metta。安貝卡博士認為慈心（metta）是佛教道德的基礎，「佛法談到道德的源頭，是來自於最直接的人愛人的需求。」關於道德，他說：「作為宗教的佛教，如果不是道德就什麼也不是了……神對其他宗教的重要性，相當於道德之於佛教一般。」這點讓我們了解到他賦予慈心的重要性。
在巴利經典《慈經》（Karaniya Metta Sutta of the Sutta Nipata）中，慈心如下所述：
「如同母親會願意以自身的性命保護她的獨子一般，即便這麼做會讓他培養出一顆對一切眾生無邊際的心。」
「讓他那無邊際的愛的想法瀰漫整個世界，上下四方，沒有任何阻礙，沒有任何敵意。不論他或站或走，或坐或臥，只要還醒著，他就會培養這種正念。這一點，據說是最崇高的狀態（四無量心）。」
這點很明確指出我們正努力想培養情感的力道與廣度（或影響）。慈心，從其本質來看，會一直永遠向一切眾生張開雙手。它無法被侷限只在任何族群之中。它是四無量心之首（崇高的居所），也被稱為是無量的狀態，其餘稱為悲心（karuna），喜無量心（mudita）和捨無量心（upeksha）。這三者可透過單獨練習來開發，但它們在慈心的培養中也被涵括在內。當慈心被培養起來，接觸到苦，慈心自然成為悲心。當它與快樂相遇，它轉變成喜心。而當慈心強烈到無法被動搖時，不是別的，慈心即成捨心的寧靜。
這點很明確指出我們正努力想培養情感的力道與廣度（或影響）。慈心，從其本質來看，會一直永遠向一切眾生張開雙手。它無法被侷限只在任何族群之中。它是四無量心之首（崇高的居所），也被稱為是無量的狀態，其餘稱為悲心（karuna），喜無量心（mudita）和捨無量心（upeksha）。這三者可透過單獨練習來開發，但它們在慈心的培養中也被涵括在內。當慈心被培養起來，接觸到苦，慈心自然成為悲心。當它與快樂相遇，它轉變成喜心。而當慈心強烈到無法被動搖時，不是別的，慈心即成捨心的寧靜。
從我上述的觀點來看，慈心是隱含在基本的佛教修持中。如果沒有培養對各種情緒的熟稔度，佛教的道路是很難走得長久的，而慈心，這個最基本需要熟練的情感，在其他熟練的情感成熟時生起。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無非是想為我們自己得到最好的，對我們自己深深的感謝。一個負責任的人，能夠回應別人，因為他們能夠將這種感謝延伸到他人身上，並視他如己。慈心，如此說來，從佛教徒的眼光來看，是在賦予能力的過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部分。沒有它的話，賦予能力可能導致遠離道德的生活與孳生種種弊端。
以悲心為基礎的慈心，是在進行社會工作又要過正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保護我們，避免我們將工作浪漫化，也避免讓我們對那些我們努力付出使其得到好處的那些人，淪為只對他們感到同情。它能確保我們對所有需要的人開放，而非僅是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作為密宗上師的正命生活，可以是一種非常嚴苛的修行，甚至可能是有礙風化的。慈心的練習，可以幫助我們藉由維持一種欣賞的態度，以一種有創意的方式回應這些不論是來自自己或他人的要求。慈心有助於我們一起工作時更有效率。它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藩籬，也促進了一心嚮往的和諧；因此，慈心，是這個心靈社區、這個更高層次集體的生活的精髓，這也許是我們要給這個世界最棒的禮物。
佛教現在正重回印度，它是由那些來自於社會最貧困的人帶回來的；由那些曾遭遇、並且現在依然還遭受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歧視的人所帶回來的。這種情況往往會導致嚴重缺乏信心和一種專挑他人過失的傾向，而不是將重心放在一個人可以自己做些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見過慈心的練習真的能夠為這樣的人創造奇蹟，並幫助他們產生一種新的自信。然而在世界各地有許多人，特別，也許是西方，正因某種形式的信心不足而受苦，慈心的練習恰好也會對他們一樣有幫助。
安貝卡博士談到自由、平等、博愛，是將它們當作道德原則來看的。然而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安貝卡博士是將愛（慈心）當作佛教倫理的基礎，而慈心又是這三項珍貴原則的基礎，這件事只有稍微一瞥也能看得很清楚。博愛本身跟慈心幾乎無異。但安貝卡博士讓他們變成同義字，堅持博愛必須普遍，換句話說，不限定任何特定族群。他還表示，若沒有了博愛，自由和平等的原則易被濫用。從歷史上我們處處看到這樣的例子，那些被壓迫的人一旦獲得自由，處於權威地位之日時，又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
培養慈心有助於調伏自己將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的傾向，即使是以最幽微、不易被覺察到的方式。平等捨心是最難的修持之一，但在慈心觀中，非常含蓄地提到它。在《清淨道論》（Vishuddhi Magga）裡，覺音論師（Buddhaghosha）描述了在修行的最後階段，一個人會將自己、親近的朋友、陌生人和敵人整合起來。他說，如果劫匪在路上威脅你，並要你取其中一位路人的性命，由於你對每個人的慈心一樣多，以至於你將無法做出選擇。你無法將你的敵人推向前送死，也無法對陌生人這麼做，更不用說是朋友或自己了。無一例外，慈心會延伸至所有生命。最後，我們必須將我們想得到最壞的人、歷史上最壞的獨裁者和壓迫者也納入。
這就是慈心的修持隱含的──無所不包。希望這能給大家一個概念，為什麼佛教的修行如此重視它，以及為什麼安貝卡博士，這位印度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社會改革者，會如此強調它的重要性。根據《清淨道論》，要修持慈心的話，至少會分成五階段，首先要培養對自己的慈心，接著擴大到親近的朋友，接下來是中性的陌生人，再來是敵人（或我們跟此人相處有困難的人），最後擴大到遍及一切眾生。這個修持是值得我們花很多時間練習的，其重要性不亞於其他修法所投入的時間；它不只是某個在禪修活動開始或結束時，花個幾分鐘回想一下即可的那種練習。如果我們有系統又徹底地進行實修，它能點亮我們在態度上對自己和他人內心最幽微處，而不只是要求我們適時要轉變他人，而是幫助我們自己在這樣做時，我們能更有耐心地調伏自己。我們越常練習慈心，我們在佛教徒的生活和工作中，便能越有效率。
在結束前，我想強調我所說的關於佛法的基礎與安貝卡博士對社會革命的願景。安貝卡博士的私人助理那納克．錢德．拉杜（Nanak Chand Rattu），敘述了在他大皈依的前夕，因為政治上的考量，他的政治副手要他將大皈依延後，等到即將到來的選舉完畢之後再舉行。聽到這個，安貝德卡博士深表失望，因為沒人重視皈依佛教的重大意義。他對佛法的重視，在1950年斯里蘭卡舉辦的第一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議的演講中有進一步說明：「一個好的佛教徒的責任，不僅僅只是當個好的佛教徒。他的職責是要將佛教傳播出去。他必須要有那種將佛教傳播出去會對人類有助益的這種信念才行。」雖然他的追隨者是在印度社會中被剝奪最多的一群人，但他並沒有向外國佛教徒要求捐錢或提供工作，以減輕他們的貧困，或向學校要求幫助解決他們嚴重的文盲問題，或向醫院要求治癒許多罹患可怕疾病的人；他迫切想要的東西其實是佛陀的教法。這點對他來說，正是他們最迫切需要的，這將有助於他們解決自身其他的問題。
所有偉大的參與社會的佛教領袖都強調，以佛教之名想推動任何有效的社會工作或行動，唯一的基礎，就是佛法實踐本身。安貝卡博士的觀點則更進一步。他說，最偉大的社會工作是佛法的傳播，因為這將能令人們更有效地幫助到自己。
我希望有更多佛教徒能讚賞安貝卡博士皈依佛教的重要性。大多數重要的入世佛教領袖，一開始便是以佛教的修行進行改革，之後才看到它對社會的影響性。安貝卡博士則是從不同路徑切入，他是從社會需求層面想到佛教的功用，最後發現這是唯一有希望的出路，一個可以滿足他對個人與社會的深層關懷的道路。他那英雄式的一生是極其鼓舞人心的，他的佛教相關著作非常值得研究，雖然他寫的不多，有些他寫的內容還跟一些佛教傳統概念相衝突。他的做法，深受他在西方發現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影響與導引，其中有很多地方對現代佛教界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反思。
我希望，這將不只是一個研究和回顧的問題，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佛教徒可以接觸安貝卡博士在印度的佛教追隨者。他們仍然是在印度最貧窮、資源最少的人，在印度幾乎很難得到真正的同情，他們需要知道，在印度以外的地方，還有他們同佛門的兄弟姐妹。但好處決不是單方面的。我相信，從他們身處在最受到壓迫的情境──所謂的賤民裡，到試圖理解和實踐佛教，並在如此做的同時，將佛教帶回它所誕生之地。這是歷史上最動人的故事，而且將能啟發所有知道這個故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