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入」慈濟大藏經
——以慈濟落實「社區倫理」的環保志業為例
釋昭慧
（玄奘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
一、宗教環保的「教證」與「理證」
當代各種投入環保運動的宗教家，往往依其古老聖典，作出文本的詮釋與分析（簡稱「文本分析」）。這是在為「人類應如何看待生態環境」，尋求權威性的經典依據。這些宗教家甚至不排除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如核能發電、基改作物、溫室效應等等，而作出教典的再詮釋，好能作出倫理判斷（知），尋求解決之道（行）——就佛教術語而言，這類文本分析，屬於各該宗教環保理念的「教證」。
其次，各宗教內部的思想家（神學家），也各自建構其生態哲學（或生態神學）。此中依當代西方所分類的生態哲學，大抵可區分為三種主義：
一、「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將人類價值高推到所有生物與無生物的頂極地位，例如：西方主流哲學高推人的「理性」，西方主流神學高推人的「神性」，因此大抵認為：只有人類具足「目的價值」，其餘生物與無生物只有在滿足人類需求和利益的前提下，才具足其「工具價值」。
這種西方主流神學與主流哲學的思維，影響到了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科技研究，以及資本主義思維下的畜牧業。迄今每日全球有數以億計的生靈，被捉來作動物實驗，或是被關到集約農場，牠們備受種種楚毒酸切的殘暴凌虐，求生不得而求死不能。東方科學界竟然毫不猶豫地，延用著動物實驗的法定程序，並且同樣視此作為必不可少的「標準作業程序」，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全球人心大淪陷，全球業力大黑洞！
二、「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c Ethics）：主張自然世界的整體生態系統，含生物與無生物，都具有其目的價值，並依生態系整體的永續性運作，來決定個體的角色和地位。如當代部分西哲所提出的蓋亞理論、土地倫理、深層生態學等等，以及部分非主流的生態神學，或是對中國天台學中「無情有性」論的再詮釋。
三、「生命中心主義」（Biocentric Ethics）：主張眾生平等，每一種生命的本身就具有其尋求生存與快樂的目的價值或內在價值（而非工具價值），如當代經驗主義西哲所提出的動物解放、動物權，以及佛教的「護生」主張。
然而佛法看待「生命」與「生態」的寬廣角度，使得它無法被全然歸納為其中一種主義。我們只能說：
一、佛法近似生命主義：本諸推己及人而憫念眾生的悲懷，佛陀強調「護生」的重要性，並且反對暴力，這點近似「生命中心」的個體論。
二、佛法近似生態主義：依「緣起」法則，佛陀強調萬事萬物的相依共存、同體相關，此即中國俗諺的「牽一髮而動全身」，以及生態學上的「蝴蝶效應」原理，因此佛法又近乎「生態中心」的整體論。
三、佛法絕非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並沒有特權，因為依於無常法則與業力法則，所有眾生都依於他們的心念、言語與行為，而招感到不同的生命形態。作為進入「人道」場域的人，他必須理解此一進、退場機制，否則還是會依不善業而從「人道」退場，招感到低劣、苦難的生命形態，是為「自食其果」。
但是另一方面，佛法依然強調「人身難得」。因為眾生必須進化到知、情、意較為發達的程度，才有進入「人道」場域的機會；較諸其餘眾生，人類能作出相對良好的事實判斷（依於理智）、倫理抉擇（依於情感）與價值體現（依於意志）。因此佛陀說法，也以人類為主要的教學對象。當然，人類之中也有例外情形，那些患有精障、智障的人，或是胎兒、嬰孩、植物人等，並不見得比猩猩、貓狗或豬牛、雞鴨，更具足知、情、意上的優勢。因此以人類的「理性」，片面證成人類的優越地位，業已在事實判斷上，產生了嚴重的錯謬。1
各宗教依其文本分析作為「教證」，會進一步建構出系統理論的生態哲學（或生態神學），進而作出種種論述（更精準地說，是論述分析2 ）——就佛教術語而言，這就是各該宗教環保理念的「理證」。
即便是原本被視為對環境並不友善的宗教，面對迫在眉睫的現實需求，察覺到事關人類或眾生禍福，他們也還是可以對既有的宗教觀念再作省思，然後透過前述的聖典再詮釋以及理論再建構（亦即：依於適切的「教證」與「理證」），來改變他們對待生態環境的態度。此中，美國環境倫理學大師Holmes Rolston III（1932～）就是一位絕佳範例——他以科學家、基督教牧師而兼哲學家的三重身份，跳開了西方主流神學與主流哲學的思維模式，建立起生態主義式的神學論述。
只要「教證」與「理證」充分而有說服力，那麼各該宗教的環保論述，就具足了權威性與正確性，讓信眾付諸生活實踐與群體事工。具有相當組織規模的宗教團體，甚至可以在各自關切的環保議題上，投入（乃至主導）各項議題的環保運動。
二、宗教環保還要加入「事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各種宗教團體推行環保運動，並不必然是要等到上述「教證」與「理證」完備之後，才展開行動的。亦即：不必然是依於孫中山先生所說「思想→信仰→力量」的「主義」建構過程，不必然是「論述先發，行動後至」。他們往往是依科普知識以瞭解現況，本諸宗教的核心價值與素樸的良知判斷，而就發為對應性的環保舉動／行動／運動。
領袖型宗教家在此所扮演的，是一種「人格典範」的特色——依於各該宗教的核心價值，本諸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發為感人肺腑的諄諄教誨，提出簡潔有力的行動宣言。
「人格典範」的宗教家，當然會有其勸說教導與行動指示，但那未必是邏輯綿密且系統周延的論述分析。由於他們有著強烈的生命情懷與感染能力，因此只要登高一呼，往往能激發起眾人「矢志追隨」的豐沛能量。追隨者以這樣豐沛的生命能量，奮力擺脫思想慣性與行為墮性的束縛，逆向躍升而發為個人的環保行動，或是加入群體的環保事工。當這些行動與事工，獲致了自利或利他的正面效應時，那些真實感人而又豐富多樣的生命故事，又透過口耳相傳與媒體報導，形成了強而有力的宗教見證，讓更多人深受感動而加入行動／運動行列。
這是在依科普知識，具體作出生態環境的事實判斷之後，滾雪球般地進行著宗教環保三部曲——「抽象的核心價值→具象的人格典範→具象的生命故事」，三者交叉印證且不斷擴延。因此我們可以比對發現：在「教證」與「理證」之外，當代宗教環保運動，必須加入精神導師與追隨者的生命故事，那是感人肺俯而激發動力的具體「事證」。
三、「理證」於宗教環保所扮演的角色
「論述分析」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即是伴隨著「宗教環保」三部曲的進行，對文本作詮釋分析（教證）、對案例作質性或量化研究（事證），並於這兩者的基礎之上，作出哲學式的分析、綜合、歸納、演繹（理證）。
宗教環保的論述分析，有時出自宗教環保運動的提倡者與追隨者（亦即「局內人」—Inners），有時則出自旁觀宗教環保運動的學者、思想家或評論家（亦即「局外人」—Outsiders）。
「局內人」大都為這三部曲的每一感人故事或重要環節，作出紀錄、賦與詮釋，甚或萃取出共同現象與共通法則，而加以闡述、評斷，有時也會作出愛深責切的反思與檢討。
「局外人」中之思想家與評論家，基本上有其既定價值信念，這些價值信念，與該諸宗教的環保信念，有的相同而有的相左。
「局外人」中之學者，不是沒有個人的價值信念，但是精嚴的學術專業訓練，使得他們大都較為嚴謹地把持「價值中立」的分寸。
這些局外人所發表的論述，對於該諸宗教的環保理念與事工內涵，未必都會給予全盤的正面肯定，有時也會針對該諸宗教的核心價值、理念、作風、行動，乃至個案，提出他們的質疑與批評。然而即使是質疑與批評，也必須謹守「經驗檢證」與「邏輯驗證」的法則，凡是天馬行空的隨興漫談，或是含沙射影的情緒宣洩，即使形諸文字，嚴格而言都不能納入「論述分析」的範疇。
四、知、行「相即」，做、學「相入」
慈濟環保志業，自一九九○年發展迄今，已逾二十二年，清晰地印證了如上所述「宗教環保三部曲」的發展軌跡——「抽象的核心價值→登高一呼的人格典範→眾多感人的生命故事」。
綜觀逾半世紀的慈濟志業，並非一開始就規畫出所謂的「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從而架構出逐期進行各種事工的龐大藍圖；反倒大都是一些感人的生命故事或現實場景，讓證嚴法師以悲天憫人的情懷，蘊釀出「以具體行動來改善現狀」的想法、腹案，然後感召著慈濟人共同投入。接著就由慈濟人以「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從做中學，邊學邊做。至於「四大志業，八大腳印」，那是在各種志業逐漸具足規模之後，歸納既有成果而提出未來願景的簡潔宣告。
但這並不意味著，慈濟志業純粹來自法師個人的生命悲懷與意志貫徹。事實上，整個慈濟志業，有著非常清晰、明確的佛法貫串其間。筆者以為，證嚴法師作為一位佛弟子，從頭到尾都在奉行著佛法（特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價值——「嚴淨國土」、「成熟有情」與「惜福愛物」，並依這三大核心價值，產生了「護念眾生」、「膚慰地球」與「珍惜資源」的三大行動基調，在各種時間與場合，以契理契機的開示與演說，來闡明這些核心價值與行動基調，隨著時節因緣而逐漸規畫出各種志業的項目與內容。
法師以其悲天憫人的生命情懷，親力親為地帶領著為數龐大且逐年增多的慈濟人，「行入慈濟大藏經」。茲舉三項「行入慈濟大藏經」的特質：
一、在接引對象方面，慈濟人來自知識份子、企業領袖、社會菁英、普羅大眾、社會底層乃至罪犯遊民。它真正做到了「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的淨土理想，契應著「等視眾生」的佛陀本懷！
二、在教導順序方面，法師很明確地規畫出「由善門入佛門」的願景。許多慈濟人並非先有佛教信仰，再受法師感召而投入慈濟；反倒是先接受了法師的人格感召，投入慈濟志業之後，才逐漸將佛法內化為自己的信念。乃至於慈濟人是不是必須要在形式上加入佛門？法師也相當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因此有許多社會人士與友教信徒，也歡喜地成為「慈濟大家庭」的忠實成員。
三、在教導內容方面，可以歸納出「積少成多」的特色。法師並非滔滔雄辯的哲學家，但絕對是極富感召力與影響力的宗教家，以及洞悉人性而因勢利導的教育家。法師深知「知易行難」的人性弱點，因此她在每一時期，相應於前述核心價值與行動基調，往往只提出一、兩項簡潔有力的重點提示，跳過論述分析的枝枝節節，直接告訴慈濟人：「做就對了！」讓慈濟人將這些重點提示「信受奉行」而付諸實踐，以團隊力量互勵共勉，克服某一、兩項頑強的不良習性，作出某一、兩項自利利他的共同行動，如此緩進地徹底改造生命底蘊與生活習慣。
弟子們依於各該階段的重點提示，運用著與時俱進的科學知識，累積了豐富、有效的實務經驗，這時法師再訏衡外部時勢與內部能力，作出下一階段的重點提示，訂出下一階段個人行動與群體事工的重點。
慈濟人常掛在口裡的是「佛心師志」、「做就對了」。由於「信受」佛心、「奉行」師志，起先是依於法師指令，「做就對了」。緊接著在投入之後「證實」己行——發現這果真是「做就對了」。
這時，法師再進一步提出簡潔有力的提示：「要做對的事情。」至於什麼是「對的事情」，其思想判準，恰恰來自前述三大核心價值的「佛心」；其實踐判準，則來自前述三大行動基調的「師志」。
「對的事情」未必就做得出來，除了對「佛心」與「師志」的全然信賴之外，還仰賴組織分工，規畫並執行循序漸進的教育與推廣，學習與印證，因此慈濟人依於一項又一項的重點提示，「積少成多」地發為有力行動，產生豐沛成果，終於形成力挽狂瀾的全球性運動。國際賑災如此，全球環保亦然。
在法師的人格感召下，依「佛心」（核心價值）作為源頭活水，以「師志」（行動基調）作為實踐綱領，配合著每一階段的重點提示，慈濟人逐步、逐項地身體力行，務必要這樣緩進教學，才能達成天台學中所謂「相即相入」的效果：知、行「相即」，做、學「相入」。於做中學，邊學邊做；即知即行，知行合一。
五、「行入」以落實「社區倫理」
筆者一向是十足理性的學者，此從上述文段的論議風格，已可窺其一班。然而即使如此，在慈濟環保志業的相關論述中，最為觸動筆者心靈的，竟然不是綿密思辯，而是證嚴法師的如下法語：
「走路要輕、怕地會痛！」
慈濟人會自豪地說：他們是在「行入慈濟大藏經」——請注意：這是「行入」而非「理入」！這與「反智」與否無關，而是生命心靈的深邃之處，對他者處境「感同身受」的強大能力，受到了法師強大慈悲能量的激發、穿透與活化！這種「感同身受」的強大能力，儒家名之為「良知」，佛家則名之為「自通之法」。
依何日生教授所述：慈濟從1991年開始啟動環保志業，在各社區設立環保站，旨在教育周遭的鄰居，一同加入環保回收的行列。時至今日，全台灣有超過二十萬名慈濟志工，在五千多個社區環保站，投入自己的時間與精力，維護社區清潔，促進環境保護。受到慈濟志工的啟發，成千上萬的家庭，也開始在自家做起資源回收。
這些資源回收的寶特瓶或紙張等等，他們都作了妥善的再利用。例如：近年幾位實業家的慈濟志工，設立了一間盈餘全數投入慈濟公益的「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將回收寶特瓶製作成毛毯，平時建立物流系統，佈點販售於全國各處，以減少庫藏壓力，一旦有國內或國際上的災難發生，立即從各經銷點全面回收庫存毛毯，儘速送往災區，提供災民保暖安眠。
環保站吸引了不同年齡與階層的民眾。志工從三歲到一百零四歲，包括博士班學生、企業家、警察、家庭主婦與外交官。3 全台灣總人口數是兩千三百萬，然則每一百一十五人中，就有一人投入其間。難道這二十萬人，都是在弄清楚了「緣起性空」、「眾生佛性」與「無情有性」的內在理路，然後才發為行動嗎？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豈不正是依於前述「宗教環保三部曲」——在「佛心」、「師志」下投入之後，證實「己行」果然「做就對了」！
有人認為，這只是「資源回收產業」龐大利潤受益者的板塊位移（從拾荒者位移至慈濟人），然而我們不妨參看何日生的如下陳述：
環保站同時也是心靈療癒和提供相互勉勵的地方，藉由參與環保回收，慢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可以因此得到心靈撫慰，進而改善自我狀態。而某些有憂鬱症、心理障礙、吸毒、賭博、酗酒傾向的受訪者，更以自身經驗證明，藉由參與慈濟環保回收活動，他們得以戒除所有不良症狀。還有一位內湖志工許金蓮，駝背將近九十度，竟在從事環保回收數年之後，逐漸從駝背的身軀，轉為直挺挺的健康身體。而慈濟環保站成為一種新形式的佛教寺廟，提供宗教性的功能，提倡利他主義、合作、團結、謙讓，以及簡單生活的美德。4
同是在作「資源回收」，有人因此而得重度憂鬱症（如台灣某位卸任女性立法委員），有人卻因此而連憂鬱症、毒癮症與精神分裂症，都還可以不藥而癒！何以如此？原來，慈濟環保志業中，「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公益企業體，正是德國心靈導師古倫（Anselm Grün）神父所指出的，「價值創造利潤」5 的最佳範例！
在「佛心」與「師志」的體念之中，護念眾生、惜福愛物乃至「怕地會疼」的價值信念油然而生，這牽動出了慈濟人集體強大的慈悲能量，讓志工們在資源回收的工作場域中，對於自己的所做所為，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價值感。有此價值信念作為前導，因此志工們在工作時，所思所念不是「拾荒者」的無奈與悲情、不是「社會邊緣人」的屈辱與絕望，而是「愛惜物命，守護地球」的無比尊榮與無限柔情。這使得他們逐漸體會到身心靈、家庭、社會、眾生乃至土地綿密共生、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則，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無緣大慈」的生命能量，融入了「同體大悲」的生命海洋。這一連串的運作機轉，具體呈現出身心靈、家庭、社會乃至土地的療癒成果。
六、結語
慈濟從「全球」的環保志業，落實到「在地」的資源回收，然後又從「在地」的資源回收，落實到作為「全球」賑災用途的高科技寶特瓶毛毯。它是一個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最佳實例。
慈濟環保志業的成就如何？看得到數目字的成果，在此姑舉數例：由於慈濟投入環保志業，台灣的資源回收率由1990年代的9.8%，到二十世紀末期，已提高38.6%；台灣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已從1.143公斤，大幅下降至2008年0.584公斤的新低。6
然而更多無法估量的貢獻，更值得我們注意。在資源回收與處理作業的在地環保志業中，我們看到慈濟人落實「社區實踐倫理」的成功典範。這些療癒成果，到底節約了多少全民健保的國家成本？到底促成了多少生命活力、生活品質、整全家庭、幸福社會與清淨國土？這些總體效益，實在很難作精準的量化表述。
因此本文作者以「佛教局內人」與「慈濟局外人」的雙重身份，略述「宗教」與「環保」之間，教證、事證與理證之間，「佛心」、「師志」與「己行」之間，「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邏輯辨證的層層環扣與串串鏈結如上，用以就教方家。
【後記】
本篇論文之初稿，係筆者應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教授邀，於2012年1月間，為《環境與宗教的對話》論文集所撰序文。
後台灣生命倫理學會理事長蔡篤堅教授，邀筆者於2012年6月初之「台灣生命倫理學會年度會議——生命倫理與認同群體研討會」發表論文，由於邀筆者發表場次之子題是【社區實踐倫理的典範】，筆者立即想到慈濟環保志工之範例，倘稱之為「社區實踐倫理的典範」，實亦當之無愧。乃就原序文作一增刪而草成本文。
對照原序文，增益部分約計1200餘字，刪除部分約計670餘字。刪除的是文末之如下片段：
《環境與宗教的對話》研討會的召開，是在慈濟人投入環保志業二十年後。也就是說，是在慈濟人業已於證嚴法師號召下，純熟地奏起了慈濟環保三部曲之後。更精確地說，這是在「佛心→師志→己行」為經，「做就對了」為緯，長達二十年來，進行著「從（佛）正理啟（師）信願→從（師）信願發（眾）信願→從（眾）信願至（眾）篤行→從（眾）篤行契（佛）正理」的滾動式歷程，且已產生十分輝煌的具體成果之後，在內外因緣成熟的評估下，由慈濟人文志業發展處所主導、規畫出來的宗教學術盛筵。
本次研討的發表人，有慈濟志業體的「局內人」——含職工與志工、理論家與實踐家，有非屬慈濟的「局外人」——對慈濟環保運動給予全然肯定、部分肯定乃至質疑批判的學者。這就為宗教性的環保論述，提供了理性溝通的「學術交流平台」。
其次，本研討會從一開始，就把主題定調在「環境與宗教的對話」，對話內容非僅「佛教」或「慈濟」，還包含了諸宗教的環保論述。這就為各宗教的環保觀，提供了友善的「宗教對話平台」。這使得研討會的議題與論文的內容，相當豐富而多元。
因此在研討會後，這些質精量多的研究成果，確實有其輯為專書的必要，它兼具學術性與宗教性，可以作為慈濟人相互印證、省思檢討、教育推廣的良好教材；它也可以成為局內、外人作相關議題研究之時，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慈濟人文處主任何日生教授向筆者索序，這讓筆者不得不強制自己忙中撥空，非讀不可，因此竟然產生了「先讀為快」的無量法喜！因茲略述「宗教」與「環保」之間，教證、事證與理證之間，「佛心」、「師志」與「己行」之間，「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邏輯辨證的層層環扣與串串鏈結。
是為序。
101.7.29昭慧謹誌
1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孟祥森、錢永祥譯：《動物解放》，在本書第一章中，對類此「理性優越」之類理由，直指其是「物種歧視」，並有著十分綿密而有力的駁斥。台北：關懷生命協會，一九九六，頁六四～六九。
2 「論述」（discourse），是由許多「命題」（proposition）所構成的內容。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則是進一步將這些命題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目的是要清楚呈現出作者的思路。
3 何日生：〈療癒地球以及人類的身心靈——慈濟環保站的草根運動〉，《環境與宗教的對話》頁二二九。
4 何日生：〈療癒地球以及人類的身心靈——慈濟環保站的草根運動〉，《環境與宗教的對話》頁二三○、二四五～二四六。
5 Anselm Grün & Jochen Zeitz, Gott, Geld und Gewissen. 吳信如譯：《金錢與良心》第六章：「價值創造利潤」，台北：南與北，頁一二三～一四八。
6 何日生：〈療癒地球以及人類的身心靈——慈濟環保站的草根運動〉，《環境與宗教的對話》頁二三七。相關療癒成果的質性陳述與量化分析，在《環境與宗教的對話》一書中，觸處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