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苦難與罪惡——長老教會國是聲明的宗教意義

釋昭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灣退出聯合國，當其時，社會風雨飄搖，動盪不安，長老教會適時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表達教會對台灣前途誠摯的關懷。三十年後，選舉在即，長老教會舉行「關懷台灣前途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筆者有幸應邀致詞，甚感榮幸！

       長老教會於三十年前發表「國是聲明」，此一作為非比尋常！這不像現在——誰叫「愛台灣」叫得愈大聲，就愈能招徠選票與利益。三十年前，台灣仍處於政治氛圍森嚴、箝制言論自由的白色恐怖時代，長老教會敢於提出觸犯當局政治禁忌的議題，不畏政治迫害與輿論壓力，這種擔當、勇氣與膽識，算得上是宗教界的「先知」了。筆者從事社會運動之所以不避諱政治議題，可說是受到長老教會極大的啟發。

       國是聲明所關懷的兩大焦點——兩岸關係與國會結構問題，凸顯的是台灣主體性與人民主體性的清楚立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至今看來，兩大問題的內涵雖已因時移境易而有所改變，但其精神則依然深具時代價值！

       國是聲明更可貴的是它所展現的宗教精神。任何宗教，都要面對人的罪惡與苦難，這是宗教存在的終極意義，也是宗教必須面對的課題。就以筆者所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講「慈悲」，但也重「因果」。因果意謂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世間不公平表象深層的公平與正義。眾生的苦難常是源自於罪惡（自己的惡、他人的惡或共業之惡），由於慈悲的緣故，面對苦難眾生時，佛弟子卻又不得以「因果業報」為理由而撒手不管，必須以悲願篤行來注入更多善因緣力，期能改變因果的網絡。因果與慈悲，看似對立的概念，卻是相輔相成的。

       同樣地，聖經中「愛」與「公義」的概念，也是看似對立，卻也相輔相成的。《新約》強調愛；愛，當然就不捨任何苦難中人。《舊約》則強調公義，亦即：彰顯面對邪惡、剷除邪惡的公平與正義。

       世間一般宗教，雖能顧及「慈悲」與「愛」的面向，面對苦難眾生，而作無怨無悔的付出，卻往往無法顧及「因果」與「公義」的層面。原因何在？面對苦難的人，悲憫心油然生起，這是比較容易的。而且面對苦難，只要給予愛或慈悲，就能從善行之中，獲得很大的滿足感，較無爭議性與衝突性，張力沒那麼高。但在面對邪惡的人、事之時，卻往往因爭議性與衝突性過大，以及張力過高，不免影響平靜心靈，引起苦感，基於本能的自衛心態，而不免軟弱下來。而最常看到的推搪理由，在基督徒就是「審判不必在我」，在佛教徒就是「惡人自有因果」。

       但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地上的國先行公義的審判呢？我們有沒有可能為了慈憫眾生乃至慈憫惡人的緣故，而透過降伏手段制止惡人危害蒼生？有沒有可能讓眾生因他人或共業之惡而承受之苦難，乃至惡人因其自身罪惡而遭受之苦報，得以消弭於無形，或最起碼減少其罪惡之次數、降低其罪惡之強度呢？

       七○年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其可貴之處在於：它不但體驗了《新約》中「愛」的精神（愛台灣這塊土地與所有的人民），也實踐了《舊約》中「公義」的精神（盡己所能以制止他人之惡與共業之惡）。而後者正是台灣宗教界普遍欠缺的精神！

       台灣大多數宗教團體願意面對苦難的人群，可卻不願意面對罪惡的事物。例如：現實政治運作之中，經常牽涉到政商勾結或黑金問題，這些都是罪惡；政商勾結或黑金問題又進一步導致決策不利於人民或弱者的苦難。許多宗教人士，只願意在苦難發生之時，再行貼近苦難眾生，卻不願也不敢碰觸此諸苦難源頭的罪惡人事，認為那會「干涉政治」。

       兩相對比之下，長老教會國是聲明的精神，即在此凸顯出來了：它願意面對罪惡，並勇敢地承擔罪惡反撲時必將遭致的苦難，也因此，它成為台灣宗教界開風氣之先的政治關懷者。它不但面對強大的政府，面對懷藏偏見與敵意的社會人士，也必須面對教內的反對聲浪，但它更在意的是對抗罪惡，救拔苦難，為此它堅持了「愛」與「公義」的宗教精神！

       七○年代長老教會就已走出了教會的門檻，以其宗教主體性意識，有尊嚴地涉入了政治，此一作為，不僅是那個時代的先知，時至今日，依然是台灣宗教界值得學習的楷模！（作者為中華佛寺協會常務理事，台灣主體性聯盟連署人）

九十年十一月廿六日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一月廿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