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現代性」問題

陳儀深

　　四月二十、廿一日兩天，弘誓文教基金會以學術研討會的方式慶祝印順法師九七崇壽，發表十五篇論文，分成「告別傳統」、「無諍之辯」兩大類，內容以「佛教與女性」的議題為多，其他還涉及佛教參與社會運動、宗教立法乃至「後印順時代」的問題，誠如昭慧法師所說，以法供養應該是最好的祝壽方式。

不過以告別傳統四字來涵蓋佛教與女性的議題，雖然可以延續去年廢除八敬法宣示的新聞熱度，在運動的層面可以理解，但是就學術上「宗教與現代性」的討論而言，傳統與現代之間有複雜的糾葛，想要片面地告別，不免有簡化、淺化的毛病。一位與會學者龔雋教授即在論文中指出：過於心急地擁抱現代性，無法深入展開宗教所具有的價值資源。

直接看台灣佛教界的現狀，若干實力雄厚的教團，經營方式不亞於國內許多成功的企業，逢到像九二一地震這樣的災難，動員救助的速度以及介入重建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也因為擁有實力，所以不論那一黨派的執政者也必須禮敬三分。於是，七、八十年前太虛法師所呼喊的教制、教理、教產三大革命似乎已達成大半？事實上也不容太過樂觀，例如中華佛寺協會秘書長林蓉芝根據參與「宗教團體法」草擬過程的經驗，指出佛教界山頭林立、意見分歧，無法像基督教、天主教一般迅速凝聚共識，甚至對外交涉的時候，仍出現男女不平等、僧俗不平等的現象。換言之，佛教界不但在教義的詮釋、觀念的轉換等方面仍然存在問題，組織上所謂全國性的僧會仍未有效建立，太虛法師若復生於今日，恐怕還要繼續「革命」下去。

昔日太虛法師關於淘汰僧尼、整建僧會的目標曾經寄望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今日看來當知不切實際，況以中共建國以後的中國佛教協會而言，不見得能發揮佛教的主體性，很多時候只是政治控制的一環。可見佛教現代化的問題，要放在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看，佛教界對國家社會的民主、進步如果不能扮演推手，至少也不應拉扯後腿；好在以昭慧法師為代表的教界新生力量，過去幾年投入(例如)觀音像事件和反對賭馬賽馬的動物保護立法，可視為「政教制衡」關係的典型範例，若要研究當代台灣佛教的「現代性」，不能忽略這精采的一頁。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教授協會副會長）
——刊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台灣日報》第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