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姦除罪化」面面觀

釋昭慧

       日前部分婦運團體提出了「通姦除罪化」的呼籲，這是一個極其辛辣的話題。它有幾個立論基礎：一、通姦倘須負起刑責，最後的結局通常都是「兩個女人的戰爭」：女方出軌時，男方必定是將妻子與外遇對象一併控告；男方出軌時，女方通常只告第三者——兩者都不出「女性挨告」的結局。故此罪倘若不除，徒證成「夫權」之正當性而已，並不能達成女人「遏阻丈夫外遇」的效果。「通姦除罪化」訴求所對抗的，正是這種夫權；此一訴求一旦成功，失利最多的也是這種夫權。二、情慾自主自由，通姦屬男歡女愛之情事，與道德缺失無關。三、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教育可以更有前瞻性，教導下一代，兩人是因為相愛而結合，不相愛就分開，讓雙方都有相當好的選擇。四、通姦罪意味著在法律上允許人用報復與仇恨來對待配偶，而報復與仇恨也是不道德的。五、通姦是「私領域」之情事，與「公領域」無關，法律不需插足其間。

       在法律的層面，第一個理由較能具足說服力。筆者可以理解並同意：將「通姦」改作民事而非刑事案件，讓「變心」者負擔起賠償配偶精神痛苦或家庭損失的責任，卻避免讓「通姦」罪實質上成為「彰顯夫權」的工具，誘發「兩個女人的戰爭」。然而第五個「私領域」的理由則似嫌牽強：訴諸民事求償而非兩造「私了」，這豈不依然是公領域適度介入私領域的表現嗎？其實公領域介入通姦事，已是「果」而非「因」，若究其因，早從「認證合法婚姻」開始，「公領域」就已介入在情欲的「私領域」中，留下「保障合法婚姻，排拒第三者介入」的伏筆了。

       在道德的層面，筆者實無法同意「通姦無關道德缺失」的觀點。

       當一方「變心」而另一方以合理手段「報復」其變心之時，兩人都只是在逞其貪瞋癡煩惱而已，旁觀者只能「既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卻無法以雙重標準來理解：何以前者無涉乎道德缺失，而後者卻有之？「通姦」意味著「另一段愛情的發展，導致了對配偶的失諾」。也許「愛情」無罪，但「失諾」是否道德之惡？給配偶一個錯誤期待，讓配偶因承諾失效而心碎，有子女者甚至因此而讓子女面對一個破碎的家庭，這是否道德之惡？

       男女情愛與宗教的廣慈博愛不同，它原本就容易挾帶「佔有欲」。「海枯石爛，此情不渝」的相互承諾，雖然產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但審視其本質，也只是相互滿足佔有欲的至情流露而已。一方一旦失諾，則另一方勢必無法滿足其佔有欲，此時由愛生恨，也幾乎是一種制約反應。我們當然希望當事人能沉澱情緒、昇華心境，化恨意為祝福，化小情為大愛，但這已進入宗教領域，冰冷的法律條文，是無法承載這種功能的。

       然則退而求其次，對那些因配偶失諾而懷藏恨意，無法昇華其心境的人，社會也似乎須要提供他（她）合理的情緒發洩管道，這正是法律介入情欲「私領域」的積極意義——最起碼其報復尺度要被法律規範，而不能任其遂行「私仇私了」之意念（如：情殺、潑硫酸、私密大公開、黑函滿天飛等等）。這時，讓當事人透過法律途徑尋求合理報償，反而對「業已變心」與「意圖報復」的雙方，都是一種保護。站在這個立場，我們也許可以考量：情欲雖屬「私領域」事，一旦衝突出現之時，視當事人之需要，「公領域」依然可以作適度之規範與仲裁。通姦受害人可透過「民事求償」，這不正是一個良好的「公領域規範與仲裁」實例嗎？

       「通姦除罪化」的另一大論據是：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沒有愛情的婚姻確乎隱藏罪惡，「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是個範例。然而另一方面，此一觀念倘若推到極致，本身也就足以解構婚姻的穩定性；因為婚姻的法律效力是持久的，婚姻所形成的家族血緣關係更是超穩定結構，但愛情卻建立在「感覺」上，是最飄忽無常的東西。以一個飄忽無常的心理基礎，提供一個「忠貞不渝」的法律承諾，形成了親子血緣的穩定結構，這就是婚姻內在的矛盾與弔詭！

       也許，兩造都同意讓「飄忽的愛情」與「持久的婚姻」脫勾，在體制外隨時保持其「飄忽而無須持久」的彈性，這比婚外情對配偶所造成的失諾，會更減少道德之惡吧！如或雙方都有接納並經營「持久的婚姻」之共識，那麼，在愛情的脆弱基礎之外，可能還要藉助「但取一瓢而飲」的人間恩義與淡泊物欲的宗教情懷吧！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