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誓雙月刊

研究部派思想之傑出比丘尼──悟殷法師訪談錄
 

邱敏捷(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筆者為探討「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98–2410–H–024–015),乃於2010年9月25日(週六),在電話中與悟殷法師(1955–)訪談。這是本研究案的第二十二次訪談活動。

        悟殷法師是我非常敬佩的法師。她對於佛教的研究非常用心,除單篇論文外,主要著作有:《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彙編》(上)(下)(臺北:法界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部派佛教上編——實相篇、業果篇》(臺北:法界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部派佛教中編——修證篇》(臺北:法界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部派佛教下編——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一)》(臺北:法界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臺北:法界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臺北:法界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等。在閱讀部派佛教資料時,總想到悟殷法師,也曾請教過一些相關問題。法師總是不吝惜提供她研讀的心得,使筆者獲益良多。

二、筆者問:請法師談談學佛與出家之因緣? 

        法師答:

        每個人都有他的得度因緣,而我出家學佛的因緣,單純又簡單。在出家前完全沒有佛教概念,也沒有看過出家師父,卻因身體的自然反應──不能吃葷,而開始長期蔬食。之後,在北埔往竹東的客運車上,看到一位穿著黑色長衫的比丘尼法師。蒙同事告知,法師住在北埔金剛寺(即斌宗法師之師父妙禪長老闢建的道場),還熱心的帶我去;由此機緣,認識了寺裡的二位法師。一年後,成為他們的師弟。

        1981年7月30日,在竹北犁頭山蓮華寺出家,三月後受具足戒。之後,師父送到福嚴佛學院求學。記得入學考試,連西方教主、五蘊、五濁惡世都寫不出,近乎交了白卷。在此之前,我沒有真正讀過佛書,也未曾聽聞任何法師講經說法。我接觸的第一本佛書是印順導師(以下簡稱導師)《成佛之道》。那是在家時,在報上看到慧日講堂免費贈送《成佛之道》(偈頌本),去信索取回來的,可說完全看不懂。出了家,忙著背誦早晚課,學著佛門規矩,只看過師父給的書──明代見月老人的《一夢漫言》。    

三、筆者問:法師在何機緣底下與導師思想結緣? 

        法師答:

        1981年出家、受戒,插班入了福嚴佛學院就讀。是時,剛出家,什麼都不懂,又是插班生,還來不及適應,三週後期末考,一年級上學期就結束了。要說「在何機緣底下與導師思想結緣」,該說我是自閉、怯弱又帶有叛逆個性。在學院,晚上熄燈後,都要坐在床上,至少打坐半小時,才能躺下睡覺。當時,我根本沒有學過打坐,看到同學閉著眼睛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也依樣畫葫蘆坐著。為了避免睡著,只好想想今天上課的內容,或者拿日文文法在那裡研究一番。不久,對佛法慢慢有了疑問──佛法中有似乎矛盾的說法,難道都是佛陀親口宣說的嗎?尤其,上《唯識二十論》時,唯識學者破有部、破經部以成立「外境非實有」的唯識義,我心裡總興起──評破別人,也不見得你的理論就是最圓滿的念頭。自閉、退縮的個性,既不敢請教老師,也沒有和同學商討,就悶在那裡。

        旅居新加坡的演培長老(1917–1996)回到福嚴,為我們開講導師寫的〈印度佛教流變概觀〉。雖然只有短短的幾節課,但「印度之佛教有數次流變」的概念,解決了許多困擾,進而興起想要讀印度佛教史的意念。不過,當時學院沒有開「印度佛教史」。課程的安排,雖然是導師擬定的,但實際的開課,則要看是否聘請得到適合的教師;上課的教科書,也是由每位老師自行決定。因此,在福嚴讀了二年半又二十八天的佛學,說真的,當時的我,實在不了解導師的思想。

        1985年,我到陽明山的妙德蘭若,蒙老師能淨法師(1937–)收容。在老師精心策劃下的「慧觀學處」──「私塾」性質的學團,過著學院化的生活。老師非常慈悲,總為幾位學子聘請最專業的老師授課。1986年,特別聘請當時在福嚴佛學院教授國文、對印公導師《妙雲集》深有研究的昭慧法師(1957–),來帶領學子仔細的研讀《妙雲集》。這時候,才開始有系統的研讀導師著作《妙雲集》,才漸漸地發現導師著作的精彩。

        我發現導師著作非常精彩的關鍵性文章是──〈中國宗教的興衰與儒家〉。昭慧法師上課的第一單元是「宗教觀」。我是第一組組長,第一個上臺報告導師〈我之宗教觀〉那篇文章,很不理想。已經過了二十四、五年,至今猶記憶深刻,在「序文」部分,就被法師連續問了三個問題:什麼是反宗教,什麼是非宗教?二者有何不同?一個報告下來,就是一個「慘」字可得,真是震撼教育!第二次輪到要上臺報告〈中國宗教的興衰與儒家〉,因為有了慘痛經驗,認真的研讀,卻因學識不足,在準備的過程中,困窘萬分,但也因此機緣,突破了一些關卡,真正發現導師著作的深刻,往往一、二句話,就是一個典故,或是一段的思想史,真是越讀越有興趣。透過昭慧法師的指導,認識導師思想的博大精深,體會佛陀教法的智慧與慈悲。

        我常說,在修學佛法的路上,若沒有遇到昭慧法師、沒有讀到導師的書,也不知道流浪到哪去了。當然,飲水思源,我也非常感恩設立慧觀學處的能淨老師。

四、筆者問:法師接觸導師思想後,在佛教思想觀念上最大的轉折是什麼?在修行上又有哪些特別的感受?

        法師答:

        從1986年開始有系統的研讀《妙雲集》,每一階段,皆有不同的體會與改變。在此之前,我很認真學日文,看日本學者的作品;此後,發現導師著作思想的深刻,漢文藏經的豐富,便漸漸以導師著作及漢譯藏經為主,日文變為輔助。

        心性怯弱又自卑,讓我願意長期研讀佛法,把我從自怨自艾情緒中拯救出來是因閱讀導師的著作。導師《成佛之道》云:「通論解脫道,經於種熟脫,修證有遲速,非由利鈍別。」那個觸動,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過去蒙昧,沒有種下善根種子,今世如果再一味蹉跎,沈浸在負面情緒,永遠也改變不了。現在知道了,就要趕快熏習,種下種子,才有成熟、解脫的希望。因此,我不再徬徨,也不會光只羨慕別人的境遇,而是耐煩地默默研讀,思惟佛法,安住於佛法。

        我出家的那個年代,最盛行的修行法門,似乎是打佛七、念佛。出家後,常聽老一輩的人說:「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聽起來,感覺蠻恐怖的,心裡毛毛地。

        不過,這種意識,在我看到導師〈談入世與佛學〉的一席話後,有了轉變。導師該文說:

        「急證精神復活了的最上乘,當然是根源於印度的。但專心一意於自求解脫,甚至將在佛法中所有種種福德、慧解,看成與本分無關,可說是中國佛教的特色。晚唐以來,佛教漸向衰落階段,這種情形就越來越顯著。學佛的人,如這一生而沒有了脫生死,似乎死了就前功盡棄,死了非墮落不可!例如說:『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這不但將業果看作還債,而對於出家持戒、聞法、弘化、莊嚴道場等一切功德,看成毫無用處,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如泰、緬等國,也有「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的信仰,會有人人出家一番的習俗嗎?又如說:『無禪無淨土,銅床並鐵柱。』這等於說:沒有究竟悟證,往生極樂,那死了非墮地獄不可,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

        在中國佛教中,很少能聽到:此生幸得聞法,幸得出家,死而無憾。更沒有聽說:臨命終時,念施、念戒、念天而心無恐怖。一般信佛的,布施、誦經、念佛、禮懺,求現生福樂的多,而為消罪業,死了減少(鬼)地獄的痛苦著想,是大多數(這是經懺特別發達的原因)。少有人說: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聽法供僧因緣,布施因緣,持戒因緣,將來一定解脫,一定成佛;充滿信心與理想,而生活於三寶光明的攝護之中。不知(歸依三寶)發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與一般不同,都傾向於出世,為成佛作因緣。反而將歸依、布施、持戒,一切為法為人的善行,看作與本分事一無用處,死了就前功盡棄。中國佛教向高處發展,但從淺處看,在業果相續中,傾向三寶,而福慧展轉增長,直到成佛的理論──從世間而漸向出世的因果信仰,太差勁了!死了變鬼,一死而前功盡棄的習俗信仰,深深的影響中國佛教。(《無諍之辯》,頁194–196)

        看完這段話,我豁然開朗,不僅大為安心,也生起無限信心,深信導師:「(歸依三寶)發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與一般不同,都傾向於出世,為成佛作因緣。」(《無諍之辯》,頁196)更相信,「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聽法供僧因緣,布施因緣,持戒因緣,將來一定解脫,一定成佛。」(《無諍之辯》,頁195)因此,我慶幸出家,得以生活在三寶光明的攝護中,充滿著光明與希望。

五、筆者問:法師閱讀導師的著作,有無親自請教過導師相關的問題? 

        法師答:

    我請教過的問題不少。有些是書上的相關問題,有些是導師前後期的異說,有些是出處,有些是與藏經記載不同,可能是筆誤的地方。第一次在慧觀學處請教導師「如何研讀佛法,讀不懂怎麼辦?」導師慈悲的說:

        「因為不熟悉,所以不懂。就如他不認識我,第一次很陌生,多幾次就認識熟悉了。讀書也一樣,多讀幾次就會熟悉。讀書,要多思惟。而且,要多看,不要只讀一本書。讀到不懂,經過思惟還是不懂,就暫時擱置那個問題,繼續讀下去,越讀越多,融會貫通了,自然會懂。或看多了,甲書的問題,從乙書得到解答,自然迎刃而解。」

        其餘比較重要的問題如下:

        (一)1999年3月26日,前往華雨精舍請教導師有關「說轉部」是現在實有,或是三世實有學派的問題。導師說:「說轉部非說經部,他應屬三世實有學派。至於『異生位中有聖法』,不一定要解說為現在實有,如三世實有的有部,未來無漏法已經具足,只是未顯現而已,只要靠著有漏聞修,把他引現出來即可。」
 
        (二)1999年夏季,導師在南投鹿谷山區度夏兼養病。8月28日,我前往請教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真常唯心論」之第二節「真常唯心論述要」:「別有一要義也,佛說六塵、六根、六識為十八界。有力能生者為根,即有引發六識之功能體。……後世之唯識論者,尚不解何故以種為根,自更難知淨心在纏之發為六根。有欲於唯識外立唯根,則亦未知其所以異也。」(頁278–279)導師看了原文,微笑地說:「這是一個重要思想。」導師大致解說了文意,並要我看《楞嚴經》,就可知「唯根論」的依據。導師示寂後,依著導師提供的線索,我寫了〈真常唯心論之「別有一要義」〉,發表於《印順導師永懷集》,也收錄於拙著《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一書。
 
        (三)在福嚴佛學院,請教《中國佛教史略》:「西晉竺法護歷遊西域,乃深慨於『真丹比丘習俗之行』,責其『高望遊步,世人無異,求好衣服,學世辯辭』。」(《佛教史地考論》,頁14–15)的意涵。

        導師當下就說:「出自竺法護所翻譯的經典中,至於那一部經,一時想不起。」再者,請教該書:「然傳譯時即有諍論,即阿梨耶為在纏真淨而不失自性者,抑真性在纏不守自性而妄現者。勒那摩提以梨耶為淨識,即法性真如;故『計法性生一切法』,『計於真如以為依持』,主『現常』;以授慧光,其道行於相州南道。菩提流支以梨耶為真識不守自性而虛妄現者,故『計阿梨耶以為依持』,『計梨耶生一切法』,不許法性真如能生,主『當常』;以授道寵,行於相州北道。」(《佛教史地考論》,頁14–15)

        導師說:「出自天臺宗的章疏。」導師馬上拿起《大藏經》翻找出處。我眼見導師手拿藏經都有一些發抖(太重了),於是向導師說:「導師,沒關係,學生知道出處來源,那就沒有問題,一定可以找到。」侍者拿著導師的午餐進來,我們也趁機告退,用午餐去。午後一點四十分,起床鈴一響完,室內電話就響,明聖法師(1941–)打來說,導師要我過去。原來,答案出來了,藏經冊數、頁碼都有了。
 

        (四)在福嚴佛學院,請問《北印度之教難》之「迦旃延與僧伽羅剎的忠告」。導師提到經中指責比丘們的種種惡行(《佛教史地考論》,頁300–301)。當時,導師特別指出「寺院家庭化」是最大弊病,是造成法滅的主因。我一時無法理解「寺院家庭化」的情形。請問:是像日本佛教嗎?導師搖搖頭,還是強調「寺院家庭化」。幾年以後,我才理會到,那就是,出家眾不守清規,以出家的身分,在寺院裡娶妻生子,如文中所云:「展轉相侵欺,以自養妻息。」
 

六、筆者問:法師的著作中,如《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與《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彙編》(上)(下)等,對導師著作之資料彙編與勘訂,其出發點為何?

        法師答:

        導師的著作很難讀懂讀通,怎麼說呢?我在慧觀學處時,在昭慧法師的指導下,研讀《妙雲集》,就發現導師著作的深刻,往往一、二句話,就是一個典故,或是一段思想史。稍一不慎,就忽略了書中要義,及導師卓越的特見。而且,在昭慧法師的訓練下,養成查藏經原文的習慣,並存有「問題意識」,看書時,很自然地會追根究柢。《中國佛教史略》前後聽講二次。第一次,在福嚴第四屆的高級部旁聽;第二次,在福嚴第五屆的高級部旁聽。陸陸續續收集不少資料。
 
        此《資料彙編》之所以能夠成冊,重要的推手是昭慧法師。1991年,妙峰長老回國參加福嚴精舍重建落成,向昭慧法師讚歎《中國佛教史略》思想的博大精深,而閱讀上有很大困難──因為不詳史料出處,對於該書所述及的史實與思想,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妙峰長老期望昭慧法師能為該書作完整的註釋,以方便有心向學者。當昭慧法師談起這件事,我自然地毛遂自薦,願意承攬找資料的工作。在這裡,我要還原一個歷史真相,《資料彙編》雖掛名「悟殷」,實則付出極大心血的,是業師昭慧法師。我學養不足,只作收集整理彙編的工作。四十幾萬字的內容,昭慧法師投注了整個暑假的時間與心血,仔細的標點、增刪與潤文等。《中國佛教史略》原文,由導師與妙欽長老──師生合作完成,此《資料彙編》亦如此,是師生共同完成。對導師《印度之佛教》作資料彙編與勘訂,在〈彙編者序〉中,其實已作了說明。

        《印度之佛教》,1985年在臺灣再版。我一獲得出版訊息,馬上請了一本,看了非常喜悅,卻是越讀越不懂,不管是出處也好,典故也好,都有進一步查索的必要;另外,各部派的思想,大乘三系的義理及彼此的異同,不但空有之諍,內部亦各自分流。該書既深廣又精緻,要讀懂讀通,實非易事。《印度之佛教》有許多篇章都述及到「部派思想」,若不懂部派思想,只能是字字都認識,卻不知其所以云。導師在第十二章之第二節「性空論之前瞻」,點明了聲聞部派思想之困境,性空大乘應運而興之真義;第十四章之第三節「唯心論成立之經過」,第十五章之第一節「思想之淵源及成立」,則串連了聲聞部派與大乘兩大唯心論的思想關係。

        《印度之佛教》寫於1942年,它是導師治史的最初成果,也是代表導師思想的第一部著作。由於「本書是敘述而少引證,引證也沒有說明出處」,導師在往後的著作中,或更深入經論要義,或因考古資料出現,內容已經作了部分的修正與補充。如導師〈重版後記〉云:「本書是四十多年前的作品,現在看來,有些是應該修正的,如十二分教;《阿含經》的集出;有部內在的三系等。注明參閱某書,凡所說而與本書不同的,就應該依據這些後出的作品來改正。」(頁5)因此,本書再版時,導師在某些章節中,加上附注,以方便讀者檢索。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之勘訂,是依據導師後期的著作資料來勘訂《印度之佛教》,千萬別誤會了。《印度之佛教》最重要的勘訂,在「鳩摩羅陀、馬鳴、師子比丘」年代的勘訂。可詳見拙著〈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彙編簡介〉一文(《第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與專業倫理學術會議論文》,頁1–28)。

        「鳩摩羅陀、馬鳴、師子比丘」這三位的年代,條理如下:

        一、有關「鳩摩羅陀出世的年代」,《印度之佛教》作「佛元二、三世紀間」。《唯識學探源》、〈略說罽賓區的瑜伽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等,都說是「西元二、三世紀間」。依據新疆庫車考古資料及《大莊嚴經論》本身記載推論之,應以後者為準。因此,「鳩摩羅陀出世的年代及其思想」,導師皆作了修正與補充,論定鳩摩羅陀是西元二、三世紀人,是內重禪觀,外精於通俗教化的譬喻師。此一年代的變動,使得本書的相關內容必須修改。

        二、馬鳴的年代,新疆庫車考古資料的出現,經學者考證:中國古傳馬鳴造的《大莊嚴(經)論》,其實是鳩摩羅陀所造。所以,本書有關馬鳴的記載,亦有修正的必要。
 
        三、師子比丘,是禪宗的祖師之一,傳說師子比丘被彌羅掘所殺害。師子比丘何時被殺?匈奴彌羅掘何時滅法?1957年,導師作〈北印度之教難〉,推定師子比丘的法難事件,發生在200至250年之間;推定匈奴王密希拉古拉的法難事件,發生在470左右(《佛教史地考論》,頁303–321)。亦即有關師子比丘與彌羅掘的年代,導師在〈北印度之教難〉已作了補充與修正。

        本《資料彙編》出版的推手,也是昭慧法師。可以說,為了想要瞭解《印度之佛教》,我邊讀邊查藏經,並記上冊數與頁碼;若發現書上記載之內容,與導師的《妙雲集》、《華雨集》及其專書論著有關,即找出相關部分,加以對照,並於眉批處誌以標記。久而久之,即留下為數甚多的資料。

七、筆者問:法師在部派佛教著力甚多,著有《部派佛教上編——實相篇、業果篇》、《部派佛教中編——修證篇》、《部派佛教下編──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等。在這之中,最大的樂趣與收穫有哪些?

        法師答:

        很慶幸研讀「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是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之橋樑,從原始佛教發展到大乘佛教,部派佛教是處於中介站,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性地位。懂了各部派佛教義理,似打通了任督二脈。以自己的經驗來說,因為讀部派佛教,深刻體會到導師「依蘊立我」和「依心立我」之兩大思想動脈;由此,幫助我理解大乘三系的理論架構,乃至中國三論、天臺、華嚴與禪宗等之根本大義。

八、筆者問:法師認為導師在部派佛教上最出色的觀念是什麼?

        法師答:

        導師從傳說紛紜的學派分化次第中,論定部派分化的次第及系譜;在錯綜複雜的部派論義中,歸納了學派發展的兩條思想路線——「依蘊立我」和「依心立我」。導師抓出部派佛教思想的兩大動脈——「依蘊立我」與「依心立我」,這是最卓越的特見。此與導師之依著緣起教法安立生死與涅槃的一貫性,以抉擇大乘三系,立名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以及一針見血點出中國佛教在南北朝時代,已奠定南方的佛教思想特色「真空妙有」與北方的佛教思想特色「真常唯心」,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九、筆者問:法師對於導師的其他著作是否還有哪些領悟?

        法師答:

        導師的所有著作,在不同的時節、因緣研讀,就有不同的領悟,不同的受益。《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之第三節「瑜伽行派學要」,導師以「緣起」與「緣所生法相」解說唯識學的兩大系統:重種子識變的唯識(一能變),重分別識變的唯識(三能變)。這樣鞭辟入裡的說明,是導師的精華所在。而且,可以與《印度之佛教》第十四章之第四節「虛妄唯識論述要」,及第十六章之「虛妄唯識者之分流」,對照閱讀,解決許多複雜的問題。

    第八章之第二節「融唯識而成的『真常唯心論』」,導師抉發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結合而成「如來藏藏識」——「真常(為依止的)唯心論」,《阿毘達磨大乘經》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此可與《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之「真常唯心論述要」對照研讀。第三章之第三節「方便易行的大乘」,導師談到「造像與寫經」。佛像的塑造,當然是使信者禮拜,得種種功德,而重要的是,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般舟三昧經》說:「作佛形像,用成是(般舟)三昧故。」修念佛三昧,依《坐禪三昧經》、《思惟要略法》、《觀佛三昧海經》等說,都是先取像相,憶念不忘,然後正修念佛三昧。修般舟三昧成就,佛現在其前,能為行者說法,答行者的疑問。修行瑜伽者因此理解到:佛是自心所作,三界也是自心所作的。自心是佛,唯心所現,在「後期大乘」、「秘密大乘」中發揚起來(頁114)。
 
        這是非常卓越的特見,導師從「造像」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以初期大乘《般舟三昧經》的修行理論,理解到後期大乘虛妄唯識學之唯心(識)所現的思想(頁270–272),如來藏心的觀佛,念如來藏,觀自身本有的佛(頁403–407),乃至密教修天色身的,皆本於此一理論為解行基礎(頁427–429)。
 
        再者,《中國禪宗史》中,導師說:

        「修證,有小乘與大乘,或三乘與一乘的區別,區別在哪裡?就大乘法說,如宗密所舉的『息妄修心』,『泯絕無寄』,『直顯心性』,區別都在見地上。依印度大乘法說,有『唯識見』(依他起「非實有全無,許滅解脫故」,近於「息妄修心」);『中觀見』(主要為「極無所住」,近於「泯絕無寄」。也有說「理成如幻」的);還有『藏性見』,即『究竟顯實』或『直顯心性』宗。以『楞伽印心』,達摩所傳的禪法,本質是『如來藏』法門;『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頁20)。

        唐代圭峰宗密(784–841)依據禪師的見地,分判當時的禪法為:息妄修心、泯絕無寄、直顯心性等三宗。導師依印度大乘法的三系,分配圭峰宗密的三宗:唯識見──息妄修心;中觀見──泯絕無寄;藏性見──直顯心性。

        導師從禪三宗之思想,配屬印度大乘三系,這是非常深刻的識見。

十、筆者問:法師對佛教思想史的理解,有哪些體會?

        法師答:

        佛教思想史,是一門非常重要的課程。它使我知道佛教在流傳過程中思想的流變,而透過學習,更體會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道理。

十一、筆者問:您認為印順學派可以成立嗎?其未來發展之可能方向為何?

        法師答:

        以印順導師思想著作為標竿的末學,當然希望它成為事實。不過,我很相信因緣法。不管目前是否已經形成「印順學」、「印順學派」,只要後繼者能認真研究,隨分隨力弘揚,自然水到渠成。

    「未來發展之可能方向」,導師之佛學思想著作,非常博大精深,想要研究者,不管是「照著講」或「接著講」,都有寬廣的空間。最重要的是,導師並不是發揮自己的思想,而是把佛陀的教法,本著佛教最根本的思想——緣起教法及佛教的實踐性,把它抉發出來,讓後學者能認識佛陀的精神,以及流傳過程中「世諦流布」的流變。因此,導師的佛學著作,不但可以作為佛教信仰者的依憑,也可以成為教界、學界研究佛法者的指南,而不是印順學之信仰者的專利而已。

十二、結語

        悟殷法師出家學佛的因緣,單純又簡單。她相信每個人都有得度因緣。未出家前接觸第一本佛書就是導師的《成佛之道》。1981年出家、受具足戒,插班入了福嚴佛學院就讀,歷逾二年半。1985年,到陽明山的妙德蘭若能淨法師「慧觀學處」,過著學院化的生活。1986年,能淨法師特別聘請當時在福嚴佛學院教授國文、對導師《妙雲集》深有研究的昭慧法師,來帶領學子仔細的研讀《妙雲集》,才開始有系統的研讀導師著作,漸漸地發現導師著作的精彩。
 
        在佛教思想觀念上的體會,尤其是導師《成佛之道》所說:「通論解脫道,經於種熟脫,修證有遲速,非由利鈍別。」令法師感動尤深。對於過去中國佛教中「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無禪無淨土,銅床並鐵柱」的論調,不再產生畏怖,反而豁然開朗,大為安心,也生起無限信心。
 
        法師好學多聞,對於導師著作中不懂之處,多次請教導師。導師對後學的指導,更令法師感動不已。有關部派的著作:《部派佛教上編——實相篇、業果篇》、《部派佛教中編——修證篇》、《部派佛教下編——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一)》等,是法師對部派佛教研究的成績;《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與《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彙編》(上)(下),是法師研讀過程中所累積的資料,方便後人的研讀;而《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是法師研讀導師印、中佛教史著作的論著。此外,對於《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國佛教史略》與《中國禪宗史》等導師思想的精闢處,法師一一與我們分享,內容豐碩,頗具啟發性。


(本文原刊登於《妙心》雜誌12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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