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覺法師不應只憑感覺說話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台灣北社副社長）

        陳水扁總統曾在上個月25日抵達南投主持一項國道工程動土典禮，原本安排順道拜訪埔里中台禪寺，該寺住持惟覺法師卻技術迴避，致陳總統取消行程；而3月9日另一組總統候選人連宋拜訪中台禪寺的時候，該寺不但動員一兩萬信眾相迎，涷蒜之聲不絕，而且惟覺在電視攝影機前慷慨激昂把扁政府罵得一無是處，更指此次公投是違法亂紀，要大家拒領公投票云云。筆者長期觀察台灣佛教文化，對於惟覺這種涉入現實政治的誇張方式，只能評為突兀、膚淺和失態。

        佛教徒乃至出家眾也是國民的一份子，批評政治參與政治並無不可，且不說政教合一的西藏社會或若干伊斯蘭國家，即以當代較進步的民主國家而論，政治界想要利用宗教，或宗教界想要左右政治的現象亦所在多有，只是其間的分際，要受到法律的規範或輿論的監督。例如，國家預算不得補助特定宗教、公立學校不得要求學生從事宗教禮拜；而宗教徒也不得逃避納稅服兵役的義務等等。所以有學者認為，在現代國家與其說政教分離，不如說政教「分立與制衡」來得恰當。

        不過宗教是屬靈的事業，宗教師往往成為信眾膜拜的權威，對於世間政治所涉及的歷史、階級、族群、黨派利益糾葛，宗教師除非對世法也下過苦功，否則若不知節制，若沒有自知之明，會以宗教權威混淆政治權威，對信眾造成誤導的效果。以民國時期的太虛法師為例，他不贊成僧侶「居必蘭若、行必頭陀」，主張「問政而不干治」，但是對於當時社會爭議中的社會主義 vs. 資本主義，中日之間的戰爭 vs. 和平，都是經過深切的研究然後發言；他與蔣介石的私交，也只有在國民政府通過危害佛教的不良法令時，基於被動的救護，才會予以運用。

        以這次惟覺的言論來說，他如何知道扁政府執政四年之中台灣社會的自殺率、犯罪率高於過去？他如何知道四年來的經濟起落與扁政府如何相關？他根據什麼理論認定這次的公投是違法亂紀？他對於過去獨尊國語的政策造成其他族群的母語瀕臨滅絕有何感想？他對於過去所支持的國民黨遂行的獨裁恐怖統治有沒有一點歉意？當台灣或中華民國遭受對岸中國百般打壓的時候，他有沒有運用自己與對岸政府的友好關係為台灣的利益說一句話？我們只知道，2002年4月他率領198位弟子，在中國官員陪同並指派公安、交警開道的情況下，乘著16輛禮賓車首度回到四川省營山縣的故居，中共當局早已將進出當地的10公里羊腸小道拓寬成16米大道，將原來的茅草屋翻修成瓦片住宅，掛上「惟覺老和尚舊居」的牌匾。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對惟覺的禮遇，與惟覺之十分配合北京政策有關，例如2001年4月他帶領近四百人的團體在中國從事「交流活動」的時候，竟公開批評法輪功是破壞國家社會穩定、是欺世盜名的邪教，「應該被取締」。

        筆者恰好發現，當時正在台灣傳法的達賴喇嘛，接受信眾提問時公開說：宗教徒應該清淨學習，不必把不同宗教的內容混在一起修學，釋迦佛的教法值得努力修學、絕對能滿足大家所需；但是對於正遭受中國政府迫害的法輪功信徒，佛教徒應該為他們做更多的迴向、發願，為他們祈福；至於法輪功的內容，由於他沒有仔細研究，不能斷定好壞。

        以上，以法輪功事件作為試金石，可以看出達賴喇嘛所代表的佛法與世法圓融，而惟覺法師反是。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家，是透過依賴理論、馬克思主義來分析社會實況，然後採取行動；他們主張對歷史中所發生的事要做實際的暸解，否則空言「愛」可能會被壓迫者所利用，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空言「愛」已經會有這般副作用了，何況像惟覺那樣的發洩情緒。

        ——刊於九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