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的四日

——萊城日記之三

劉宇光 

2013.5.13～17

　　哥廷根的現代漢傳佛教工作坊，本來是三日兩夜的，但最終去了四日。

哥廷根同志大本營

　　在哥廷根開會的所在會館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會議是在林邊學舍（Akademie Waldschlösschen）進行，這是個由一幫大學男同志組成的團體所建立的場所。因為只有我是一個人由萊城坐車過來，所以比其他人早到，接待我的那個德國胖男生，幾乎把「我是同志」四個字寫在臉上，這種體胖同志在同志界，稱作terry bear（熊啤啤），他講話如粵俚的所謂「八婆」似，很多大媽把手指揚來揚去的動作及忽然尖了上去尾音音調，很好玩。聽說這團體先前是因為有段被納粹加共黨逼害的背景，所以特別成立這會館作為公開的同志基地。在同志大本營開佛教學術會議，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我們也應該把孵蛋大鶴的會議移師gay bar舉行，再請校長來，在一群同志之間剪個靚彩。

　　該會館坐落在只有兩條小街的哥廷根市中心三十分鐘車程，但經過大幅高高低低的田地、許多綿羊、乳牛及馬匹，一個橘紅色的太陽、一堆如聖誕卡上的鄉村似的漂亮小屋，還有森林，才到達的地方。簡單點說，沿路就是兒時聖誕卡上，如童話世界似的歐洲村鎮風景照片中的實景，北美也不是這種樣子的。

　　嚴格而言，這次其實不是一般會議，而是一部有關當代華人社會的佛教論文集的首輪閉門工作坊，本來和我毫無關係，只剛好人在萊比錫，德國的同事提起，所以才坐三小時火車，去旁聽看看而已，没想到很可能最終會加入他們的計劃，成為一份子，和主編談了兩個主題，一個是「近年雲南省傣-緬族羣上座部僧團的當代處境」，另一個是「大馬華人佛教與公民社會參與」，主編較傾向後者。

　　不過直覺上，覺得這次會議對個人的研究而言，應該會有某種長遠的意義也說不定。雖然先前近十年，除了佛教哲學之外，一直有兼治多個與現實密切相關的議題，從最早的左翼佛教、佛教原教旨主義、佛教民族主義、佛教與宗教暴力，到近兩年一直在處理的現代泰國上座部佛教僧團的多種議題，如僧團教育、僧侶的農村維權運動等，基本上都是單打獨鬥。年前在大馬參加當地的會議，乃至去年國際左翼／入世佛教聯盟（INEB）的會議，讓我意識到，這些議題也許應該兼而考慮出口轉內銷的方式，來在華文學界作推進。尤其與前二會議稍異的是，這次在哥廷根的工作坊，是純粹屬學界內部的活動，在觀念上彼此有另番共鳴與啓發，迫使我去想，應該以更正式的方式，在佛教哲學研究之外，需要在與國外同僚並肩工作的基礎上，開展對當代佛教與公共議題的學術討論。

哥廷根佛教工作坊的人與事

　　因為我不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所以赴會前，在這次哥廷根工作坊的所有與會者當中，其實只認識哈佛畢業、在美利堅國教書的以色列學者Eyal Aviv，因為都是漢傳唯識哲學的同行，而且有同一堆研究唯識的台灣common friend。其他同仁都是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思想史、人類學及社會學背景，其實我都不知道這些同仁，遑論認識。

　　工作坊的其中一個組織者是郁，此君與我一個大馬的怪傑學友SF兄的氣質與學術取態非常類似，應該介紹他們認識，說不定因能力相若，又臭味相投可結為死黨，或氣質太近而相斥，who knows ? 如果此這兩個老頑童式的超齡先天過動兒聯手研究，絶對可稱作撼動萬教、震驚武林的黑白無常鬼，都是才高八斗的怪咖學者，但這類人只存於人類學一類領域，哲學界一般不會出現這種人。

　　其中一個黃昏聽工作坊的另一組織者Axel Schneider，討論他作為這一論文集的編輯之理念與構思，特別談及在論文集的編輯導言中，應該如何將方向內容殊異的諸文，貫穿為一個系統之問題上，學到不少，將來應有機會派上用場。

　　這次工作坊上，認識分別來自陸與台二地清華、都是在美國讀博士的兩位女學者，皆非常出色。台灣清華的那位人類學教授，不單是台大的同屆校友，而且居然是當年台大大陸社成員，與哲學系的多位同班台灣好友都是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的台大發難者。台大大陸社本來是國民黨在台大的右翼學生組織，但在我本科年代，已經完全被黨外學生滲透、架空及奪權，成為不折不扣的學生叛亂份子大本營，八、九零年代台灣學運的骨幹團體。

　　會議前後他們一直在反覆討論，作為一個要下田野的人類學或社會學學者，在實戰的經驗層面，研究者對與其研究對象應有的學術專業倫理問題。這些議題本來對我而言，並不是一回事，因為哲學研究一般很少出現這類處境，但隨著近三數年我的工作兼而擴及現實的佛教，並廣泛觸及非常敏感的政-教關係問題，尤其也會以類似下田野的方式進行各種訪談時，這些都成了必須有意識地知道的規矩，即——在與研究對象之間，是按照什麼工作倫理原則，來決定什麼是可以與不可以寫出來的。在此，學者的所謂「求真」精神，其實不是最高的獨立原則，在他們的討論中，明顯看到年青學者與資深學者的專業視野與體貼程度，還是有差異。

　　困難的其實不在原則，而是原則在非常具體的處境或個案中如何作判斷，基本上都没有現成與一勞永逸的答案，有些情況下，我們這些同仁的內心掙扎，成了工作常態。舉的一例是，某些佛教組織的僧眾還俗流動量非常大，所以需要經常為維持穩定的僧團人口，補充新僧員而煩惱。又宗教組織並不希望學者觸及，甚或公開評論好些更為敏感的議題（例如同性戀），他們更期待學者的正面評價。對學界同僚而言，下筆時要如何處理這些情況，皆需慎重對待之問題。有這方面資深工作經驗的同仁，用他們的術語來說，是研究「不能損害田野」；但年青同仁則會反問，這又會否反過來，是在「損害研究」。資深同仁則指出，即使要寫，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儘量不涉具體人、時、地名等可被明確指認的因素，而且可以透過不同文章作主題重組等，在大部份情況下，「不能損害田野」仍然應該是學界工作的基本倫理之一。

　　會議午飯後結束，會館下午即接上另一場活動，參加者全是男同志。我們開會的十餘人，在會館餐廳的房間用餐完畢，經大堂離開餐廳時，整個餐廳大堂的多張長桌，全部坐滿了德國男同志，超過一百五十人，反正一大幫每一個都六尺高的洋男子，三份一理光頭（註：我也是理光頭的），部份穿色彩鮮艷衣服和載耳環、鼻環之類（我其實也想那樣穿，雖然我應該不是同志），然後不少人應該是穿小一號的裇衫或T裇（這是男同志界其中一種穿衣服的行規或暗號），所以看上去好像有點壯及在炫耀健美。然後，屋旁的花園的長桌和韆鞦上，就會有兩個兩個男的貼肩坐著，有時眼神互望地談天。

　　但的確很奇怪的一點是，一個房間塞滿150個男人，在一般情況下，其實只會如軍營或德國火車波牛般，就是一幫臭男人，有時真會讓人想嘔。但男同志顯然是完全另一種動物，用時下玄之又玄的術語來說——「另一種氣場」。我們要穿過這麼一大票男同志，才能離開餐廳，整個事情非常好玩。

哥廷根佛教工作坊的餘緒與「祭祖」

　　哥廷根佛教工作坊所在的同志會館的後面，就是上山的森林小徑。其森林之漂亮與動人，無法用筆墨在此作劣拙的表述，所以在此只記其不可記。

　　本來會議是兩個晚上，但會後部份同仁多留一晚，個人亦確實覺得，悶頭來開會，完了立即離開，這對於哥廷根來說，簡直是一種冒犯！但酒店其實一點都不便宜，最便宜也得80歐元一晚，即800HK$或3500NT$，正在猶豫之際，郁一句「來我家掛單」即解決了。郁目前是哥廷根大學宗教與族群多元性研究所的其中一個小組負責人。

　　午後三時與Eyal Aviv將行李安頓郁府，三人遂即結伴出遊。郁的家人與府上都特別有趣，但在此姑且先不表這個。三人在午後的德國陽光下，從郁府上徒歩半小時出哥廷根市中心。

　　討論要去看什麼時，Eyal特別反覆強調要去「祭祖」吸靈氣，感受歷史大人物的氣場，三人齊聲興奮說好！第一站現象學「祖庭」胡塞爾（E Hussell）在1905-1920年任教於此時的房子，就在郁丹府上走路5分鐘。第二站二十世紀德國神學家Karl Barth的家，也看了郁工作的哥廷根大學宗教與族群多元性研究所，然後進入哥廷根大學校園。Eyal特別要求去看物理學系，因為二十世紀德國最精銳的數學及物理學家，都是哥廷根的教授，亦是在此建立他們的科學事業，並形成學派，我們三個就像來朝聖似的。

　　如果華文學界還算得上有印度學Indology的話，對某些國家的印度學界而言，哥廷根還自相矛盾地，有另一種被弄得相當庸俗、煽情及無恥的重要意義。季羡林教授在1935-1945年即在哥廷根，隨多位著名的德國梵文教授習印度學，其《牛棚雜憶》有專章談在哥廷根的印度學的學習、生活及德國師生關係。惜返國未幾，天地變色，教授從此多難，數十年未能作研究，只能任憑赤色洪流起伏，或被送入牛棚糟塌，或近年硬將「國學大師」這荒謬而庸俗的虛名，如猴戲似套在教授身上，作虛僞不實的宣傳，變相從另一個方向，再糟塌一次，呼來揮去如奴僕。諷刺的是，也許印度才是地球上，唯一有資格稱季教授為「國學大師」的國家。

　　所以，我没有提議去看看哥廷根的印度學系所在，因為聯想到的，都不是某國媒體在提及季氏時所說到的什麼「哥廷根的驕傲」，而是季教授學成歸來後的慘淡，實在不忍去看他的母系。教授在八零年代曾返母系一轉，拜訪當時已八十多歲高齡的師父伉儷。我只是想，當時他心中也許充滿說不出的慚愧與悲哀，請求師父原諒，人生與學問皆被糟蹋，非其所願，但無奈發生。

　　然後，三人再在哥廷根大學看看著名的抱鵝少女噴泉，剛好遇上畢業生來此獻花，還有學生數十人作反資本主義遊行。並在市中心的路旁咖啡檔喝茶，遇與會的中國清華教授，四人盡興晚飯於市中心後，返郁府上。次晨，與郁討論藏傳佛教現況等問題約二小時後，即告辭坐三小時火車返回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