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還是毀滅
——疫情下道德兩難的公共爭議
李瑞全（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引言
現代社會許多重要的公共爭議，都可以說是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的爭議。何謂道德兩難?簡言之，即一事件可以有正反兩面或A與非A(或-A)的判斷，而不管持A或-A都有重要的道德理由支持，但也同時有另一些同樣重要的理由反對。
最常為人所討論的，如癌症病人是否進行安樂死。支持的理由是因生命到最後只有痛苦而無其他生命的價值可言，只是痛苦到死為止。但安樂死是「有意殺死一無辜的病人」的行為，是一種有意的謀殺行為，嚴重違反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規範。反對為癌末病人進行安樂死的人則認為，生命本身即有價值，不能因為痛苦而放棄，而且生命的價值不應由個人的主觀意欲而決定。但此也違反我們對他人的苦難應有幫助解除的責任，而且在癌末無法減輕的痛苦面前，我們不能忍受親人一直痛苦到死的慘劇。
由於安樂死涉及生命的價值，且是生死的取捨決定，所以是很難決斷的道德兩難。對於道德兩難之類的問題要作出合理的決定，需要更深入作出全面的討論與分析。這是應用倫理學也是生命倫理學，要研究和回應的課題。新冠病毒肺炎所引起的問題，正是涉及人的生死與痛苦，公共安全與個人自由的深刻課題。
在處理和回應現實上受到疫症侵入社會中，病人以及家人、社區的嚴重傷害問題，即含有眾多的道德兩難在內。此如：個人之自由、隱私與不傷害他人之公共安全，如使用口罩、防疫衣物、消毒酒精、隔離居所和照顧等等；醫療資源的分配與享用的權利與義務，如醫治病人的優先順序，此中即有公平性、有效性。治療兒童、青壯年、老人之優先序，輕重症之治療先後等等；檢測與預防和治療之資源分配，醫療經費與資源之分配，檢測的安排，病人參加臨床實驗與治療的保障，已入境之外國病人之處理等等。此中更有許多進一步的分析和考量的課題。
在學理上也有很多討論和爭議不容易解決。例如：在醫療源不足時，如義大利的情況，我們是否可以接受讓老年感染者，受病毒所害而不救治以至於死。又如，如果全民式的感染不可免，是否不用浪費資源去防堵，所謂佛系式的回應，如英國首相初期的想法。此中自有許多有爭議和要分析的地方，但這些兩難實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予以回應的課題，愈慢，後果愈嚴重，甚至可能一發不可收拾。但沒有合理的病學學理依據及反思的回應，都只能產生更多的傷害與生命的喪失。
一、解決疫情中道德兩難的方法
在此只簡略綜述解決這次疫情中嚴重的道德兩難的一些方法：
（一）避免兩難產生
因為兩難的情況必產生悲慘的結果，因此我們首要是避免和減少兩難的出現，這需要做好預防的措施。在此，政府應參考和任用專業而有經驗的專家主持調控和防堵疫情的工作，如疫情調控中心，對疫情作出合理的預測，為因應可能出現的嚴峻情況而預先準備（超前因應）：如醫院和病床、醫護人力、醫藥用品（醫用口罩、防護衣、測檢盒等等）等等。應預先估算和佈置，不致臨急而嚴重不足，使整個醫療體制崩潰。在個人方面，如增強個人的免疫能力：提供活動/運動、避免感染的環境和風險、減少大型的集會或聚會、提供遠距的娛樂（網路、共樂），以及營養／食物、水電供應等等。而且要因應疫情的發展而展開適當的回應，不可怠慢疏忽。
（二）解決兩難之倫理原則
1.解決兩難之倫理原則，如：拯救生命優先的原則、公平原則，所涉及的公民的權利、病情的危急性、分配依病情與排隊先後之公平性、最佳使用的評估為何，以及如何按審慎原則減輕痛苦與治療的先後，輕重症的治療等等。
2.預先進行宣導如何防疫的方法，依專家之發現即時更新相關的知識與政策，使社會中人有相應的認識和理解，社會有共識將是減少爭議與病痛的重要根據。
3.建立民眾對當前統籌和決策者（應當是專業和有經驗的專家）的信任，以為隨時面對的即時問題作出合理的決定，不能因為各種意見而搖擺不定，使人民失去信心，產生不安和恐懼。
（三）建立專業有公信力的指揮中心
疫情是社會共同面對的事，也需要社會共同合作達到共識，方能得到大眾回應，因此建立一個有公信力的指揮中心使疫情資訊透明和流通，是克服疫情惡化的重要機制。在此，一個團結和充分合作的專業團隊是必要的。此時，任何非專業與各種政黨政治利益都必須放下（事實上也會被民眾所唾棄），也只有防控疫情有專業經驗的專家方能取得公信力。指揮中心不但要宣導正確防疫以及醫療的方法和訊息，而且要公開面對不同的質疑，對各種謠傳不實的消息（包括病情、療法、行為等等）予以回應和澄淸。對於如何防堵和應對的政策等公告透明化，排除社會的恐慌混亂，使全民真正能在公私兩方面配合政府的政策與行動。
（四）加強個人心理與精神的免疫力
通過疫病知識和消息流通減輕對病毒之恐懼，增進個人修養（人文、音樂、文藝書畫、閱讀），強化家庭的親子關係／遊戲，建立和諧互助的社群關係。例如：多報導和支持一線醫護人員及病人家屬努力的實情，提升人與人之間的互助關懷，讓有需要的人先取得必要的物資等等，去除各種對病人的歧視，進行多方面的預防性心理輔導。
以上只是泛就全民性疫情，現在可以說是全球大流行疫症所做的一般論述與分析，此中自然有許多相關道德兩難分析和依據在內，但已可見回應這一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廣度面上的複雜性。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有很多方面可以反省和討論，以下只就倫理和人文方面的反思與分析略說幾點。
二、疫情下人文、倫理方面的反思與分析
（一）新冠病毒旳特性和發展可能性
在論壇的引言上，我比較著重地多講了大陸的疫情作為下面討論的依據，現在我們可以更全面性的瞭解，即綜合包括大陸在內的全球性疫情和國際專家多方面瞭解此一病毒的特性，作為以下醫藥倫理的人文、倫理和政策反省的依據。
關於這個病毒（SAR-Covir-2） 由此所成的肺炎，即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性質和特性，我們目前所能掌握的是：
1.它的傳染力很強大，潛伏期長，傳播者可能毫無一般肺炎病狀，而不被病人和其他人所察覺，因此它可以快速傳染而不被發覺；
2.大量無病徵感染者、輕症者；
3.它可以忽然強烈爆發而在短時間內致命；
4.目前沒有疫苗，也沒有醫療的藥物，疫苗可能要等6-12個月才研發出來，而經藥物測試嚴格成功的治療藥物仍然遙遙無期；
5.醫學專家所確定的，它的主要傳播模式是飛沫傳播，密閉空間或面對面的感染性非常強；
6.傳播的速度很快，可以以秒算；
7.簡易籂檢的方式不準確，很多假陰性情況，目前最審慎的檢測是三次陰性較為確定；
8. X光肺部影像檢測最可靠；
9.有可能如SARS般在熱天減弱或消失；
10.目前已是全球流行的疫症，沒有國家或地區可以倖免。如何防疫卻因各國國情和應對的條件和能力不同，因而各有不同的防堵與治療的方式與策略；
11.嚴重缺乏相應的醫療用品，包括醫院、病床、醫護人員、口罩、防護衣、測試劑等等都嚴重不足，疫情會因此不斷擴散，感染和死亡人數仍然會不斷上升。
這些是目前我們比較能確定知道新冠病毒肺炎的知識，我們目前只能依這些不完整的知識來回應以及解決這次疫症的大流行。由於到目前（2020年 3月28日）為止，我們仍然沒有治療此病的藥物，因此，除了運用傳統對治相關病症的藥物外，我們最有效的方式只能預防和防堵此病毒，使它不能擴散或減少它的擴散。感染了病毒，由於目前沒有藥物可以治療，所用的其他尚未被正式審核，透過非治療此病的藥物來延緩此病毒的病害性，實只是輔助式的抵禦。當前只能靠病人的免疫力為主的抵抗，但其效果也未能確定。
由於初期武漢對此疫情的隱瞞和拖延，WHO不能確實掌握此一病毒和疫情的實況，所發布的訊息實多是減輕此病毒的傳染性和傷力的不實報導。而西方社會只以為是東方世界的產物，而且不習慣在無病時帶口罩，因而使西方和他國的政府和人民不以為意，輕忽它的傳染力和殺傷力，因此，日本、韓國、以及歐洲之義大利、法國和中東的伊朗都忽然暴大量的感染，繼而是美國和全世界都淪陷，WHO終於不得不宣佈這個新冠病毒肺炎是全球大流行的疫症（pandemic）。
首先覺察此病毒的兇悍危險性，而早有戒心和戒備的是，在17年前受沙士（SARS）嚴重打擊的香港和台灣以及東南亞國家，因此當武漢病情傳出時，港、台、新加坡都採取了高度重視和嚴謹的防堵策略。因此，三地雖在一月中旬已開始有疫情，但一直都能守住而沒有爆發。新加坡的特殊因素是距離較遠，香港和台灣則因政治因素，在近半年大量減少了由大陸來的訪客和遊客，因而沒有受到前期的傳染。台灣更超前預備和進行防堵工作，人們廣泛戴口罩、避免人群聚集或集會、自動減少出外等等。嚴格防堵疫情已成為社會共識，因此在疫情指揮中心的調控和公開報導與引導之下，台灣到目前為止仍然能夠追蹤疫症的來源，不使疫情泛濫。
武漢1月22日封城之後，此病毒外傳到港台和東南亞等地也相對不多。台灣最早則是由台商回來傳染計程車司機開始有感染病例，也產生了本土的傳染案例。但一直到1月底，病例依然不多。這也使西方社會誤以為這次病毒與之前的兩次差不多，而不以為意。而且西方社會一般不戴口罩，認為只有病人才要帶，因此產生以為黃種人帶口罩即是病人，即來傳染病毒，引起西方社會一些人對中國人的攻擊和歧視，由於感染日多，就有更強烈的攻擊行動。
我們對西方政府沒有加以適當的宣導和說明，以化解這種誤解和種族歧視的行動深表遺憾，這也是生命倫理學或醫藥倫理學仍然不夠普及的一種偏差。當義大利疫情暴發後，西方社會才開始接受口罩的需要，但一般人卻仍然不太理會，許多大型集會的運動和歌唱會等仍然不斷舉行，因而使病毒得以迅速擴散，終釀至全球感染人數暴升，確診與死亡人數都已超過中國大陸總數。由於無藥可用，而初始時沒有嚴防，西歐各國和美國實已無法追蹤感染源頭，已陷入社區傳播的階段。此可謂新冠病毒的第二波。
由於這一波感染是在西方社會出現的，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實有許多外國的留學生，當這些國家或地區要封城或鎖國時，外國的留學生可能就無法停留，很多人即要在完全封鎖之前，離開所在地回到自己的國家。但也不免使病毒得此進一步擴散。因此，當香港和台灣有大量的留學生回來，而且是在數日內即要回來，即形成另一波大量境外傳入的傳染案例激増。
有一估計，近兩星期台灣將有1萬6千人回來，而且是從第三級疫區回來，有很高機率是受到感染的，由於屬於較年青力健的群體，很可能是受了感染而一時尚未發病，成為無徵狀卻是高度傳染的帶原者。由於這一波人數特多而且數日之內即回到台灣，因此，如果不審慎處理，這些回國學生即成為社區感染的帶原人，台灣即守不住而惡化成為社區感染。這種情況是所有派大量學生到英美西方國家留學的地區同樣難以應付的疫情，預先嚴格防堵是唯一能減少輸入感染的方法。
社區感染的可怕是它把原有的醫療體制沖垮，使醫療人員與物資造成嚴重缺口，不能診斷和收容所有的病人，不但病至於死的情況會急劇惡化，而沒有被收容的病人在社區中的活動會感染更多人，醫療體制因而無法負荷而至崩潰。病毒將無法被防堵而一直發到最高峰，最後只能在所謂「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情況下才能慢慢平服。所謂「群體免疫」是指社群中已超過約60%的人受過感染而痊癒，己具有免疫力，因而病毒能感染的人口縮少，它的傳染力降低到1以下（即RO＜1），由是會被感染的人愈來愈少。
西方一些專家根據這一現狀，認為由於疫情的擴散無法阻截，防堵只是推延高峰的到來，所以不要無謂浪費醫療資源，應採用完全不防堵，即所謂佛系式政策來回應這次疫情。但是這一情況能否出現，視病人在康復之後是否具有免疫力，而不會產生第二次感染或復陽，而且這種任由因病而死的數字必然非常驚人。所以，許多估計的數目都是龐大到不可思議的。但生命之可貴和因病至死的痛苦，以及病毒的毒性尚未確知，使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消極而完全不防堵的政策。英國政府最後也不得不撤回了這種不防預疫情的政策。在全球大流行中，我們如何面對這種巨大災難，如何由文化、倫理、社會各方面作出最好的回應，以減低由病毒感染而來的傷害，是我們要進一步反省、檢討和回應的嚴重課題。
（二）防堵政策與社會信任
在感染性很強和致死人數很高的疫情中，人民信任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是抗疫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則必產生許多流言，由此引生疑惑恐慌，以致由於不明情況而搶購各種物品和逃離所在疫區，互相猜忌以至仇恨對立，抗疫必定失敗。因此，在這一場疫情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在處理相關事務上的透明（transparent）與真誠（varacity）的表現，不能讓人民感到有所隱瞞或虛報不實，否則政府所宣佈的疫情和各種佈置或預備都會受到懷疑和不被信任，絕不會成功，所謂「民無信不立」。
在推行防堵疫情上，第一個基本原則是「透明原則」，即一切公共行動和決策都是透明的，對人民負責的（accountable），可以讓所有人加以檢視和考查的。由於民主社會中政府常是某一政黨黨政，為免受到敵對政黨或個人利益的懷疑，指揮中心的負責人必須是專業和有經驗的專家，而且是一個通誠合作的專家團隊。由於是專家，可以給人以專業高水準的判斷，也較能讓人民相信指揮中心報告的情況真實，特別是危險或風險高的情況，所做的決定和政策是基於專業知識技能而來的決定，而不是由於政黨的利益犧牲了人民的共同福祉。
真誠和全心全意的投入，會讓人民產生認同和休戚與共的共同努力，會比較願意自動做出相應的支持，如自願減少產生感染的活動，減少不必要的公共場所的活動，不盲目搶購囤積醫藥或日用品，以至自行半隔離的生活方式等等。這對於政府推行的防疫政策不但事半功倍，而且社會中人具有為己為人價值與行動表現，人與人之間必定更團結合作。
台灣這次對抗疫情，指揮中心成員和負責人都是專業的疫症專家，也有上次對付沙士（SARS）的參與者在內，採取高度審慎和預先提前作業，以及高度透明的方式，因而能有效防堵疫症在台灣泛濫。看看後來的日、韓、法、義等國，一開始確診病人，病例人數即急劇飛升。指揮中心自去年（2019）底成立以來，這二個月不斷設立和更新防堵工作和政策，就知道指揮中心的認真和辛勞。
可以說因為有前一次沙士（SARS）的慘痛經驗，台灣人民和專家都有良好的預防意識，人們都有自動自覺避開多人集會與聚會，減少外出，也很配合中心的指揮安排。在這方面可見台灣公民的公民意識真有高幅度提高，不像西方社會一般從上到下都掉以輕心，因此使社會的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而台灣由於政治人物不能插手，指揮中心的謹慎操作，發揮專業的知識技能，雖時或有過於嚴厲的措施，但確能做到防堵病毒的效能，因而使國際原初認為與大陸接近，人流極夥，台灣會是繼武漢之後的第二個主要疫區的預言失敗。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基本上能夠全面追蹤所有病例的來源和可能的感染，以致雖有大量留學生從各個疫區回國，但尚未有把台灣的醫療體制擊潰。這不能不說是由於指揮中心的高度透明運作和專業的決策，以及人民的全力支持配合，共同築起的一道有效防線。所以，廣被信任，是指揮中心受到人民擁戴和防疫成功的因素，也使得全國人民上下同心共赴此大災難，團結共同對付這種不分人種、文化、國族與國界的病毒和疫情。
相對而言，西方國家在如此全國性的事件之下，通常各政黨都會通力合作，以理性和團結的態度共赴國難。此如德國，基本上以Robert Koch Institute為首的專家，如Christian Drosten等的報告主導政策，而且也比歐洲各國稍早一些意識到疫情的泛濫而有不少超前的佈置，如早在美國疫情爆發之前已訂購了20萬台ECMO（此數字待查），也實行了嚴格籂檢和限制公共集會等措施，開始追蹤最初引生大量感染源的源頭，目前雖有更多感染而無法清查，但相信德國將會是歐洲最能堅守防疫的國家。
反之，美國以副總統領軍實為不智，且實是由總統直接指揮，由於各種政治選情的影響，也因川普上任後大力削減美國著名的傳染病指揮中心（CDC）的經費，疫症專家與政府實貌合神離，因此，美國之前已錯失了預防工作。以美國本具的龐大先進醫療體系，之後能否補償失誤以贏取最後的成功，實不容樂觀。至於如何在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取得平衡，也正在考驗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的政策與決策，此一問題我們留到下文再加以分析。
（三）防疫審慎原則
由此，我們可以指出在對抗突發的新型疫症之中，第二個重要的原則是「審慎原則或警戒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對於我們仍然有許多關於此病毒如何感染、發病和治療的不知，除了需要參考類似病毒的發展，更要審慎考量可能出現的最壞、最嚴重的情況，而預先向民眾發出警告，宣導和教育，並預為因應，以免事到臨頭不知所措，使防疫陣線全部崩潰。
這次台灣能守得如此堅定，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社區感染，沒有封城封鎮，一切工商業生產和服務工作基本上沒有中斷，這是指揮中心超前部署的成績。使台灣在這次疫情中表現出讓全球專家與民眾們一致讚揚的成果。但日後是否能免全球性社區感染的共業，自是難說，只能望：天祐台灣了!
（四）家庭親子間的相互支持
這個新冠病毒感染的特性，似乎是家庭成員之間的內部感染為主。換言之，它的感染力最強是表現在家庭的高度親密的關係之中。但是，也是在這個嚴重的疫情中，家庭親子的互相支持實是最重要的第一線。據聞荷蘭是歐洲第一個提倡「一人感染，全家確診」的防控原則，德國也很快採用。因此，雖然己錯失了在第二波全球大流行中超前部署的先機，但德國仍然可以追蹤到第一階段傳入的部份病例，而警覺到嚴重性，有謂「起初以為是萬多片的併圖，原來是無限片」。進行更廣的籂檢，更嚴厲的社會隔離政策，也起到良好的防控的結果，不致如義大利、西班牙的不可收拾的情況。
台灣的指揮中心在最初防控中實已採取這一基本模式，所以很快追蹤到第一案例中的家庭感染發展，也因而有效地防堵疫症由家庭擴散出去，形成更進一步的社區擴散，這是以家庭親密感染源為防堵政策的重要成果。在一般情況中，當醫院和醫療資源需求不太嚴重時，中等以上的國家都可以應付。但進到社區傳染，由於感染的廣度和深度都已失控，無法作出防堵，群聚病人大量湧現，醫療資源會馬上被耗盡，嚴重不足，不但早期的武漢如此，現在諸如韓、日、義、法等國都有醫院病床和醫護人員嚴重不足的情況。相對於荷蘭的方式，我們可以用台灣常用的比喻：「一人生病，全家生病」的家庭親密關系的表現，可以倒過來說，在此疫情中，更確切的防堵政策是「一人確診，全家感染」，方能徹底地截斷感染的擴散。
同時，在疫情流行中，家庭親人之間的互相支持實是最根本的。居家檢疫不但可以大量地減輕全國隔離和檢疫的負擔，而且適度隔離也使家人更自覺和共同努力去隔絕病毒的傳播，使疫症的傷害到一家為止。由於此一疫症的殺傷性、殺傷力如何，尚有待專家們確定，但每個人的免疫能力顯然是能否抵禦與能否康復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而病人的情緒與正常的飲食營養，正是對一個人自然免疫力最好的支持。家人之間同情共感真誠的關懷與愛護，家人的互相照顧，最能使人得到激勵。
若能藉此增強人間的親親而仁民，敬老慈幼的家庭和諧，縱使最不幸的情況之下，由於家人在病人與病毒對抗中共同努力過，也可望能夠「養生送死無憾」，減輕親人逝世的創傷。我們更要發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兼愛的精神，絕不對病患者和家屬作出任何歧視性的對待，如大陸對武漢和湖北人的排拒，更不應如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如英美等國民，對亞洲黃種人的仇恨和歧視的行為。人際間進一步互助互諒和互相支持，將是社會回應這一場疫症最佳最有力的方法。在溫暖的家庭與社群之中，這種危急的疫情會激發生命的潛力，激昂的生命會增進健康和內在的免疫能力，這是目前我們所知最能治療此病的最有效方法。
家人之間的支持比較疫情未來發展的情況更為重要，因為經歷如此嚴重的疫情，社會中人實有很多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創傷有待療治與撫慰。病至於死的恐懼，父母子女的病痛與死亡，親友的喪失，救援的失敗，都會使當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這時是家屬最需要身心療治的時候，家人的存活與支持自是最大的抵抗疫症後遺症的力量。因此，爭取在疫情中做到最好的預防和治療，鼓勵家人的支援照護，社群之間的互讓互諒，諸如讓有需要的人先買口罩等等，實是溫暖激勵人心和團結（solidarity）的正向表現，不但減少資源的爭奪，也將使我們減少許多疫症哀傷和痛苦的後遺症。
（五）社區與社區感染的防堵與互助
由家庭而社會，作為公共衛生一環的感染性疾病，這一嚴重的疫症不只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的事，實是全體社會人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的共業，沒有人可以免受嚴重影響，也沒有人能苟免獨善其身。我們在上一節已指出，發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互助、互諒、互愛的精神，已表明了在病毒感染傳播中我們應有的精神和心理，即讓人間得到溫情，團結共赴此難，這將是我們最佳的策略。
指揮中心多公開說明疫情和疫症的情況，分析如何才是最好預防和醫療的方法，以及如何與病人和家屬更好地合作等等，實質上已協助社會排除可能產生歧視、敵視的傷害與恐懼。無知是恐懼和不安的媒介，是一切殘忍無理的歧視和傷害的根源，不但政府要禁絕之，我們也要遵循理性去瞭解實情，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方案。在此，疫情的情況和對治的政策與效果，都需要對社會具有最高度的透明度。此即是在疫情發展中，政府所掌握的情況必須完全公開透明，如此方能使人民信任，使社會中人不致因無知、無真實的資訊而產生不必要的大恐慌，同心同德，自願配合，整體社會更能團結對抗病毒。當前，我們共同而且唯一的敵人是病毒。
由於疫情的不斷擴散和死亡病例日多，對於疫症的恐懼必然與日俱增，對於病患自然由恐懼而排斥，因而有種種不當的歧視與暴力相加的行動。此在族群與種族區別上已有很多事例，甚至有對救人且無感染的醫護與醫護的家人都加以排斥的現象。因此，防疫已不止是針對病情之醫藥治療而已，社會與政府必須建立醫護與病人、家屬一體同仁的同情共感，澄清誤解和加強對病人家屬的同情與支持。醫護人員對病人家屬關懷愛護，政府在政策上公平寬容和保護人民生命權益上的努力，增強在財政上的支援與救助，以及指揮中心的公正無私、積極宣導、糾正虛假資訊、調解紛爭等都應加強，以免造成群眾間的猜疑和對抗，造成更巨大的社會心理的壓力。我們可以分別從醫護、政府與指揮中心來作一說明。
首先，護人員自然是保護病人最重要的第一線，但社會的共同合作也是保護醫護人員最有力的防線。醫護人員是與病人家屬接觸的第一線，也是最易受感染，以致重覆感染的高風險群。我們自然應當感激醫護人員在此危難關頭仍然願意全力來治療我們或家人的惡疾，但如或有醫護個人承擔不了如此沉重醫療責任，我們也不必苛責，因為這不是一般的疾病照顧，是有致命風險的工作。在沒有足夠的防護保護之下，我們無疑是要求醫護人員作出自我犧牲的超義務要求，責備他們畏懼與退縮並不合理。
但我們也更希望冒如此風險和壓力去執行專業工作的醫護人員，更多地表現對病人同情關懷的態度和用語，避免語言與肢體的傷害，這不只是人道人性的表現，也實有醫療效果的功能，良好的醫病關係在此時實更重要。
第二，政府是維繫社會穩定和安全最巨大的力量。政府要適時發出各種援助經費，舒解各行各業在此艱困時期的困境與倒閉危機，全力全面支持社會生產與營運的正常進行。政府必須主動支援抗疫的工作，也必須要有審慎而周全的支持民生的規劃，真正體現財富是全民共有共用的民主理念。維持人民基本的生計而不致有過度的恐懼危機感，是人民能全面配合對抗疫情和同心同德的基礎。政府在此不但消極上要防止任何針對族群（包括病人家屬和特定社區）的歧視行動，更要積極發揮對全民一視同仁的服務，維護每個公民的權益和性命財產。政府在此時實應有救助困苦與普世關懷的表現，絕不能自限於政黨或個人之利益而造成社會的分裂。
指揮中心更是執行對抗疫情的第一線戰士，有社會託付的重要而巨大的責任。除了慎思前行來面對更巨大的困境與更兇猛的襲擊，有更多的超前部署與安排之外，更要積極面對和疏解民眾，因病情和防止產生的生理與心理的巨大壓力。在回應民眾疑惑或質詢時，中心必須審慎發言積極正面地回應，不能拖拉推諉，在推進防控疫情的行動與策略時，也必須堅定而有理有據，但也得同時回應民眾與社會各種可能產生的不適應或不願接受的訴求。如何取得社會的共識與共信，可以說目前真是「最艱難的時候，也是最容易的時候」、「最不幸的時候，也是最有利的時候」。看到指揮中心這三個月的團結與努力的表現，我們是有信心贏得這一場抗疫戰爭的。
三、公共安全與個人權利之平衡
（一）社群與國家全民一體化
由於新冠病毒具有高度難以確知的傳染和致命因素，這場疫症實是全社會全國不可免的戰役，沒有任何個人或家庭可以完全置身於外。這正是考驗我們對社會國家的一體共認和承擔。對於病人家屬、醫護人員、指揮中心和政府的政策與行動，共同和自願的支持和送暖，盡人事以聽天命，不怨天不尤人，合作與承擔，正是一體同仁的真實化。而在此中，作為一共同體的存在，我們自有保持每個人的自由與權益和社會共同體安全與福利的分享與分擔。
在如此嚴峻的疫情之中，如何平衡個人生活自由與保障集體的共同利益，如執行各種強化的公共行動與生活的限制，是民主自由社會的一重大考驗，也是真正體現一個國家或社會公民素質的道場。此中，自由與自律實不可分割。政府與人民都得要認同「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的平衡」是對抗疫情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
由於防堵病毒之傳橎與感染，我們不得不限制個人的自由，以及引生許多日常生活的不方便，以至日用物資的短缺。此如限制公共活動的規模、購買醫藥與食物的數量、出入境行動的自由、強制居家或到指定地點檢測與隔離等。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接受的限制。目前在可以控制的情況之下，我們基本上是可以和諧合作共赴此難，但我們最後和最嚴重的考驗還在後面。
當疫情更泛濫猖獗時，如社區感染擴散，醫療資源嚴重欠缺之下，如何公平分配與救治，人與人之間的敵對和爭鬥會激化造成嚴重的對立和傷害，我們每個人都應反思和更審慎預作構想和安排。首先在生活中進一步愛惜資源善用財物，避免浪費與製造垃圾等等，是作為公民自律的責任，是全民一體共同努力合作重要的一環。
社群最大的美德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某種意義的自我隔離是互相保護和防堵病毒的最佳策略，我們應宣揚戴口罩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的責任。我們自然希望保有安全的工作和環境，自由行動和安心的生活，但在嚴重疫情之下，如有不可控的社區傳染的情況，我們也得接受更嚴峻的限制，如封城封社區等，以免造成更大更深的傷害和死亡。當然，我們要求政府和指揮中心要更好地預應這一情況發生和更多的督導與物資的安排，不要引起無明的恐慌和匱乏。
在保護公共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考驗我們共同生活的智慧，我們不能因為堅持自己的自由權利，而拒絕任何的公共限制。但國家也不能藉保護全體人民的安全和對抗疫症，而任意立法或強加限制於人民身上。此中須要遵守的是「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或稱「對稱原則」，即加在公民身上的限制有其必要性、有效性、可行性。把限制訂到最低的必要程度，對個人的自由、隱私和秘密也要盡量守護，不可隨意擴張公共權力。按比例原則而來的政策和限制，才能得到倫理和法理的支持，這是檢視政府與指揮中心政策對公民生活限制所必須遵守的原則。
公民在接受較平常更嚴厲的自由行動限制，配合進行隔離和檢測，以至受感染而不幸得病，國家也應按比例而給予應有的合理保障和適當的補償。此一政策也有促進有風險民眾自願前來接受檢測和治療，避免感染的擴散，使疫情保持在可控可防的限度之內。當然，此中的合理比例，也得常在疫情發展中不斷檢討和接受民眾的公評，指揮中心所代表的國家政策，也得要積極正面回應民眾的訴求，使民眾瞭解，達到更高度的共識。
（二）全球一體化與仁心之發揮
從跨國的角度來說，如此廣泛和嚴重的疫情，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區可以完全割斷與全球同甘共苦與共患難的現實。WHO終於宣佈全球進入「疫症大流行」（Pandemic）的嚴峻階段，我們實已很難免於受到進一步的災情打擊，由於日韓和西方重要而又與我們有大量交流的國家已開始了社區傳染，而且已發生了社會感染，全球疫情高漲已進入飈升階段，日後將會愈來愈嚴重。
不但台灣目前仍然有眾多在中國大陸滯留的具有感染風險的同胞要回來，一個即時可見的影響就是近日必定有大量從西方這些感染地區回來的高風險的人民，包括留學生、旅遊人士、國際遊客、空服人員以及各種業務工作人員等等。因此台灣也不可能自外，但如何瞭解和回應這一波全球性疫情的進一步來襲，將考驗我們的仁心智勇和同心同德的表現。
人道支援有需要的國家，特別是落後貧弱的小邦，應是我們行有餘力，且在保有相當高度的生產能力之下，應履行的全球性與人道的責任。高舉仁義與無私的愛心協助有難有需要的國家與人民，不但是仁政人道的表現，也是爭取中華民國與中國文化在國際上受尊重與支援的重要工作。互相支援也是促使全球回復活力生機的必要努力。在一體同仁之中，我們為人也是為己，為己也是為人。
救助災難性的疫情，在現在地球村的情況，實無人可完全脫免的，而實事上全人類實已是共同生活在共存亡的世界中。不但我們在許多物資與生產上都無法完全脫離世界的生活鏈。如這次中國大陸的停產與減產，物資鏈的斷裂即造成許多其他國家與行業的停產與減產，也會造成許多行業的停業和工人失業，由此引致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已不可避免。而受到最大的打擊也將是最貧窮落後的地區和人民，也是我們最應關懷和救助的人。
在我們繼續享有和發揮對抗疫情和生活所需物資的生產上，不但可以為台灣的需要做出保障，也應把若干物資用以救助最急切需要的地區和人民，盡我們的能力救急扶危，仁以覆蓋天下。雖然我們做不到大國的全面而有力，但在最需要的地方，發揮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精神和生活共同體的理念和實踐，我們實在也可以做出最偉大的貢獻。面對此疫情，我們盡全力以赴，也祈求：天祐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