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成佛道上之千年邂逅──悼念學問僧印順導師

李玉珍（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書緣起

       數十年前，一個年輕尼師從花東千里迢迢北上受戒，卻因為缺少師長簽章，眼看著得放棄三壇大戒。緊張關頭，她竟然隨緣順遂，不疾不徐地去買佛學書籍；而書局裡巧遇的學問僧，雖然早已名聞佛教界，亦竟然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破例收她為徒，圓滿她受戒的心願，亦成就一段師徒因緣。法師當場為這位尼師取名「慧璋」，數十年來台灣以及國際稱呼她為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師；至於證嚴法師的師長──印順導師，其精湛的佛學研究以及龐大的著作系統，開啟現代漢藏佛經的學術風氣，栽培無數佛教知識份子。師徒兩人無疑為二十世紀影響最廣的亞洲宗教家之一，於主導台灣佛教的主要實踐論述「人間佛教」上，相得益彰。

       熟悉印順導師與證嚴法師師徒因緣的人，不斷稱頌他們師徒初遇的殊勝機緣。而專研慈濟功德會志業的學者，則嘗試解釋，以菩薩道提升公民社會福祉的證嚴法師如何「做就對了」地詮釋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系統。或者，更直接地說，印順導師傳授了證嚴法師甚麼教義。由於師徒兩人都謙沖為懷、淡泊專致自己的修行功課，甚至形成信、解法門兩端最卓越的宗教師典範，上述議題恐怕無解。

       至於平庸的我，還是覺得印順導師與證嚴法師因為佛學書籍結緣，是最自然不過的。臨危不亂以及慧眼識英雄，不正是師徒兩人的修行氣魄所致嗎？而對知識追根究底、身體力行的敏銳堅持，不也正是師徒兩人的人格特質嗎？師徒兩人從來不浪費時間於無謂的世俗紛爭，自然亦能夠不拘世俗之見，不疑不悔地托付與承擔。「難得遠行一趟，可惜受戒機緣尚未成熟，還是可以把握機會買書啊！」「這位尼師好學又誠懇，她需要幫忙，我也能幫呀！」所謂的隨緣自然，正在兩人之直接質樸，而非隨便攀緣。雖然我無法衡量兩人寬闊而專心的胸襟，多少成分拜專務修行所賜，又有多少來自優遊佛學的知識涵養，不過修行與問學，兩者互相?益其人清明澄澈的宗教家風格，卻是無庸置疑。師徒因緣一如君子之交，雲淡風清，一路行來，卻已經帶領台灣佛教走出荊棘荒蕪。

印順導師的歷史定位

       印順導師為近代中國佛教學術巨擘的歷史定位，已然確立；史家與學者亦將繼續透過其著作與師友，讚頌其提升二十世紀以來的佛教學術與僧伽教育之貢獻。就研究成果而言，尤其自民國五十六年於台灣完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以後，印順導師的著作，不論就格局或格式而言，都屬於現代學術性的著作。其思想體系從「三論與唯識」入手，超越「三論與唯識」，推衍擴充「人生佛教」而另闢「人間佛教」的主軸，經過深廣閱藏而撰述「佛教教義史著作」，釐清自原始佛教至中國禪宗的經典演進，最終自成「真常、唯心、中觀」的判教體系。

       印順導師深入藏經萬卷大海，旁徵博引又具歷史意涵的詮釋架構，既突破傳統註疏佛經的方式（例如先行科判、隨句講解），又能接榫現代學術批判性的理論趨向，關鍵正在於他基於漢文藏經建立的宏觀判教體系，綿密而清楚地釐清中國佛教史的骨架與特徵。雖然近十年快速的國際化，使得台灣佛學界中出現質疑印順導師對於印度以及藏傳佛教看法的聲音，但是台灣藏文（或巴利文）經典的思想與歷史研究，基礎薄弱，他所建立的中國佛教學術典範，無疑將繼續引領學界方向，不受影響。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並且代表印順導師講經弘法的分水嶺。之前作品大都為教學與講經所作，直接面對聽眾宣講，再修潤記錄稿而成，所以條理必須簡明；引經據典的細微考證不但不易以口宣講，而且還顧慮到時間的限制以及聽眾參差不齊的程度。所以此時期的著作與同時代的通俗演講、寺院科判隨句講解的傳統寫作方式，風格類似。一旦著作變成個人獨據書桌，面對浩瀚的經藏資料，日以繼夜的浸潤思想、與古今作者神遊對話，寫作的方式就更趨細密、龐大而周整。經年累月地專注思考一個問題，每天定時寫作，戒除一切雜務，心無旁鶩。猶如閉關參禪，定時上下座，心念不斷。此研修境界不但靈台清明有益，簡直就是倚筆修行。印順導師民國五十六年之前遭遇的挫折，退步忍讓的結果，反而為他孱弱的身軀開闊一無比自由的心靈與修行境界。

       印順導師自稱民國四十一年來台住持台北善導寺，至五十三年卸任，為世緣所遷的「隨緣教化」期，本身之研究著作，皆為人事、雜務、病體所牽絆。但是就佛學教育而言，印順導師此時期的重要舉措，在於建立以新竹福嚴精舍與台北慧日講堂為核心的福慧僧團，以接納、教育台灣僧尼。

       福慧僧團突破經懺佛教的寺院經濟型態，建立學僧共住的團體。即精舍與講堂開放給學僧共住，內修外弘，作為對內互相學習、對外講經弘法的場域，而非屬個別僧人的私產。由於講堂不需應付經懺、賣素齋、供祿（蓮）位，常住成員比較有餘裕修行讀書，而且地點在首善之區的台北，亦可作為新竹青草湖畔福嚴精舍的屏障與支援，資助學僧專心向學，提供他們對外弘法的訓練。印順法師住持慧日講堂時，每月的第二、四週日有共修會，有紀念性法會以及佛七，四季則排定專題講經；以後的住持亦保持此一慣例，甚至將講經的對象擴充到大專校園的佛學社團。

       此一開放性的佛教學院形式，可能源於印順導師於抗戰時期經歷的學僧共住模式，戰亂使得傳統的雲水參學不可行，而當時的佛教僧侶又急於吸收新知，銳力改革佛學教育。佛學教育的形式現代化、佛學研究的學術化，早已成為十九世紀以來佛教改革的主流趨勢，勢不可逆。而台灣的福慧僧團對於推廣印順導師的思想、提升僧伽教育，亦於此過程發揮重要功能。台灣的佛學院所不再是授與僧尼世學的補習班，而也是預備訓練高教育水準的青年，佛學與修行的養成所。當佛學院所被排除於公民教育的體制之外時，前者為保存傳統僧伽教育的基地，而當台灣大學內的宗教教育開禁之後，佛學院所則迅速成為佛學研究學術化的重要基礎與跳板。

       簡而言之，一般佛學院所的畢業生開始要具備學位，佛學院所也必須培植佛學師資與研究人才。這些佛學學者包括對信徒講經弘法的僧尼，也出現如藍吉富、李志夫等學者，甚至像惠敏、昭慧等教授法師，這樣溝通教界與學界的重要橋樑。新型態的學問僧生涯已然成形，而兼具傳統佛教經院訓練以及現代學術研究批判能力的佛學學者，則如鳳毛麟角。承先啟後之際，亦無人可以比擬印順導師的博大與精深。下一代的佛學學者，還是會慶幸有印順導師奠定的佛學基礎。

千載邂逅

       忝為學界的一份子，我和許多台灣佛教學者一樣，將印順導師的著作常備案頭查詢，每年也都很期待參與慶祝印順導師嵩壽而舉辦的佛學學術研討會。（有時候還得竭盡所思，寫出論文做秀才人情，濫竽充數一番。）雖然罕有學者能夠長年號召學界投注佛學研究，謙沖為懷的印順導師從來低調避壽，把舞台留給學者與後輩，加上個人福薄，所以我一直沒有機會見到印順導師。

       現在回想起來，幾次失之交臂，大概是一直錯覺：明年印順導師還要過生日，所以今年不急。更可能是老覺得離這位學術大師很近──他老人家的幾部大部頭著作，我不是一路從台灣背到美國，又背回台灣，從學生宿舍搬到教授研究室了，有時還要麻煩他們奔波於研究室與家中的書房之間。書很沉，每次也不過查幾條資料，可是摸到厚實的燙金封面，總會有點不忘初心的安慰。雖然書不會說話，可是透過書，我和作者很安心地問過千百個問題。但是這次，我一定會把握機會去瞻仰印順導師的遺容，親自表達我的敬意。

       印順導師早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抵台灣，既已著作等身，為當時台灣佛學教育提供優秀的佛學教科書。雖然鼎革交錯，教界遭遇多事之秋，而使印順導師選擇隱退，以保孱弱之身軀致力佛學著作。看似與世隔絕，卻透過正聞出版社以及福慧僧團，不絕如縷地指引向學青年。憑藉正聞出版社，印順導師的著作源源不斷面世；福嚴精舍與爾後發展的福嚴佛學院，以研讀宏揚印順導師的思想為目標，培養出優秀的僧侶，日後成為許多台灣佛學院的師資。

       以問學聚居的慧日講堂，則提供多位優異而特立獨行的青年僧侶，求學過站。他們自由離去之後，亦開始組織青年學生的讀書會，弘揚印順導師的思想。戰後台灣佛教現代化的歷史軌跡，不斷朝向關懷社會的淑世目標，僧侶教育亦隨佛教社群的知識水準提升，步向學校化、專業化、學術化。此過程亦步亦趨跟隨印順導師對中國佛教的省思，終於趕上他摧枯拉朽、大起大闔的思想系統－－雖然幾乎遲到了二十年！

       新的世紀中，急遽的社會變遷並未減速，佛教出世修行與淑世濟度的永遠兩難，而印順導師提供的人間佛教、問學成佛楷模，仍然發揮標的作用。一如印順導師的弟子──引領慈濟功德會百萬會員建立人間淨土的證嚴法師，以及提昇福嚴佛學院學術水準，以印順基金會推動佛學教育的厚觀法師，還有昭慧、宏印、傳道等諸位曾經親炙私淑他老人家教誨、而至今仍孜孜不倦推廣印順學的法師。佛教教育與佛學研究邁向學術化、制度化的過程中，印順導師的思想體系與淑世詮釋，已經而且還會適時提供轉化的師資與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