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伯樂之恩，竟今日之功
——敬述了公長老與筆者的十四載法緣[1]
筆者是個天生叛逆的人，對教內或社會所習以為常的傲慢與偏見、不公道與非正義，常會忍不住「雞婆」地發出不平之鳴。這種人格特質，原難見容於保守鄉愿的華人社會，然而筆者何其幸運，在「純學術」生涯之外，開展「雞婆」事業的啟端，遇到的竟然是一位談笑時如童子般率真，共事時又透達人情、寬宏大度，有才情器識，有風骨擔當的師長——了中長老。
第一次與長老正式結緣，應是在民國七十七年上半年。那時，他還是中國佛教會秘書長，筆者則因社會無聊文人與媒體，時有謗辱僧尼情事。不忍見世人對佛教與僧尼的誤會與惡感愈深，擬展開撰文辯駁與行動抵制的護教運動。前者自忖可以獨力承挑，後者卻非成立組織莫辦。而在那之前，筆者單槍匹馬奮勇進行撰文辯駁的工作，經常碰到「媒體主編護短，不肯平衡刊出」的困境，深切體會：面對無聊媒體與文人龐大的共犯結構，倘無組織交涉以為奧援，縱使再多護教熱忱，也會束手無策。
組織護教團體既然是當務之急，然則該一團體要如何定位呢？有的尼法師主張自立門戶，筆者卻認為不宜如此。原因是：其時社會剛解嚴未久，佛教作風保守，筆者預見：倘無教內之共識而貿然行動，必會招致內外夾擊、腹背受敵，於護教之目的，不免橫生障難。於是筆者嘗試說服同願同行的幾位尼法師：優先考慮「合作」而非「獨立」——成立一隸屬於中佛會的護教團體，讓它在教內先具足正當性與號召力，俾便團結一致以共禦外侮。就這樣，有一晚，筆者邀恆清法師與性廣法師一同到善導寺慈恩大樓三樓，首度拜會了中長老，貿貿然告知來意：想在中佛會下成立護教組織。
如今回想，筆者那時真是莽撞無比——他老人家根本不清楚筆者究係何方神聖，如何能判斷筆者是否別有用心？如何能預知筆者會不會魯莽行事，給他惹來大禍？——要知道：那時的佛教風氣畢竟還是相當保守，政治情勢也還不甚明朗，我們萬一給他捅出了個大婁子，他怎麼對佛教會理事長與全體佛教作交代呢？
作為一位練達人情世事與教會行政的佛教領袖，他不會不清楚：他可能會因接納我們而讓自己置身險境。但是，在交談之中，筆者深深感受到：他同樣有一份深切的護教熱忱，生命深層也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性格。這使他當即接納了筆者的建言（也可以說：性廣法師與筆者，就這麼毛遂自薦地硬賴著要做他的僚屬）。
印象最深刻的是：長老當場詢及一個關鍵性問題：「萬一將來合作下去，有一天發現：中佛會與妳們的立場不一致時，又該怎麼辦？」筆者回答道：「真有那麼一天，反正護教組織也已能夠獨立了，我們再分手各做各的。」聽到筆者這番坦誠的回答，他一定是啼笑皆非！哪有一個初出道的後學小子，是如此面對中央教會的？但他老人家在人事複雜的教會機構待久了，或許反而還看得順眼筆者這種「只有陽謀，沒有陰謀」的性情吧！與筆者相處，或許沒有成人世界裡爾虞我詐的心理負擔吧！之後，筆者不但沒有與長老「分手各做各的」，而且一再受到他的慈蔭與寬容，以迄於今。
就在長老的支持與擔待之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筆者與諸法師居士成立了讓媒體聞名色變的「護教組」，隸屬中國佛教會青年委員會。筆者受推選為組長，由性廣法師輔佐會務。此後陸續發函各大報刊，對曲解或侮辱三寶之文章或報導內容，提出更正說明，並要求即予刊登，否則以「拒訂」或「拒看」抵制之，這樣做，產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特別是大名鼎鼎的楊麗花小姐，於台視演出歌仔戲「李靖與紅拂女」中，出現辱僧之台詞，護教組立即與台視幾度強硬交涉，終於使得她親赴林口齋僧大會向全體僧眾「致意」。
到七十七年底，引爆了舉國轟動的「思凡事件」，當時，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的畢業公演，排訂演出有辱尼師形象的崑曲「思凡」，護教組乃發動佛教界簽名抵制，並向教育部提出強烈抗議。這齣宗教與藝術的戰爭，延燒到翌年春天。那段時日，思凡事件的新聞，常常躍登聯合晚報的三版頭條，護教組立時聲名大噪。此後，媒體辱僧之歪風大為收斂，有些電視台要排演與「出家」有關的戲劇時，竟還主動邀筆者先行看過劇本，以免演出時，遭來教界之抵制！
護教組雖因護衛三寶尊嚴而屢建奇功，但卻把了公長老給害慘了！教內與社會的不滿人士打擊不到我，可還修理得到教會。於是，中佛會常常接到辱罵與指責的電話。倘遇到心性稍微怯弱的上司，一定會把壓力轉介到我們身上來，要求我們卻步退讓，以免他無端招惹怨憎。但他老人家卻堅毅地一肩挑下來自教內教外的指責，全權放手讓我們衝刺！
這是與了公長老共事的最大保障。筆者在佛教遇過一種涼薄的上司，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戮力從公，他都可能會像「下十二道金牌」的宋高宗，讓你死得不明不白。這種人，遇事總是先與僚屬撇清關係，甚或為了討好外人，而不惜落井下石，重踹僚屬。
了公長老不然，他對自己的僚屬，總是「用人不疑」。只要旁人在他面前咬耳朵，指其僚屬的不是，他都會「本能地」先對僚屬予以信賴，甚至不顧對方的不快，而幫僚屬辯護一番。
護教組的基本義工是性廣法師的學生。她先前在弘誓學佛班（弘誓學院推廣部的前身）上《成佛之道》，該一講座設於慈宏居士住宅客廳之中。七十八年暑假，學員成長至八十餘人，場地嚴重不足，筆者遂代性廣法師嘗試向長老商借善導寺大殿場地，他一口答應下來，還給予我們許多方便。不久後，他知我們居無定所，又商請智光商工創辦人兼善導寺董事長妙然長老，將永和中興街秀林大廈的空屋無條件讓我們居住。為紀念此一因緣，我們遂將住處名為「善導別苑」。
由於深深感恩長老的慈護後學，所以當他為籌備玄奘大學之創校而事緣繁重之時，性廣法師與諸弘誓學員遂義無反顧地投入建校義工的行列。不料，義工學員們雖年輕、有理想、有幹勁，卻少了寬厚體貼的心，未能設想長老艱難的處境，他們「銃大炮」的性格，對長老有過多次的言語冒犯。加上那時筆者又從事一堆有高度爭議性的社會運動，讓長老作為一位教會領袖與善導寺住持，得承受極大的壓力。八十二年初，我們竟然無視於長老所要面對的難堪，而一走了之（搬離善導寺與永和住處的善導別苑），講座改設於台大校友會館，將居處遷到桃園雙林寺。這樣一來，與長老就不免疏遠了一段時日。
長老常說：「比丘無隔日之仇」，遠離他的日子裡，我發現他真是說到做到，不念舊惡。翌年，他不但到桃園雙林寺來探望我們，關切我們的生活情形，而且還於觀音像事件發生時，無懼於教內外的壓力，挺身支持我們的護觀音運動。
八十三年佛誕，性廣法師受台北普濟寺聘為住持，長老應邀親來主持晉山大典中的送位儀式。印象深刻的是：性廣法師在致謝詞時，首先感恩長老，對自己年輕歲月中少不更事而傷了長老的心，表達深切的懺悔之情。性廣法師講到此處，眼框紅了，連長老也為之動容。想來他看待我們，就像慈父在看著兩個莽撞天真、常常給他闖禍，而又狀甚無辜的小頑童，又疼惜，又氣惱吧！
早年，筆者志不在任教大學，又對教界「以學歷自相吹捧」的風氣不以為然，故婉拒師友要護持筆者「出國攻學位」的好意。然而受到輔仁大學宗教系主任陸達誠神父的愛護（他在教評會上極力推薦筆者入校任教），八十三年一月起，筆者以大學畢業的資歷，非常例外地，依著作之專業水準而獲輔大聘任為講師。
約一年後，長老在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成立校董事會時，竟然不念我們當年「一走了之」的不良記錄，邀筆者擔任董事，並提醒筆者：要進一步向教育部申請講師證，好獲得在大學任教的正式資格。這時筆者才意會到：校聘並不等於部審。於是輔大乃將拙著《佛教倫理學》送至教育部著作審查，而讓筆者順利取得講師證。也因長老對筆者期許至深，復讓筆者在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創校伊始，受聘於宗教學研究所任教迄今，且即將升等為副教授。回想起來，倘無長老一路提攜覆護之恩，筆者是不可能在輔大之外的其他大學任教的。
性廣法師也是深承長老恩澤的孩子。她北一女中畢業之後，考上中興大學，卻因父親在日本的大學任教，代她申請留學日本，她在尚未出國的空檔，在汐止的一間小學代課，不意竟在一次上秀峰山慈航堂禮佛時，善根成熟而出家了。此後她也和筆者一樣，認為修道與學歷無關，未嘗想要進修。但長老卻珍惜她年輕有為，盼她將來為佛教做事時，不會受限於學歷，於是打電話來善導別苑，要筆者勸她繼續進修。她銜長老慈命，於弘法的百忙生涯中讀完空中大學，然後在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創校頭年（八十六年）投考宗教學研究所，榮登榜首。如今她不但已取得碩士學位，並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
長老率真而機智，雖近古稀之年，面貌猶宛若淘氣童子，常發如珠妙語，令我們為之絕倒。他雖身為教界領袖，但從不端出「高高在上」的架子，極不愛出風頭。七十八年十月底，世界僧伽會在台召開會員大會，那時他擔任世界僧伽會秘書長。南下參訪途中，到臨嘉義天龍寺戒場，寺方向戒子與信眾介紹海內外諸山長老上台，筆者見他靜靜地在下面站著，連其他法師招他上台，他也婉拒了。在教界，筆者常目睹「上中前法師」（坐位要上座，照相坐中間，走路在前面）之種種惡癖，相形之下，長老的行事作風低調，反而增加了筆者對他的敬重之情。
在青年歲月，幸賴長老慈悲攝受，讓筆者得以邁出學術的象牙塔，拋下爐香經梵的寧靜生活，走入了驚濤駭浪的社會，面對了一波又一波自己主動掀起或是被動投入的（思想或法制改造的）社會運動。這一邁步，就是不歸路！轉眼已十四個年頭了，由教界而學界而社運界，由護教運動而護生運動，由提倡動物權而提倡佛門的兩性平權，幾乎每一場運動，都會引來兩極化的評價與兩極化的愛憎，隨之而來的，就是連累長老「耳根不得清淨」。
轉眼長老已屆七秩高齡，自幼出家的他，終生獻身於住持正法、利濟眾生的事業上，想來他的輝煌成就，自有各界之推崇，而毋需筆者呶呶。本文只記述長老與筆者間十四年來的幾段法緣，以表達一己對前輩知遇的無限銘念與感恩！
九十年八月三日 於尊悔樓，時禁足中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第五十四期《海潮音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