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榕基金會「自由講座」】第九講

 

生命自由的理論與實踐

——佛法觀點的自由論

釋昭慧

 

楔子

　　本文初稿題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於民國92年4月7日，演講於「自由之愛：鄭南榕殉道14週年紀念活動」追思會上。兩天後（當年4月9日）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93年11月間，接受鄭南榕基金會之稿約而增補全文，題目改作〈生命自由的理論與實踐——佛法觀點的自由論〉，編入《自由十講》（台北：玉山社，2005）中之第九講。茲應《弘誓雙月刊》主編明一法師之邀，摘取其中部分內容，放入本（183）期「言論自由的佛法觀點」）專輯。

　　藉此因緣搜尋舊作並回顧日期，方纔發現，兩度（鄭南榕殉道14週年與34週年）於金寶山鄭南榕紀念會上擔綱演講，前後竟然相隔二十年。二十年來，世事如棋而風雲詭譎，差堪欣慰的是，個人並未因此而於菩提道上稍見退轉，反而益加堅定信念。

　　與筆者於112年4月7日之講稿〈莫道自由易求取，頭顱擲處血斑斑！〉相互參照，發現一件趣事：紀念會的宗旨未變、紀念會的地點未變，自己的核心思想同樣未變，然而前後兩次的演講風格卻是丕變。

　　逾耳順，涵養日增，文風理當益趨溫潤。未料二十年前的舊作涵融蘊籍，二十年後的新作反倒慷慨激切。這應是「情境使然」。近兩年來，翻天覆地的局勢變化，讓兩岸情勢益加凶險。人心一旦怯懦，歪理必然叢生。在此情境之下，個人難免在理性分析之餘，多了一些「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李白詩《行路難》）的壯志豪情。

　　雖應主編之邀而查找舊作，竟然藉此審視心境，這也算是個人的意外收穫吧！

 

鄭南榕的生命實踐：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我們恆常感覺「自由」的重要，但又會隱約明白「自由」的限制。例如：剛才為鄭南榕追悼會獻唱的福爾摩沙合唱團，四部合唱的音階高低、快慢、強弱，都必須接受指揮，合唱團的成員絕不能任情自由，愛怎麼唱就怎麼唱。唱歌尚且如此，言談更是要講求分寸，然則，又怎麼可能有所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呢？

　　原來，談「自由」，要從三個層面理解此一語彙：一、日常語言。二、哲學語言。三、政治語言。

　　就日常語言而言，我們未必精確地以理性分析的方式，看待「自由」的權利來源，但在感情上當然願意獲得自由，並往往因自由受限而承受種種痛苦。然而依經驗法則而言，我們生活之中，卻充滿著種種的不自由。舉南榕所說的「言論自由」為例：我們從小在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的環境裡，不斷地在制約反應的學習過程之中，學會了如何在運用語言的同時，不因語言的錯誤，而導致自己或他人的傷害。我們學習著言論的「分寸」，好能用溫暖的語言，撫慰親友的心靈。我們從來就不是「愛講什麼就講什麼」，而必須注意講出來的效果，否則就必然要為自己的「黑白講」而付出自他受害的代價。

　　就哲學語言而言，自由的理論依據何在？這是一個難解的課題。例如：基督宗教的神學可以詮釋：自由意志來自神的恩典。但這對無神論的佛教或非宗教信仰者，就無法具足說服力了。

　　就政治語言而言，由於政權擁有權力（power），權力又經常導致腐敗，有權力的人還是一樣會犯錯，但又往往因耽嗜權力，而不願接受異議的挑戰。他們更恐懼的是：異議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能會導致權力的淪喪，於是他們往往剝奪異議份子的言論權乃至生命權。古今多少「文字獄」，就是這樣產生的。以此方式，可以讓沉默大眾更形恐懼而完全噤聲，以方便政權的持久穩定，並達成統治人民的效果。

　　然則鄭南榕先生所提倡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正是一種政治語言。這句話倘若放在政治與法律的脈絡裡來解讀，是意義深長的。言論自由是任何人民所應擁有的，一種不能打折扣的權利（right），如果稍打折扣，不能「百分之百」，那麼，折扣的部分，就會形成政權鉗制乃至迫害異議份子的藉口了。

　　然而生存自由比起言論自由，顯然更形重要，人們如何可能冒著生命風險以爭取言論自由？大多數人是寧願封口以換取生存空間的。大眾既然如此沉默，又如何能凝聚出一定的力量（power），來抗衡政權的力量，以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right）？這確實是行動策略上的重大難題。顯然必須有典範人物（甚至可能會成為烈士）挺身而出，喚醒人民的自由意識，並以其人格感召，讓人民因感動而願意追隨其後，如此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改革力量，迫使政權尊重人民「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為了爭取人民最大的言論自由，鄭南榕選擇做一位開風氣之先的烈士。他犧牲了自己最大的自由（生存自由）。筆者更覺得：他不僅像一位烈士，更像一位宗教家。因為他已把「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當作自己一份無可撼動的信念。這就如同本基金會一位董事（記憶中應是李喬先生）的說法：「說南榕『殉難』是不夠的，應該說他是『殉道』。」確實如此，南榕用一種宗教家殉道的精神，面對重大的艱難困挫，喚醒了沉默大眾的良知。[1]

　　在本次演講中，要進一步討論的是「自由」的哲學語言，並且是在佛法的理論系統中，討論「自由」的理論根據與實踐方法。

 

【中略】

從佛法看待生命三種層次的自由

　　從佛法「緣起、護生、中道」原理以觀，我們可以將生命所追求的「自由」，分作三種層次：身體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心靈的自由。

1. 身體的自由

　　身體的自由，是每一個生命本能的期待。但是它的獲得也異常脆弱，因為它必須建立在業果報與遺傳基因的影響力之上，而生態環境、醫療衛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因緣，也都會影響個人的身體自由。例如：天災或環境破壞，導致身體受苦；醫療環境欠佳，導致疾病無法獲得良好的醫護；政治力介入與迫害，導致個人身陷囹圄；社會或個人經濟力太差，導致基本生活物質匱乏。諸如此類的外部因素，吾人都要在各種領域之中，以適當方法謀求改善，以創造更良好的因緣條件，滿足生理的基本需求，維護生命的身體自由。

　　然而即使如此，生命還是必須經歷生、老、病、死的種種痛苦，這不是上述各種領域的人為改善，所可以徹底解決的。我們可以這樣說，佛陀之所以出家求道，即是體念到生命所面臨的這些根源性苦迫，決志尋求「解脫」之道。解脫，亦即是生命去除一切束縛的自由狀態。

　　解脫的聖者，依然可能有生理上面對病痛與衰敗的時候，但是他已超越「自我」的繫縛，因此能無有貪戀地看待身體的舒適，也能無有恐懼地看待身體的變化與衰亡。臻此境界，即是身體徹底解脫束縛的自由境界。

2. 思想的自由

　　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是一體兩面的，兩者經常都是一種政治語言。因為政治權力的挑戰，經常是來自思想的異同，思想又往往透過言論以發聲，而爭取群眾的共識與共鳴，因此思想洗腦與言論控制，向來就被視作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鄭南榕先生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正是掙脫政治控制而獲得思想自由的重大訴求，但這偏是專制政權所最不能鬆手的部分，因此他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會如是其慘烈！

　　即使政治控管業已鬆手，然而思想自由的理想，依然是障礙重重的。因為，人類的思想，很難不塗上族群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色彩。族群文化與意識形態是無孔不入的，它會從家庭、學校、社會的每一個場域，對人們的大腦作慢性的滲透。因此，即使政治鬆綁，都無法根絕來自四方八面的「洗腦」效應。

　　因此，如何作一個在思想上不受惑的人？這就必須先有「緣起」的自覺，體會到吾人的思想，原已不是「一張白紙」，都有來自個人性格與外在因素的重重塗抹，因此最好警惕到自己是帶著「主觀」，而不可能百分之百「客觀」的。在此同時，要學習聆聽，面對不同思想，給予一個「充分對話」的空間，在善意的充分溝通之中，在兼顧各個面向的思索之下，依「中道」精神，而無私地尋求「相對最好」的答案。

　　一個依「緣起中道」智慧，而提昇生命至於「無我」境界的人，在發現思想錯誤時，不排除隨時「自我解構」，而沒有利益或「面子」的顧忌。看來這好似限制了個人思想的空間，然而這正是徹底打破思想框框的自由境界。

3. 心靈的自由

　　心靈的自由，這可以「緣起、護生、中道」的實踐來達成它。以「護生」而言，嚴格奉行自我節制的戒學生活，讓自己接受合理的規範約束，即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許多以「靈性成長」號召的禪學團體，常常抨擊各宗教的戒律，視其為束縛自由的繩索。殊不知，良好的規範，不但得以保護週遭的生命，使其免於被自己干犯、騷擾、傷害，而且讓自己也獲得相對較大的自由空間。

　　何以自我節制反而造就個人更大的自由空間？原因是：一、良性規範足以保身，讓自己減少了與他者之間的衝突與摩擦，增加自己與他者之間和諧共處的能力，這將造就生命更大的揮灑空間。二、遵循良好規範所養成的良好習性，讓自己不會受到無限欲求的束縛，因此可以獲得相對寬廣的心靈自由。

　　在此之上，還有禪觀之學，可以讓人遠離或斷除欲望與煩惱的束縛，可以讓生命終止輪迴的鎖鏈而徹底解脫，甚至可以讓人在「護生」的實踐過程之中，徹底銷鎔「自我」的枷鎖，而在犧牲奉獻的每一個當下，享受到心靈自由的無限喜樂。但這部分已涉及更深層的修道內容，故此暫且打住。

 

九三、十一、六　于尊悔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