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觀路上，幸遇明師

釋性廣

感時悲教，救亡圖存

　　筆者有幸，在中壯之年，已恭逢並見證了台灣佛教之教運由弱轉強的時代。仔細思維，佛教在台灣的復興，應與鼓勵佛弟子關懷苦難，積極入世的「人間佛教」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

民國七十一年，筆者出家於供奉慈航菩薩肉身舍利的道場。初出家時，常聽人引用慈航菩薩的名言：「慈善、教育、文化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而慈航法師與印順導師，同為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服膺並提倡入世關懷的大乘菩薩精神。一般人引用此句，強調的是入世利生的內容，但筆者解讀到的，是當時佛教需要以此而為「救命」依憑的無奈與悲哀。

原來，長久以來，世人對於佛教已形成「愚妄迷信，經懺交易」的印象，所以評價很差；而流傳在民間戲曲與口耳譏諷中的，對僧人的輕藐蔑視，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多視僧人為因家貧而從小被送養於寺院的社會底層人。

所以，無論是太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或印順導師提倡的「人間佛教」，觀其思想凝成的時代背景與心路歷程，不但源於大乘佛子「不忍眾生苦」的悲憫情懷，也更有感時悲教，救亡圖存的危機感。

　　可以說，過往的山林佛教以逃塵避世而貽世輕藐，過往的聚落佛教以腐化墮落而貽世譏嫌，如何捨此二邊而行中道？這正是導師窮畢生心力，深入三藏，學貫印、中（佛學），而提出「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之意趣所在！

當仁不讓的普賢行願

　　導師深知，人間佛教，不能徒託空言，必須身體力行，並以實際成果來證明其效力，這才能激發起追隨者的信心。例如：寺院經濟的既有陋習，導致僧伽失格，社會詬病。他深刻體會：必須先端正僧品，方能轉變佛教的體質。但他並未採取像太虛大師那樣「大鬧金山寺」的激烈作法，而是擘畫寺院經濟的理想藍圖，並證明其可行性。

民國四十九年，導師在臺北創建慧日講堂，他說：「我當時有一構想，佛教難道非應付經懺，賣素齋，供祿（蓮）位不可！不如創建一講堂，以講經弘法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唯持下去！我從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妙雲集】下編第十冊，《平凡的一生》，頁一○七。）有了前人成功的事例，於是有心人逐漸出現「寺院、道場要辦『道』不要辦『桌』」（臺語「道」與「桌」同韻母）的反省。

殊堪安慰的是，如今在台灣，不祇是「寺院辦道」的觀念深植人心，連帶的，慈善、教育、文化，這些利人益世的事業，已從過去「不得不然」的佛教救命圈，成為今時菩薩學人「當仁不讓」的普賢行願。相信這正是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的初衷，因為本位主義的消極自保，絕非人菩薩行的目的。

親炙大德，喜獲法益

　　忝為「人間佛教」的追隨者，如上所述，筆者見證了一個佛教由弱轉強的時代。其次談談個人的學法心得。

出家以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思想苦無出路，尚幸拜讀導師的著作，終於尋得學佛道上的指路明燈。最難得的是，無論是弘法還是禪修，筆者都因親炙導師而得大法益。

民國七十五年底，筆者開始向信眾弘法，所依教本，即是導師所著《成佛之道》。以後因追隨昭慧法師以問學、護教，而得以時常陪同法師拜見導師，親聆法音。

民國七十九年，弘誓學佛班在善導寺開課，由昭慧法師與筆者將《成佛之道》偈頌編成科判，經導師親自修訂定版之後，製成講義，向四百多位第一期學員講授。令筆者感動的是，他老人家不但將此科判細讀細改，而且還致函昭慧法師，提撕重點。

民國八十年初，筆者開始接觸並習學各種禪修法門。在修學過程中，雖也多次體會到禪修的知覺明達與輕安樂住，然而因有從導師教導中所得到的「正見增上」力，故爾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沉緬於身心的特殊經驗，而忘記止觀的真義與菩薩禪法的究極目的。禪修過程中，最常領受到的，就是身心的變化與特殊的覺受，然而在佛法中修學禪法，重要的不是尋求感受，而是對經驗的確當詮釋與正法抉擇力的培養。禪修者如果一味強調自心體驗，而不依於經教與正理以作檢證，很難不墮入眛定、邪定之中，因此導師名之為「美麗而險惡的歧途」。

三學增上，擇法依歸

　　記憶深刻的一次，是民國八十四年底，筆者在一次的禪修營中，體會到一些超常的經驗。禪修結束後，身心久久沉浸於難以言喻的歡喜踴躍中。由於每隔月餘，都會隨同昭慧法師去向導師請安問法，在那次禪修後去見導師，就向老人家報告：「最近學到一種特別強調不修禪定，而直接入於觀慧的方法。」導師聽了，當即問道：「那戒、定、慧三學，又要怎麼說？」

一句問話宛如棒喝，筆者當場有一種恍然醒覺的震撼！慚愧的是，「法次法向」，「三學增上」的義理並非初次聽聞，但只不過是身心得到一點超常的覺受，自己竟然把佛法正見拋在腦後了。自此筆者更是戒慎乎始，依八正道而以正見為基，將一切禪觀體驗，都置於正見之下而作檢驗。

　　為何修行時身心的超常覺受，更需要正見指引？筆者曾引喻說明：把一根直筷斜置於一杯水中，由於水中光線的折射作用，我們將看到筷子與水面的交接處，是折斷而不連接的。認知中的直筷有如「擇法的正見」，而視覺經驗的斷箸，則宛若「境相的錯覺」，縱然是親眼所見，但還是不可信的。

由於導師思想的提撕，使自己的禪觀修學之路穩定踏實。筆者常自我警惕：切莫陷入「不以勝義印證，只重自心體驗」的泥淖。面對修持過程中身心的諸多變化，過往誦讀的導師法語，更成為彼時擇法的靈感與依歸，解決了許多禪修觀念上的困惑與瓶頸。每從禪修營隊回來，筆者總是就著個人修持的進境，與昭慧法師討論如何與法義相互印契；偶或謁見導師，也會向老人家報告修持的心得，以求能不偏離於正道。

暢佛本懷，普賢願行

　　印公導師著作等身，世人多注意他在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他在修持方面上的卓越見地。甚至有一種錯誤的傳言，指稱導師「不重修行」；由此衍生一種錯誤心態，認為他的著作是不討論修行問題的，他對於修行問題，是沒有發言權的。這種浮面感覺，其實有待商榷。筆者曾撰《人間佛教禪法》一書，分析並綜論導師在禪修方面的卓越見地與研究成果。以下簡略說明大要：

第一、在治學目標方面：

導師以顯揚佛陀本懷，建立契理契機的教法為治學理念，故不可能忽略佛法「依禪觀以入於空慧」的究極理想；也絕不可能對變質異化的修持方法，模稜兩可而不置可否。所以導師在探尋本質佛法，消化傳統遺產之後，必然會依於「人間佛教」思想主軸，而凝成其禪觀思想的結晶；而又因其治學長於「辨異」，故對漢傳、藏傳、南傳佛教中那些不修行的人，修行錯誤的人，還有把修行定義得太狹隘的人，必然會提出一番反思與批判。

第二、在研究成果方面：

印順導師著作之中，論究禪法內容、辨析修行知見的篇章，不但數量頗多，而且時有孤明獨發的卓越見地。最為學界所著稱的，是探究禪宗初期從印度（如來）禪演變到中華（祖師）禪的《中國禪宗史》。其它諸如《修定——修心．唯心與秘密乘》等著作；對於宗見思想之所從出，方便適應之必然轉折，宗門設教之隱微與歧途等等，都一一加以剖析，明確指出修持應有的正途與宗派歧出的關鍵。

論著蒙師題字、修訂

　　民國八十九年，佛教弘誓學院舉辦第二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昭慧法師、悟殷法師與筆者，三人相約「以法供養」，用「各寫一本新書並予以發表」的方式，來為導師祝壽。當時筆者深受江燦騰教授之鼓勵，乃決定以自己的碩士論文《印順法師禪觀思想研究》為底稿，進一步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禪法」，是導師禪學思想中心。筆者希望能於該書之中，完整闡發導師精采卓絕的禪學思想與止觀正見。

記得筆者在撰完碩士論文初稿後，曾帶到華雨精舍，敬請導師指正。承蒙導師逐句看過，整份文稿留下了導師珍貴的親筆校訂字跡。

拙著《人間佛教禪法》第二章，介紹「人間佛教」思想的播種者──印順導師的生平學經歷；並特從幾個面向，敬述導師一生勤懇治學，光風霽月的「聖之清者」的人格特質。後與昭慧法師至華雨精舍，呈給導師過目，第二天早上，導師看完後，慈詳地微笑向筆者說：「我沒有你寫的這麼好！」昭慧法師與筆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導師您太謙虛了。」

書成付梓之前，又蒙導師慈允題字，於是在華雨精舍明聖、慧琛、慧璨諸法師從旁協助之下，眼力退化而手肘無力的導師，竟然扶著老花眼鏡，以微抖而持筆不穩的手，一筆一筆緩慢地寫下了該書書名：「人間佛教禪法」。筆者如獲至寶，將此珍貴墨寶置於該書首頁，以為紀念。

至今無論是禪學寫作還是禪觀教學，筆者還是掌握大乘三昧的要領，暢導普賢行願的精神。這一切，固然來自個人體驗的自信，其源頭活水，還是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禪觀思想。

禪觀路上，幸遇明師，如優曇花，甚難希有。追思情切，無以言念，因茲略述二、三往事，與諸讀者分享自己親炙導師所獲致的無限法喜。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四日　於法印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