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隆 《動物新世紀》序

釋昭慧

林建隆教授新輯的大作《動物新世紀》，算是國內第一部「動物詩集」。關懷生命協會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而林建隆卻是從民國八十一年開始，就陸續創作動物詩，算來比協會的會齡還久。如今，這部深具歷史意義的詩作，蒙林建隆惠允，由協會發行，筆者忝為創會之一員，實為協會深感榮幸！

由於這些年來寫了太多與動物有關的文章，在此想略過「動物」的部分，談談關心動物的林建隆這個人。

有道是：「仗義每從屠狗輩」，作為關懷生命協會的諮詢委員，林建隆實質上是「救狗輩」，但是卻有類同古之「屠狗輩」的強烈俠情。就是這份俠情，使得他無法自甘於將生命局限在校園的學術殿堂裡，而投入民主運動的弱勢陣營；也是這份俠情，使得他很自然地站在任何弱勢的一方，例如：女性主義者、同性戀族群、勞工、原住民，乃至於沒有選票，不會喊冤的「弱勢中之弱勢」—動物。筆者對林建隆的認識，就是從動物議題開始的。

民國八十二年春，協會成立之初，就因反對台南天后宮文化季中的「抓春雞」娛樂活動，而與本土文化工作者產生劇烈的論辯。在一個以「本土化」為主流思潮的社會裡，這一波「護生」運動，不但要面對既得利益的抗拒，還要面對「迫害本土文化」的尖銳指責，因此顯得倍加艱鉅。就在這處境艱難的時刻，同仁忽然在自由時報讀到林建隆的詩作〈抓春雞〉，眼睛為之一亮。

最難得的是：後來筆者才知道：林建隆其實是一位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知識份子；但是在「抓春雞」事件中，他不但打破了緘默，表達對協會的支持，而且用詩反諷那種將「本土化」推向無限上綱的價值觀。該詩一開始就以「去冬選舉，不再斬雞；今春文化季，依舊抓你」，連番對「斬雞頭」與「抓春雞」兩種惡質的本土習俗，提出譴責。顯然，在簡潔明快的「詩的語言」背後，蘊涵著他深刻的人生哲思——在諸多有價值的事物當中，他把「生命權」的價值置於最優位。因此，這首詩不祇是流露出他在情感上對受苦蒼生的不忍之情，也可說是他在理性思維的層面，批判性地檢驗著本土文化——雖然通篇詩作之中，他既不流露自己的心情，也不把綿密理論的內在邏輯鋪述出來。很少人能將知情意如此調和到恰好，但他做到了。

由於彼此都非常忙碌，私下的晤談機會其實不多；但是在許多筆者所從事的社運或護教議題上，雖然備受爭議，林建隆卻總是站出來，義無法顧地給予奧援。就如本次的「佛誕放假」運動，非屬佛門中人的他，不但為我們上台演說，而且為了紀念佛誕，他還呼應佛陀「眾生平等」的精神，以動物為主體，發表了一篇饒富溫馨氣息與趣味性的詩作〈那一天，讓我們一起坐下〉（收於本書之末）。本次出版《動物新世紀》，有關書中各篇詩作的創作年份，他也特別指定：要以「佛元紀年」——這是一般佛教徒都做不到的堅持，他卻以身示範，其意義還真耐人尋味！

印象最深的是：多年前，謝長廷先生在被宋七力事件拖累之時，政治生命滑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時期，政治聲望滑入谷底。國人多對謝先生表達負面看法，政敵更是借力使力，積極醜化他；當其時，唯獨林建隆，不但發揮「風雨故人」的精神，力挺到底，而且還為謝先生而撰文與人大打筆戰。

白曉燕命案是另一項他待人處世的艱難考驗。當陳進興挾持南非武官閤家以為人質之時，他顧念的是人質的安全、台灣的國際聲望以及「犯罪世代化」對罪犯後代與社會所造成的悲劇。他與謝先生的所有犧牲與努力，得到了國人的肯定，卻不為少數人之所諒解。在此情況之下，他默默忍受著種種毀辱，而不作任何防衛性的回應。但是，一旦謝先生競選高雄市長，為了避免針對此一事件的攻擊造成殺傷力，他又毅然於忙中抽空，一次次赴高雄為謝先生助講，說明他兩人涉入此事件中的原委。

凡此種種，雖只是林建隆生命中的一二側影，但已可從中窺見他極其鮮明的仁厚俠義之性格。司馬遷說：「俠以武犯禁。」如果我們明其俠情之滂沛，就不會驚訝他為何在少年時代就「以武犯禁」。但也正因為他在俠情之外，還有仁厚的心地，與好學深思的性格，所以鐵窗歲月中，失去空間卻換得時間，作諸法實相的觀察與思考，這逆境反而成了他寶貴的生命閱歷。

中年以後，他更是爐火純青地將「俠客」、「學者」與「宗教家」的長處融為一體，可以義無反顧地投入社會運動，卻又時時不忘冷靜檢視社會運動的優劣與個人性格的特質。例如：前些天他在談話之時，簡述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阿東諾的社會運動觀，然後告訴我：他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是：寧願口誅筆伐，也決不走上街頭—因為後者與他帶殺氣的性格太過相應，他不願助長性格中的這一面。這是何其深刻的內省功力！這也正是佛法所說的「中道智慧」。

我常常告訴朋友：「佛教」不是一種身份的標籤，那是生命的智慧與慈悲的性格。我在許多「佛教徒」的言行中看不到佛法，但是相反地，卻在許多非「佛教徒」的身上，看到了佛法的自然流露。林建隆的悲心與智慧，在在處處都是佛法的實踐與印證，我很欣喜於此生結識這麼一位體證佛法的友人，更歡喜見到《動物新世紀》，另類「演說佛法」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佛曆二五四三年五月廿三日　于弘誓學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