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比丘尼引領亞洲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

──對釋昭慧而言，正語和慈悲心相輔相成

 

英文作者：茱麗雅•莉布立荷    中文翻譯：袁筱晴

 

 

 

編按：

本文作者茱麗雅•莉布立荷(Julia Lieblich)，一九九二年取得神學碩士。著有《受傷讓我更覺醒：經歷恐懼之後找到意義》一書。本篇文章透過南加州大學宗教與公民中心、約翰•天普頓基金會以及天普頓基金會信託基金的支持完成。英文原文刊登於《哈佛神學公報》（The 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1]作者立場不代表上述機構之立場。

該文已取得美國南加州大學宗教與公民文化中心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Civic Culture)，哈佛神學公報(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以及採訪者暨報導者茱麗亞‧莉布立荷 (Julia Lieblich)的同意翻譯及刊登於《弘誓》雙月刊。

 

佛教法師釋昭慧對跪在她跟前的兩位新娘露出燦爛的笑容。這對新人正值而立之年，身著相襯的白紗，配戴水鑽頭飾，在台北市外的佛教弘誓學院佛堂內相互交換念珠。時值二零一二年，同性婚姻在亞洲尚未合法化。昭慧法師希望透過為台灣第一對同志伴侶舉行婚禮，讓這個多數人信仰佛教的國家支持同婚合法化。昭慧法師說道：｢在佛教中，慾望並非罪惡。｣她於正式主法時身著黃色海青與紅色袈裟，剃除鬚髮，身材嬌小，有著心型臉蛋。

二○一九年五月，也就是七年後，成千上萬人聚在台灣的街道上慶祝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直至今日，昭慧法師仍不時收到同志伴侶的卡片、喜餅和喜糖，感謝她在同婚運動初期便挺身支持。在台灣傳統中，只有婚宴上重要的賓客才會收到喜餅和喜糖。

即將於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滿六十三歲的昭慧法師長期與一個國際性入世佛教協會合作，[2]他們共同的理念是：佛教的傳承不只鼓勵個人對開悟的追求，也要實際運用禪定所培養出的洞見，還有佛法觀念來幫助他人減低生命之苦。這股運動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3]當時的佛教人權主義者不只為往生者做法事，更開始關注在世者的修行。越戰期間，舉世聞名的一行禪師創造｢入世佛教｣一詞。然而，佛教界中許多人仍認為女性應向男性法師頂禮。即便達賴喇嘛也尚未允許西方女性以外的比丘尼受戒，在此議題上，昭慧法師不僅率先為亞洲及海外的出家女性發聲，多年來也持續不懈。

她說自己不需要倚靠同溫層，這樣反而讓自我受到過度關注。

三十年來的禪修與誦經、弘法與社會關懷，使昭慧法師和藹的笑容散發出一種寧靜感。佛教弘誓學院目前有二十位出家法師。對於各界佛教領袖，她總是以禮相待；但是談到佛教哲理的學習，她極度嚴格，絲毫不含糊，也不在乎是否因此影響他人對她的喜好。她說自己不需要同溫層，因為這種取暖會造成自我受到過度關注。佛教強調慈悲，而她相信慈悲需要與正當的語言相輔相成。在台灣，她以慧詰而犀利的言詞出名。

舉例來說，二○一七年在香港的同性婚姻論壇上，法師針對反同論所稱｢男男或女女擁抱在一起很噁心｣[4]幽默回應云：「我看見男女擁抱在一起也覺得很噁心。｣

在立法院針對同志婚姻召開的公聽會中，昭慧法師發言的這支影片，後來在網路上瘋傳，其原因還來自另一句經典的言論：｢家的功能非常多，不要認為都是為了精子跟卵子的結合好嗎？｣

我很納悶，出家生活究竟哪一點吸引昭慧法師？又是什麼原因讓她在從事社運活動的同時仍然能持續的修行？是什麼原因讓她努力不懈地支持女性受戒？她如何在一個LGBTQ族群仍面臨許多歧視的區域，帶頭爭取這些少數族群的權益？我知道美國的女性佛教徒，如瓊‧哈里法克斯禪師（Roshi Joan Halifax）在西方推廣正念。但是，佛教發源與興盛之區域就在亞洲，這裡的佛教徒也最密集，昭慧法師如何重新定義佛教的傳統？

在弘誓學院掛單期間，我參加比丘尼清晨五點的早課唱誦，她們身著簡樸的咖啡色袈裟。這座佛學院位於台北市外，校舍外觀簡約而現代化，園區內有比丘尼們的寮房，有時也供前來向昭慧法師請益佛法的學習者住宿。學院收容的流浪貓自在地在園區內漫步，偶而被比丘尼們抱在懷中搔搔肚皮。

佛教弘誓學院和傳統佛寺給人的感受截然不同，既沒有華麗的木雕，也沒有鍍金的佛像。齋堂的中央有一尊樸素的佛陀石雕，兩旁的花瓶細心插上三種美麗的花朵。大寮師父及道場志工準備純素餐點，包括切好的新鮮水果擺盤、蒸煮的蔬菜搭配精心調製的沾醬，顯得美味可口。

昭慧法師的時間主要分配在兩個地方：一是她一九九七年創立的佛教弘誓學院，二是擔任新竹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在玄奘大學，她教授佛教哲學及倫理學，並且特別強調動物保護。

昭慧法師希望學院的公共事務透過僧團共同決議，而非中央集權式的管理。同時，學院的主要目標是提供嚴謹的佛學教育。

雖然昭慧法師的個頭比其他人嬌小，她的存在卻自然散發出威嚴感，她的坐姿端正，猶如一位安靜的旁觀者，開心地聽著其他法師在餐桌上分享一些趣聞。其他道場相當注重弟子向師父行磕頭之禮，昭慧法師卻希望學院的公共事務透過僧團共同決議，而非中央集權式的管理。同時，學院的主要目標是提供嚴謹的佛學教育。

我注意到同桌一位法師特別安靜，只專心在眼前的食物，完全不受周遭他人的影響，只有在吃到苦瓜沙拉時表情一變。後來，才得知她是昭慧法師的妹妹（譯按：指紹容師父），一路跟著姊姊歷經不同道場學習。

就著一壺烏龍茶，昭慧法師娓娓向我敘述大學時接觸佛法的因緣。她生於廣東梅縣的地主家庭，富裕的伯父因受到共產黨批鬥，難以承受而自盡。之後她的父母親相繼逃到緬甸，然後輾轉來到台灣。雖然他們認同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對於佛法的認識並不深。

大二那年，就讀師範大學的昭慧法師參加了佛學夏令營，這類夏令營多半旨在啟發學子對於大乘佛法的興趣。她告訴我：｢佛法感動了我。我喜歡這樣的思想，不用服膺於一位外在的神，而且透過放下執著的實修就能得到快樂。我的父母逐漸年邁，總會面對老化與健康的問題，我希望自己在這方面有所準備。｣父親最疼愛的就是她這個女兒，也希望老年能夠倚靠她照顧，面對她出家的心願，父親大力反對。但是她認為投身家庭只會妨礙深入佛法哲理的研究。

法師憶起當年初入佛門的日子，十分歡喜。當時，她只是新北市一間小道場中最年輕的比丘尼，每日的功課就是修習禪定，以及領悟無常的道理。當時，為她剃度出家的師父嚴格遵守「八敬法」，該法規定比丘尼一定要順從比丘，並且向他們頂禮。儘管如此，昭慧法師仍然十分敬重這位師父，視他如父。她說道：｢當時我對女性主義完全沒概念。｣

隨後，父親溘然長逝，她卻來不及見到他最後一面，對於這點昭慧法師心中既酸楚又內疚，而一向乖巧盡責的大妹也出現行為怪異的現象。｢妹妹常開車開到一半就神情恍惚，讓我母親非常慌張。｣最後，大妹被診斷出思覺失調症，需要醫療照護。師父卻告訴她要在俗情與修行之間作抉擇。

說：｢為了眾生的利益，妳需要放下執著。世事無常，妳的首要之務是透過禪修得到個人的開悟。｣

昭慧法師問道：｢為什麼（出了家）就得這樣粗暴地切割親情？重點應該不只在佛法，也在於生命。若我希望成為一位菩薩，度他人之苦厄，怎麼能坐視家人受苦而不管？｣

當時師父已經年邁而病重，因此離開的時間點也令她苦惱不已。｢但最後，我還是選擇了母親與妹妹。｣

她和母親及妹妹一同移居屏東泰明寺，並持續研讀佛教哲學及倫理學。｢當時的日子很辛苦，但我內心非常快樂。｣她遇見聞名的印順導師，導師推崇人間佛教，並告訴她應該關心眾生之苦。她憶起導師的話，說道：｢他說我所做一切當以同理心為出發點；我的身、語、意不能造成他人之苦。｣

印順導師說修行人不論男女，皆能證悟，並寫了封長達十二頁的信告訴她，她的天分罕見，適合研究及教授佛法。

接下來的四十年，不管昭慧法師去到哪裡都帶著大妹，陪著她看過一個又一個醫生，尋求安定精神的藥物，讓她別再受腦中聲音的折磨。最終，在各方道場及學眾的護持之下，昭慧法師創立佛教弘誓學院，妹妹也安頓於此。法師鼓勵她學習佛教戒律，最後大妹也獨立做出出家的決定，排除萬難成為一名比丘尼。

｢大妹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雖然她仍有幻聽現象，也很少開口，但是她總是勇猛學習，比我更加精進。｣昭慧法師如是說。

五世紀時，中國女性受源自斯里蘭卡傳承的戒律而出家。隨後，韓國、日本及越南的女性相繼受戒。現代台灣比丘尼受大乘傳統的戒律出家，也接受良好的佛學教育。但是在較為保守的南傳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緬甸、泰國與柬埔寨，寺院仍然拒收女性，藏傳佛教也面臨相同狀況。

昭慧法師提到，自古以來，女性在佛教史上經常被視為潛在的敵人，因為某些佛法導師不遵照佛陀的教法，反而仰賴某些佛陀弟子對教法扭曲的詮釋。

她進一步指出：｢女性受到『妖魔化』的現象源於對女性深層的恐懼，因為這種心態，女性要為男性淪陷負起責任，甚至發展出女性缺乏理解佛法的智慧如是言論。｣

一九九七年達賴喇嘛訪台，當時昭慧法師和其他比丘尼一同面見法王，此事給予南傳女修行人受戒一事帶來一線希望，但是後來法王又說，此事最好召集南傳、藏傳佛教之比丘僧代表開會以研議之。

二○○一年，當達賴喇嘛再度訪台時，昭慧法師決定聚集四眾弟子：比丘尼、比丘、在家男眾與在家女眾，於第二屆印順學研討會開幕典禮中，當著電視攝影機鏡頭前，逐一撕毀宣稱比丘尼應保持卑微順從的「八敬法」。雖然一般認為「八敬法」是佛陀在他的姨母剃度時加入的規定，昭慧法師和其他持女性主義的佛教學者卻認為這些規定是後人加入經典中的。

昭慧法師告訴記者：達賴喇嘛尊者堅持召集佛教比丘領袖一同決定女性剃度受戒制度的提議，在她看來就好比｢把嫩雞的命運交給一群黃鼠狼。｣

批評者指控她作風剽悍、筆鋒強硬，有違出家女性之風範。一群比丘尼[5]甚至嘗試要開除昭慧法師的僧籍，但是不果。昭慧法師堅信，若真要透過社會運動讓眾生離苦得樂，正當言語的力量會大過於以和為貴的言詞。

｢當你投入批判某意識形態或挑戰體制的社會運動時，會發現這跟救苦救難的慈善事業截然不同，後者比較容易讓你直接聯想到慈悲心。但是當我們必須為正義而戰，或挺身反對某個規範、體制，甚至是該體制的創造者時，不容易讓人直接與慈悲心做連結。特別是因為我們必須針對議題提出批判性的言論，所以對方很難感受到我們語帶慈悲。｣

昭慧法師對同性婚姻的關注，始於她刊在《弘誓》雙月刊第八十三期的文章〈｢同志｣豈必承負罪軛？〉。她的著作等身，包括七十五篇期刊論文以及三十本專書。她提及佛法的觀點並作解釋道：一開始人們因渴望性而想要伴侶，但慾望轉瞬即逝。最後不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人們會對自己的伴侶麻痺。這樣子的冷感可能促使他們尋求其他伴侶，因此才會受苦。她相信伴侶之間要有家人與政府規範的支持，他們才有機會永恆的愛與承諾做為基礎，培養長期的伴侶關係。

我問她，身為一位持戒比丘尼，如何對慾望瞭若指掌？她說：｢慾望可以透過各種形式呈現，譬如想要吃辣也是一種慾望，但是最終，原來的辣度不能滿足我，所以我只好口味越吃越重。其實佛教不認為慾望有什麼不妥，問題的關鍵出在人們總是因為對慾望執著而受苦。同樣是宗教，看起來基督教強調慾望是原罪，而佛教著眼於慾望造成的痛苦。｣

一對三十歲的同性伴侶透過臉書請求她主持婚禮，佛教界鮮少收到這類請求，她卻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昭慧法師反問《台北時報》的記者：｢一對佳偶想要成婚，我們豈能因為他們的性傾向，就吝於成人之美呢？｣

婚禮上，大家注意到這對女同志的父母並沒有現身，但是當天有兩百多位賓客齊聚一堂，為她們誦經祝福。

她告訴這對新人：｢妳們攜手一同克服這麼多的困難和社會的歧視，相信往後一定能一起過著幸福的人生，妳們不只有佛祖的祝福，今天席間所有來賓，不分親疏遠近，全都給妳們滿滿的祝福。｣

昭慧法師也很高興陸續收到一些LGBTQ伴侶一些正面的回應，更有人直接寄喜餅給她。

擁有上千位臉書粉絲的她在貼文：｢看看這些可愛的女孩們寄來的喜餅。｣

學院內的法師支持她的做法，她的教職也受到法律保障。但反對者透過網路留言酸她，並且頻頻打電話至大學騷擾。她說：｢我有時候會說，如果這麼做會讓你高興，那就繼續吧!｣但她坦承自己很少看留言。因為｢看留言會開始讓我擔心自己名譽受損，思考如何自保？這就是為何觀察自己身心之念處如此重要，因為我必須保持平和的心態。當我參與社運時，就用上佛教『無我』的概念了，我必須把自身的安適放在第二位。『無我』並非指讓自己屈居於他人之下，但是如果我們的發心是讓眾生離苦得樂，則必須暫時放下自我。｣

她也提到，一心想得到他人認同，只會妨礙使命。｢如果我寄望他人的支持或送暖，那就是對自我的一種執著。假設我身邊聚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都支持我，但是我因為怕失去他們，而不敢挺身而出，說出內心的實話，這就證明我仍然放不下對自我的執著。舉例來說，如果夥伴們支持動物保護，卻不支持性別平權，那我是否還能說出對性別議題的看法？還是我會因為太怕失去同溫層而妥協？｣

她為這對伴侶證婚時，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尚未崛起，若干年後，護家盟才發起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聲浪。二○一七年五月，台灣司法部要求修法，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力。兩年後，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同性婚姻正式於台灣合法化。

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提到，同性成婚之路，竟是由一位身披僧袍的比丘尼幫助鋪成的。

如今，昭慧法師正與哲學家彼得‧辛格教授共同合著一本新書，其中部分的內容已於《哈佛哲學評論》先行曝光。辛格說道：｢她稱我為菩薩。｣原來昭慧法師曾為辛格教授著作《動物解放》中文版作序。兩人後來在台灣碰面，昭慧法師對佛教倫理學的見解十分清晰，令他十分驚艷。他認為海外應該要有更多人認識昭慧法師這樣一位具佛教觀點的重要導師。

透過電話訪談，辛格對我形容兩人新書中的對話｢相互尊重且帶著包容性｣。他說：｢她並不強迫他人遵循她的生活方式。｣巧合的是，兩人同為無神論者，並深信有情眾生皆應受平等對待。一九九八年台灣推動動物保護法案，昭慧法師也扮演關鍵角色。

他們一致同意避孕措施不該引起道德爭議，但是辛格贊成運用胚胎做研究，昭慧卻反對，因為她相信胚胎也有強烈的求生欲，而且每個胚胎都有成佛的潛能。昭慧法師相信透過甚深禪定，能夠感受到胚胎的恐懼，對此，辛格講求科學的根據。

她在手稿中寫道：「敬愛的辛格教授，您可能認為胚胎感受不到恐懼，當我們擴展並加深自己的覺察時，我們不但能了解自己的身心狀態，也能覺察其他生命的狀態。當我們培養更敏銳的禪觀能力，就能看到當生存本能受到外力干擾時，生命會帶著強烈的恐懼消逝。」至於墮胎的問題，她回應辛格：｢這更具挑戰性了。因為墮胎同時牽涉到母親與孩子的身體自主權。｣在兩人的辯論中，她取佛教的｢中道｣，試圖在兩極的論點中取得平衡，並希望大眾考慮女性個人的處境。同時，她不完全同意辛格頗具爭議性的主張——他認為父母若自覺沒有能力照顧身心障礙的嬰兒，可以選擇終結孩子的生命。

昭慧法師經常熬夜趕稿，有時是編輯與辛格教授的哲學對談；因親眼見證賭博拆散家庭，她撰寫反賭場的文章；也受邀談論佛門男性領袖受權力侵蝕而鬧出的性醜聞，例如二○一八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被控性侵出家女弟子。

｢這些領袖得到的支持就像毒藥，性侵害的輪迴，在每個宗教、每個世代重複發生。有些人認為我們不該自曝醜聞，但是若選擇隱瞞，就是助長性侵害延續，並任由受害者在黑暗中哭泣。｣

她希望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在亞洲造成漣漪效應　

她持續爭取女權、參加國際研討會、授課與傳法。她所推廣的佛教不但倡導，同時提供世界各地的比丘尼平等以及受教育的權利。她希望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夠在亞洲造成漣漪效應。日本廣告公司電通透過調查發現，全國六十歲以下（含六十歲者）已有八成支持同性婚姻。在香港，一位高等法院的法官裁定香港公民只要在海外與同性伴侶結婚，在香港就能享有與已婚異性戀配偶相同的權利。但是，同性婚姻在亞洲至少還有二十多個國家尚未合法。汶萊至今對同性戀者處以石刑與截肢。[6]

佛教弘誓學院的比丘尼繼續支持昭慧法師的志業，她則在妹妹安靜而持續的進步中得到寬慰。至於網路上所有尖酸而毫不留情的公眾評論，她總是選擇獨自面對。在喝最後一壺茶的時候，我問她，是否曾想過放棄這些抗爭？

她露出大大的笑容，並嘆了一口氣。

｢如果只是體力耗竭，睡個兩天就補回來了。但是我如果只追求寧靜的生活，內心一定無法得到真正的平靜。｣她說還好有禪定的修持，幫助她培養平靜的心緒，也讓心量更寬大。｢當我看到世界的不公義時，採取行動永遠是當務之急。｣

她相信那些目睹不公義卻默不作聲的人也經歷內心的折磨，採取行動反而能讓內心達到甚深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