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制度認同」的深層探索

釋昭慧

　　95年6月11日，在國家圖書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舉辦「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筆者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彭渰雯教授所發表之〈國家認同之族群研究──台灣外省族群為例〉論文，擔任評論人。以下是回應內容，由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專人整理錄音稿，筆者潤稿。

　　今天會找我來回應這篇文章，是不是因為我也是外省人？我也是這麼想。

　　「認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回想自己過去，也是一個忠黨愛國的人，在2004年總統大選結束以後，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時319槍擊案剛過，氣氛非常緊張，走著走著，忽然間我就走到了一個帳棚裡面，看到許多中華民國國旗，讓我嚇了一大跳，定神一看，原來是主辦單位在那邊分發國旗，讓大家手上都能有國旗，去參加就職大典。

　　那種被嚇了一大跳的情緒，讓我感到非常震撼。國旗曾經是我年輕歲月時的最愛，為何當下會嚇成那個樣子？不是因為那個圖騰讓我產生這樣大的情緒，而是圖騰背後所激揚出來的族群情緒，讓我已經被歸納成另一個族群的人了，這是我自己沒有意會到的事。

　　所以要講到「外省人的第二代」，我想更多時候，我早就是一隻「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因社運的緣故，而進入到一個幾乎全是本省朋友的場域。對我來說，在台灣的純粹外省經驗是不多的，特別是，我又在眷村外頭成長。

　　我是從緬甸回來的，記得有一年，有一位緬甸大禪師，我們請他來台教授禪法，之後，他邀我們到緬甸去參加仰光禪修中心的落成大典。他竟然很自豪地向緬甸的徒眾介紹我說：「她是一個緬甸人（She is a Burmese）。」我內心升起一種很親切的感覺，雖然我從來沒有認為「我是緬甸人」，我很清楚，我是一個緬甸華人，而且我那麼小就已經離開了緬甸。可是，即使大禪師有著「眾生平等」的心境，對任何人沒有差別心地授以禪法，但他看到生於緬甸的我，卻有著一種格外的親切感。我不禁覺得，「認同」這件事情太微妙了，它可以帶來幸福和喜悅的感覺。

　　但是在台灣，「認同」變成了大家共同的痛苦記憶，特別是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經過了2000年和2004年總統大選洗禮的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不愉快的記憶在裡面。所以回應這篇文章，我正好也趁拜讀之便，回顧、記憶和整理了我的感情認同。

　　就本文而言，彭教授非常用心，把過去有關「國家認同」的一些相關論述做了回顧，而且也選擇了Iris Yang的理論作為框架，用來檢視省籍政治或國家認同的理論基礎。這一個很好的理論框架，「認同」通常是對照著「差異」而來；而差異經常是在一種受委屈或屈辱的情況之下，被呈現出來的。這也許就是為甚麼當我們在談到國家認同或族群認同時，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不愉快記憶，浮現在腦海裡的原因。

　　彭教授整理出了幾類過往的論述，比較細緻的討論，如價值觀的衝突、文化深層結構的認知差異，還有江宜樺之說法——國家認同的內涵應包括三個層面：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作者較傾向於強調制度認同，而不主張訴諸民族主義的觀點。這是非常宏觀的看法。

　　最有建設性的是，她提出了兩個可能超越省籍問題的角度：第一是從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三者之中，尋求制度認同，亦即公民社會裡民主制度的認同。第二是所謂「代間差異」的問題，說白一點，就是讓時間沖淡一切。當時空流逝，文化環境慢慢改變之後，到了第二、第三代、無形之中會逐漸形成一些在地的共識。

　　制度認同，立論是很好的，也有許多人提過，但面臨的是做不到的問題。在這當中，她提到社運、政治和媒體讓族群對立惡化的問題。我覺得社運界倒還好，我自己從事社運，看到社運界（特別是環保界）的朋友中，無論是藍、綠或本省、外省，大都針對議題就事論事；但因為台灣全民的政治運動過熱，大量的資源都被吸納至政治運作或政治動員之中，所以社運相對形成「邊陲化」的狀況。

　　比較嚴重的是政治人物和媒體的問題，這是讓族群問題加劇惡化的最大因素。這幾天看到陳水扁總統的照片被人從議會牆上硬生生取了下來，接著就有人去把蔣介石先生的銅像給拆下了來，這些都是政治人物作秀爭取在媒體亮相的把戲，但這些動作又激化了不同陣營基層民眾的憤怒與對立。他們在擷取自己的利益時，已造成更深刻的族群裂痕，犧牲掉不同陣營民眾建立制度認同的理性對話空間。

　　有關「代間差異」的問題，彭教授已經提到了一個事實——外省第三代未必如同第一代一般，有著無可改變的省籍認同。比較可惜的是，我看她的論述，一是舉她在美國所看到的移民代間差異為例，另一則是提到了法國學者高格孚在台所作的調查統計。但就這部論文本身而言，作者所提出的論據還是比較弱了一些。無論如何，美國現象是否會在台灣複製？仍須再作調查，高格孚的統計是可參考，但作者既然特別將「代間差異」當作是「省籍問題之超越」的一個出路，建議是否可做些質性或量化的研究，這樣可能會有更鮮明的說服力。

　　作為外省第二代的彭教授，本身已是「省籍問題之超越」的一個見證。在探討國家認同之時，行文沒有激情，只有冷靜的觀察與理性的分析，確實與第一代不太一樣。

想到一個問題，提出來供彭教授參考：誠如作者所言，「制度認同」容或還是諸多分歧中的「最大公約數」。然而倘若沒有族群與文化因素，純粹是制度的相同，也不足以產生國家認同，否則何以吾人無法對同屬民主國家的日、韓、美、加諸國，產生國家認同？

但若涉及族群與文化因素的考量，那麼，強調「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文化」，以與「中國」的民族與文化作切割，這種說詞並不具足強大說服力，而且只會激揚起境內族群與兩岸之間更大的對立。
如果我們多在制度面做深入探討，會發現，問題其實也不是那麼悲觀的。無論是藍與綠，無論是哪一族群，在台灣，大家普遍認同總統直選，認同民主法治。即使海峽彼岸普遍有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結，不能容忍台灣獨立，但他們也還是樂見台灣在民主制度中先行，作為大陸未來政治走向的參考值，因此不見得都是急於武力統一台灣的鷹派。

　　因此，制度認同不但在島內形成最大公約數，甚至在海峽對岸也可尋求一些互相同情的基礎。特別是在今天族群論述或文化認同過於激情的情況之下，更需要建立冷靜、理性的制度共識，形成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

　　若依公民社會的「制度認同」而產生國家認同，則兩岸一旦制度趨同，未嘗不可能出現重新洗牌的國家認同。因此，我認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都無法證成絕對的統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