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祇「法律」是「媒體審判」的問題！

釋昭慧

　　費邊先生的〈宗教與法律〉（見台灣日報十九日「民意熱線」版），指責筆者在妙文事件上處理的過失， 筆者認為：基本上，這已不是「宗教與法律」的問題，也不是筆者「護教心切」而「亂了方寸」的問題，而是「媒體審判」的問題。 整個過程，筆者都相當冷靜，而且評估過所有佛教、當事人與筆者個人的利弊得失：

　　第一、費邊先生說：「在司法未判，是非未明之前，釋昭慧法師等人便出面為被指控者辯護，懷疑有遭『設計』之嫌」。但是請問，妙文等不是就「在司法未判，是非未明之前」，讓另一方被「媒體審判」打擊到無地自容了嗎？然則，當吾人信賴如虛長老的平素為人，而又感到對方說詞有許多破綻之時，為何不應本於良知而站出來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

　　第二、費邊先生說：「過早表態，對於可能的受害者，萬一二度傷害，又豈是公平？」但是反之，萬一不立刻表態，妙文一味運用媒體放話，對於另一方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又豈是公平？請注意：她已不單純在運用「法律」，而是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媒體宣傳術」！

　　第三、筆者建議妙文，先在佛教內部反映，認為一樣可以達到目的，又可避免對佛教造成更大的傷害，這本就是依佛教的戒律而建言，與「護教心切」、「維護長老尊嚴」、「鄉愿」或「私了」無關，此可從筆者從頭到尾反對用一千五百萬元來「私了」此事，可得明證。

　　依佛家戒律：比丘或比丘尼若犯根本大戒，一定要經過僧團查證的程序法，然後由僧團會議決議將他開除僧籍，請他脫下僧服，接下來，他就以一個在家人的身份接受法律的制裁——這是維護佛門清譽的正當手段，而且必不可少。像妙文事件，先由「媒體宣傳」下手，弄到如今兩位法師連一個秘密偵訊的法律保障都沒有，必須穿著僧服，在媒體記者蜂湧、推擠的情境下，受著無比恥辱的煎熬，如果他們真沒犯罪，僧服是不是已經構成了媒體的焦點？如果為了避免媒體注目的傷害，而在無罪的情況下被迫脫去袈裟，試問對他們難道不殘酷嗎？我們難道沒看到當日召開記者會，是因為「宗教與法律」之外的媒體報導資料，是在向一方傾斜嗎？萬一另一方才是可能的受害者，請問又向誰去討回公平？

　　第四、我們今天站出來，絕對不是「維護長老尊嚴」這麼一個化約的理由，而有很深層的心理因素。在一個人罪證確鑿以前，我們寧願相信他是無罪的。今天妙文如果真的只從法律解決此事，那麼，我們決計不會插手，甚至如果她很堅持，我們也只好放棄說服她「先在佛教內部反映」。

　　第五、記者會召開之後，許多愛護筆者的人都為筆者捏一把冷汗，不約而同勸筆者不要開口，以免因背書而受到傷害。筆者不是不知道：代為承接這又利又狠的一招會付出什麼代價，但是，當她們藉助媒體展開的宣傳攻勢，其利難當，如果被害人是另一方，而我們又明哲保身，不提出我們看到的任何破綻，只殘忍地看著媒體被引導向只是對她們有利的方向，一方招招狠記，一方一味挨打，完全沒有招架的餘地，請問：對於「弱勢者」的尊重在那裡？

　　因此，縱使有一天，法律證明我們聲援的另一方是有罪的，讓「過早表態」的背書，有損於筆者的清譽，筆者都絕不後悔，而且心安理得。但是相反地，萬一只因筆者「明哲保身」，與該事件保持距離，後來證明另一方有罪，那筆者會為自己人性的軟弱而遺憾終身！

八八、九、十九　于弘誓學苑

八八、九、廿一《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