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族群關係
——「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講記

演講：昭慧法師
記錄、整理：陳悅萱
時　　間：2012年4月4日
地　　點：香港樹仁大學
主辦單位：香港樹仁大學、上海復旦大學

■演講內容

今天羅國輝神父要告訴大家在香港發生的故事，而我則要把自己所見證的故事拿來與大家分享，雖然台灣與香港所擁有的故事記憶不同，但是不同的故事中卻有共通的抽象法則，這就是我要帶給大家的內容。

個人跨越藍綠的特殊經歷

我的人生經歷，讓我很幸運地跨越了藍綠兩個族群的心理藩籬。父親在家鄉廣東梅縣是忠貞的國民黨員，共產黨來了之後，大伯父因「富農」成份而慘遭鬥爭，上吊自殺。父親好不容易逃到緬甸安定下來，到了1960年代，又遇上緬甸的排華運動，華人被迫只能選擇兩條路，一條路是放棄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完全歸化成為緬甸族群，所以現在緬甸仍有許多業已無法操持華語的華裔緬甸人；另一條路就是回歸祖國，但不准攜帶任何財物。為了能傳持中華文化而免於遭受族群迫害，父母選擇了後者——散盡家財回歸「自由祖國」的台灣。雖然以現在來看，當時的「自由祖國」似乎名不符實，不過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一直到今天都是比較自由的。

回到台灣後，受到蔣先生與政府照顧，從小到大在學校課本裡所學的歷史課程，也都在深化對帝國主義以及萬惡共匪的仇恨，自己喜愛閱讀的，自然就是如胡秋原、余光中這些右派作家的詩詞文章。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是聽不到台灣社會裡的其他聲音的，因此在所謂的藍綠光譜裡，我不僅是藍，還應該是標準的深藍。

但身為佛弟子，我在因緣際會下從事了一系列的運動，特別是針對社會歧視佛教女性與僧尼的護教運動，這讓我從一個原本在山中讀書寫作的學問僧，忽然之間成了台灣社會的公眾人物。但建立在現有社會秩序之上的既得利益體系，對任何試圖改變現有秩序的人，都充滿著恐懼與仇恨，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於是便鋪天蓋地的打壓並醜化我，使得我成為一個揹著各種罵名的公眾人物。

在這樣的情形下，一些我不認識的所謂「黨外人士」開始默默注意我，並且在媒體上發出正義之聲，因此我對他們常常抱著一種惺惺相惜以及感恩的心情。其中一位很有名的專欄作家老包，常常在《自由時報》專欄「雅痞日記」上，極盡所能地稱讚我，事件結束後還特別邀請我共餐。透過他，我竟然認識了一些「獨派」的領袖，有的當時仍然在監，有的則已出獄，如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等人。於是我突然就被推到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族群裡去了。我們的聲音在既得利益的深藍族群中，完全得不到回應，使原本深藍血統的我，反而與深藍變得咫尺天涯，但與我完全陌生的另一族群卻願意接納我，彼此相濡以沫。從跟他們的接觸中，我才了解到：被掩蓋了的族群問題，在台灣有多麼嚴重，以及其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台灣族群問題的形成背景

台灣族群問題的根源來自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下午發生的一件緝菸事件，演變到隔（28）日一發不可收拾，台灣的菁英們因此組成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省主席陳儀表面上答應，私下卻向蔣先生調兵遣將。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已經腹背受敵，蔣先生聽了陳儀的一方之詞，非常震怒，於是派出了精銳部隊，3月8日登陸，從基隆港一路殺到台北，展開了全面的肅清運動，直到5月15日魏道明改組省政府， 5月16日宣布全省戒嚴，事件才告一段落，雖然只有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但是所造成的傷痕之深，至今仍是不可觸摸之痛。

根據官方統計，事件中死亡人數約1800~2800，但民間估計死亡人數應遠大於此，而且死亡者包括了台灣學界、醫界、法律界以及行政部門大多數的菁英份子。大規模的殘忍殺戮，所激起的憤怒與怨恨，自此就一直隱藏在台灣人的心中。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節節敗退，蔣先生對於異議份子更加失去了耐性，不但在二二八事件中，對本省籍精英份子作了大規模的殺戮與迫害，到了民國五十、六十年代，更針對外省人展開了殘酷的「白色恐怖」，只要被懷疑是親共分子，立刻就遭到逮捕下獄、刑求虐待甚至槍決的命運。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漸漸穩定，又經過民主運動人士的努力，蔣先生的接班人蔣經國總統終於在晚年承諾政權的民主化，並提拔了台籍政要李登輝作為接棒人，二二八事件經過平反、賠償後，似乎已告一段落了。

但事實的發展卻並非如此，在蔣經國先生的晚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包括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等許多人被關入牢中，幸虧國際人權組織奔走救援，才沒有被判處死刑。所以無論是外省人或是本省人，台灣都有一群檯面上看不出來的，對蔣先生所代表的國民黨非常痛恨的人，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受害者，或是親見耳聞親人悲慘遭遇的受害者家屬。口耳相傳下來，這樣的仇恨世世代代埋藏在受害者遺族的心中。還有「美麗島事件」領導人林義雄先生的家人，在他入獄期間遭到屠殺，母親及一對雙胞胎女兒不幸喪生，大女兒倖存但身受重傷，唯有夫人剛巧不在家而逃過一劫。即使大女兒曾在亂刀刺身的當下，親眼看見兇手的樣貌，但政府至今仍宣稱沒有發現兇手，使得林家慘案成為懸案，這些點點滴滴累積在台灣人民心中，成為甚深的創痛。

仇恨與傷痛讓民眾用很簡單的二分法，認為一切的錯誤與痛苦都是國民黨所造成的，他們為了推行民主改革，慢慢結集出反對的力量，這股勢力在「美麗島事件」前稱為「黨外」。雖然「美麗島事件」的領導人物都鋃鐺入獄，但凝聚出來的反抗能量非常強大。這股強大的力量，終於迫使國民黨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民主人士並且在解嚴前一年的1986年，成立了以取代國民黨執政為目標的「民主進步黨」。

我們可以用同理心來理解，政黨輪替，可以讓頑強的利益結構鬆動，這是台灣邁入民主社會的最佳選項。但是情勢醞釀到後來，就變得非常複雜，從台灣內部的族群意識，演變成為統獨意識。雖然國民黨所認同的中國，與共產黨所認知的中國，其全名與內涵並不一樣，不過基本上兩黨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民進黨支持者，由於遭受過國民黨政權的殘害，加上對於共產黨的極度疑懼，因此不但無法認同中國，反而產生了「堅壁清野」的強烈獨立意識，這使得社會對立的背後，除了族群問題、民主問題，還涉及到了國家認同問題。

「緣起正觀」打破族群「一合相」

或許剛開始，仇恨只是針對某一小部分外省族群，但眾生本就習於從佛法所謂的「一合相」來認識境相，一旦把對方族群的全體，當成沒有差別相的X 或Y時，就很容易將對一小部分人的仇恨，擴大成為對整體族群的仇恨。要打破這個「一合相」，只有用緣起正觀！「緣起正觀」是佛教術語，實際的思維與做法，並不專屬於佛教，那就是不把對方的整個族群視作「一合相」，理解他們是不同背景與信念的人群組合。此外還要用「自通之法」（推己及人之心）。因為，見面三分情，彼此愈善意地接近並相互瞭解，就愈會發現，其實對方也只不過是一些活生生的人，跟我們一樣有悲歡離合的生命故事，這樣才有可能打破族群的偏見，融入到彼此的生命情境之中。

在這樣的時代洪流裡，我個人只是一顆小泡沫，但幸運的是因緣際會，我竟然從深藍意識的族群中，不斷地被推向綠營，於是看得到他們的痛苦，也看得到一些民眾難免依一合相的錯覺，而對所有外省族群產生移情式的痛恨。但這種移情式的族群仇恨，卻讓外省族群非常不滿，他們覺得：「這些關我何事呢？總不能因為蔣先生、彭孟緝等人的所作所為，就要我們背負原罪啊！」因此在台灣社會，形成了深綠、深藍兩個極端的勢力板塊。其實最初我也有這種「於己何干」的想法，所以很難接受有些人一看到外省人在場，就顯得歇斯底里的現象。但佛法所提示的自通之法，讓我能沉澱下來慢慢思考，以同理心看待這種移情作用。我試問自己：如果我是一個受害者，這件事讓我的身心摧殘，家庭破碎，奪去我們全家人的幸福，造成我終生難以遺忘的痛苦，我會那麼平靜大方嗎？我能這麼輕易隨隨便便地原諒對方嗎？

所以我很願意以一個外省人的身分，表達我的善意，在感情上與他們站在一起，聆聽他們的痛苦、疼惜他們的悲慘歲月、為他們感到不平，讓他們能在「一合相」裡發現不同分子，因而能解構對「整體外省人」的恐懼及厭惡，不再把「外省人」當成一個牢不可破的「一合相」，進而減低對外省人的仇恨。除了我之外，還有廖中山先生，以及為了台灣民主自由運動而自焚獻身的鄭南榕先生，他們也都是用這種方式，努力化解那些對外省族群的仇恨。雖然我因為這樣而被認為是綠營或民進黨，但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外省人願意與他們站在一起，共同超越那深不見底的哀傷情緒。

此外，我也認識了一些外省長輩或朋友，他們是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從他們的親身經歷中，我又聽到了外省人所承受到的恐怖迫害。他們之中有些人根本不是共產黨或異議份子，只不過是別人被刑求時痛不可忍而胡亂點名，他們就在誣陷下鋃鐺入獄，長年受盡刑求、飢餓、流放之苦，有的甚至莫名其妙被抓去槍斃。

但無論是本省或外省的受害者，其中仍然有人格崇高偉大的人，如獨派的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外省的張則周教授，他們曾經長期面對幽囚、酷刑乃至死亡威脅。林義雄先生的家庭破碎；施明德先生的婚姻瓦解，半生困在囚牢之中，幾度絕食明志；張則周教授青年時代就讀台大化學系，忽然在期末考前夕被抓走，自此以後莫名其妙渡過了十多年鐵窗與流放的幽囚歲月。面對著人生變調而身心摧碎的痛苦記憶，或是家破人亡的不共戴天之仇，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寬恕，不讓自己永遠陷在憂鬱與憤怒的泥淖之中，並且傾全力以生命餘年，努力讓台灣永遠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我從他們的生命經驗中，看到了非常可敬的光輝人格。

特別是林義雄先生，對於母親與兩個幼女因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死，心中非常悲痛，在獄中以《大般若經》、《華嚴經》度過漫漫長日。現在他把《華嚴經》中的一段經文：「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眾生有惡悉能容受，終不以此而捨誓願，不以一眾生惡故，捨一切眾生。」 ，請人題字而張掛在基金會辦公室的牆面上，用來勉勵自己。事實上他們全家除了母親是佛弟子外，他的太太、女兒、女婿都是長老教會的基督徒，女婿還是美籍牧師，他在情感上是一個基督徒，但是在心靈深處，始終藏存著佛法。

我跟這些人是好朋友，也打自內心敬愛他們，因此各位可以想像我的心情，這與政治上的認同無關，政治認同與族群傷痕是兩件事情，任何人說我是綠營或藍營的都不重要，畢竟比起他們的家破人亡，我的政治認同真的是太小的一件事了。

從佛法看待「轉型正義」

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那麼多年，為什麼每年還要這樣紀念，挑動族群的神經？政治人物的炒作，不僅讓外省族群非常痛恨，甚至有些本省族群也看不過去，最明顯的就是：每逢總統大選就紀念得鋪天蓋地、轟轟烈烈，血腥的個案一個又一個被報導在媒體上，雖然令受難者及家屬心中的傷痕再度被挑起來，但確實也能凝聚一些本省族群「一定要推翻國民黨」的共識。然而對於中間政黨屬性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青年，他們往往反倒會認為：「這關我什麼事？我為什麼要一直活在前人的陰影中？」所以政治操作的效果是兩極化的，而從選舉利益來看問題，這樣一再強調傷痛記憶的模式，也未必能獲得大多數選票。
做為外省族群成員之一，我對這類操作當然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但是我覺得，這麼做也有其相對意義。台灣人民常講：「可以原諒，但是不能忘記！」然而因為「不能忘記」，於是記憶就被迫像電影的倒帶，清清晰晰的在腦海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播放。當事人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也就一遍遍地被撕裂，由此帶來的痛楚，其實只會讓「原諒」變得更難。

但正因為這個仇恨是如此的不易忘記，才能讓掌權者知道：屠殺無辜民眾與迫害異議人士，所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之高，也因此，在想要憑仗權勢來作類似動作前，他們就會三思，並且較有懸崖勒馬的自制力。否則輕輕鬆鬆就讓傷痕歷史成為過去，那麼這些慘案必將會一再發生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二次大戰後，一定要對日本軍閥與納粹餘孽，作出國際審判的原因。

因此不管當事人與民眾在一再復習幽暗歷史紀錄時，能不能真的做到「原諒」二字，但歷史的慘劇不能忘記，也不能容許它再度發生。當「不能忘記」的聲音大到無法忽視時，政黨也必須要學習如何理性地面對這些聲浪，而不是像小貓小狗，碰到危機就本能地先把敵人撲打下來。人性的提昇不是本能，是要經過學習的。國民黨政權因此逐漸學習到，不能再採取鎮壓的做法，要讓怨恨有個正常的「疏洪道」。所以持續紀念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人，依然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至於政治人物是否要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炒作選情？台灣的選舉經驗已經證明：這樣不一定就能勝選。不過這樣的紀念會一再舉行，倒是能提醒馬英九政權，不要驕傲地以統治者自居。謙卑是馬英九必須學習的功課。而民進黨則必須學習，如果總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把二二八當作可以無限制刷卡的提款機，那麼總有一天也會刷爆的。

在一次一次的運動中，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當事人或遺族，終於獲得了國家的平反與賠償，但無論換得了多少數額的賠償，都遠不足以彌補他們悲慘的人生歲月，以及失去的青春歡樂。

台灣社會談轉型正義時，總是不忘提醒：必須待到為惡的人都得到了懲罰，真相必須大白，才談得上「原諒」二字。如果連林義雄的母親、孩子是怎麼死的，二二八的元凶是誰都不知道？要如何原諒？要如何消解心頭之恨？但如果不遺忘，仇恨就像一個膿疱，永遠蓄在皮下隱隱作痛，國民黨政權也曾試圖讓整個社會完全地遺忘這些往事，但是從二二八一直到今天，六十多年過去了，那麼長的歲月流逝，並沒有讓台灣社會真正遺忘，反倒是一再被揭開的歷史傷口，從隱隱作痛的膿疱變成了爛瘡，還被一些政治人物運用「一合相」的錯覺，刻意轉化成族群問題。

台灣族群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先用「揭開真相」的方式把膿疱刺破，再用超越的方式讓爛瘡痊癒，把膿水刺出來讓爛瘡慢慢結痂；但結痂的過程中，傷口不宜再受到傷害。而這樣的自覺，也只有傷痛者本身先行自覺，別人無從置喙。當傷痛者本身終於發現：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傷口，那時才是他自己可以超越的時候。台灣外省籍的廖中山教授，因他的妻子是二二八遺族，而領受到二二八事件的深重傷害，積極地加入了台灣民主運動的行列。他曾說：「甲傷害了乙，如果甲本人竟然要求乙必須原諒，那麼甲是無恥，如果乙主動原諒，那是偉大、神聖，但是如果丙認為乙應該原諒，那就是無聊。」這段話非常傳神，所以我們這些路人丙，即使旁觀者清，其實都不宜置喙。

以佛法對心靈運轉的觀照，我體會到：「原諒」是當事人的權利，但不能來自於兇手。倘若一定要兇手願意懺悔才肯原諒，那麼原諒或不原諒，豈不就受制於那個兇手了呢？何況背負著仇恨的心如針刺，如火燃，讓人永遠不會快樂，人應該要讓自己快樂。作為受難者當事人與家屬，更要記得：原諒與寬恕是我們自己的權利，不能受制於統治者的施恩、懲罰，或當事人的悔罪。所以每年不斷的二二八紀念會，我心疼的是那些受害家屬，他們的傷痛，每年都得被迫揭開，將痛苦倒帶複習一遍，這真是一場心靈噩夢！

佛法給我們的另一個提醒就是「自通之法」，這也是普世的道德黃金律。用同情共感的心，體貼並且融入他人的歷史情感，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命史滑過的歷程，譬如一個外省老兵聽到「萬里長城萬里長……」就掉眼淚，而本省的歐基桑，聽到「黃昏的故鄉」也會掉眼淚，這些歷史情感是無法轉換的，只有互相的尊重與疼惜，千萬不要用諸如「蝗蟲」、「豬」，或是「漢奸」、「台奸」、「中國豬」、「台灣奴」之類的語言，加深並刺激仇恨的力量。仇恨的語言發射出去，永遠是會再反撲回來的，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強者讓行、以慈止瞋的看法

對於二二八家屬容或有些過激之言，大家比較能以同理心來包容接納，但倘若不是受害家屬的政治人物，以民粹方式，用過激之言來煽動民情，容易引火自焚。2006年，台灣的紅衫軍鬧得轟轟烈烈，表面上看起來，是因為陳水扁總統貪污腐敗，但是坦白說，阿扁還不是歷來總統中最貪腐的，蔣宋權貴國庫通黨庫，黨庫通內庫，在台灣人的印象裡，會好到哪裡去呢？李登輝總統任內，金權政治的問題更是愈趨嚴重，可是為什麼唯獨阿扁會被關在牢裡這麼多年？說穿了，就是「阿扁的嘴巴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到甚麼人就說甚麼話，愈到選情緊繃的時候，為了催出選票，語言就愈是煽動。

事實上阿扁並沒有利用他的權勢，迫害到哪一個異議人士，而且也有很多外省人士在扁政府任內為官，可見他並非不注意族群融和，只是愈到那種場合，愈要講出那些激昂起群眾熱情的話語，這讓鐵板深藍人士，恨不得置他於死地。所以雖然表象上，紅衫軍運動是由民主運動的前輩施明德先生發起的，但其實上街頭的大部分都還是藍營民眾。

現在台灣拋出「阿扁要不要特赦？」的問題，大家問我：「阿扁應不應該被特赦？」我認為：如果把阿扁坐牢這件事，探到族群對立的深層，那麼他當然應該可以被特赦。擁有政權的人必須要照顧弱勢族群的感情，這是政權的天職。站在國家領袖的高度，勝選者不能認為：「反正我擁有政權，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反正我再怎麼做，這些反對陣營的民眾，也不會把選票投給我。」

政治人物重視的是在藍綠板塊中獲得相對多數的支持。到底在選舉中要抓住哪些族群的選票？這些都得經過精算。倘若一些令一部分群眾聽了快要抓狂的話語，可以得到另一部分為數更多的群眾選票，那就表示真的有那麼一大群人，是有這種共鳴的。

沒有一個政治領袖上台之後，存心要撕裂族群，他們當然希望能夠讓族群共融，社會和諧。阿扁總統亦然，他就位之初，未嘗不想走所謂的「新中間路線」，但是中共不相信他，深藍民眾不甘願將政權交給他，當然不允許他往中間靠攏；深綠民眾又感到被他背叛，因此紛紛寄情於李前總統所率領的台聯。因此阿扁原想面面顧到，反倒進退失據，裡外不是人。既然拿不到中間選票，他為了穩住政權，只得回過頭來與李前總統搶深綠選票。因此每逢選舉，他總是要做些讓綠營民眾叫快叫好的動作，說些讓藍營民眾憤怒抓狂的話語。因此這是一波又一波政治精算與政治鬥爭的結果。與其說他存心撕裂族群，毋寧說他是投機的成分多了一些，但將在位期間的阿扁總統，定義為深綠基本教義派，則絕非事實。但阿扁受到手銬羞辱與牢獄之災，卻讓深綠民眾深感憤怒與不平。他被塑造成了為台獨理念而犧牲的烈士。

在這類族群對立的問題上，強者一定要先讓行。因為弱勢族群較無安全感，面對強勢力量，容易產生強大的內聚力與排他性。強者讓行，能夠讓這種防衛心理與對立行動趨緩。即便是族群和解，也一定要由強者先伸出友誼之手；因為弱者當然很怕對方掛張「和解」的假面具，以遂「蠶食」或「鯨吞」之實。

當民進黨在野時，常有些激進民眾破壞各處樹立的蔣先生銅像，或是對銅像潑漆，因為這些民眾，累積了許多親見或耳聞歷史慘案的憤怒而無從宣洩。這樣的行為或許還能讓人同情理解，或是勉強忍受。但是一旦民進黨擁有了政權，竟然還為了滿足己方陣營的族群情緒，而玩類似遊戲，那就讓藍營民眾深覺痛恨而無法原諒。因為這時民進黨擁有政權而轉成強者，國民黨反倒已經在野而轉成弱勢。雖然在某些人心目中，蔣先生是十惡不赦的二二八事件推手（有的甚至直指其為「元凶」），但是在另一弱勢族群的心目中，他卻是偉大崇高的國家舵手、民族英雄。

這時，強者就必須尊重弱勢的感情，執政者必須照顧他方陣營民眾的感情。他倘若不這麼做，一旦政權易手，憤怒的對立民眾，不會放過任何可以羞辱與報復他的機會，新執政者同樣會媚俗或屈服於他的選民，對已下台的執政者施以重手。這就是族群噩夢的輪迴——兩造都信誓旦旦地說那是「轉型正義」或「司法正義」，但兩造捲起來的仇恨與怨憎，似乎越來越遠離了正義。

現在已是國民黨執政，依於「強者讓行」原則，如果馬英九總統介意他的歷史定位，就必須記取阿扁總統的教訓。像高舉「司法正義」的大纛，卻罔顧司法的正常程序而便宜行事，甚至在阿扁總統根本不可能逃離的押送場合，將他銬上手銬，對他的保外就醫用推拖拉訣，這些持續羞辱與刁難，都會讓綠營民眾點滴在心頭。兩造倘若都運用既有權柄，來羞辱對方族群的領袖，那麼族群對立的膿瘡將永遠深植在台灣的土地上，族群間是永遠解不開心結的。

人是「有情」，以情感為本，理性往往只是受到情感支配的奴隸。因此一個人只要情感歸屬於一個陣營，其理性往往就跟著入主出奴，想方設法挑對方的問題，並合理化己方觀點。因此在台灣，人們一旦向各自陣營歸隊，接下來就形成啦啦隊，名嘴與學者專家各自滔滔論述己方觀點、行動或政策的正確，並以凌厲攻勢指出對方觀點、行動或政策的謬誤。而民眾則選取與己方陣營有所共鳴的視聽媒體，鎮日接受一面之詞的洗腦。

一旦認定了某人應屬己方陣營，倘若某人竟然發出異議，那往往會被視同「背叛」。人們對「背叛者」的唾罵與懲罰毫不手軟，無論這位「背叛者」在民主路上曾有多少豐功偉業。也因此，關押、刑求異議人士的警備總部雖已消失，但人們一旦想講出些讓己方陣營民眾深感逆耳的良知之聲，心裡還是有一座無形的警總而忐忑不安。為了避免被視同「背叛」，乾脆還是將自己放在啦啦隊裡相互取暖，鮮少人敢「千山獨行」。因此台灣社會往往充斥著「有立場而沒是非」的滔滔雄辯。

以上大都從「族群情感」著眼來談族群問題。至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我們倘若透過緣起正觀，理性看待與分析它們，就會發現：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推到極致，一定會有重大盲點。從緣起正理以觀，因緣條件的變化十分複雜，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可以無視於時空背景、因緣條件的差異，硬生生推到差異性高的個體或族群身上而暢行無阻。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如此，台灣當夯的統獨主張亦復如是。因此倘若沒有照顧到個別差異或族群差異，無法傾聽來自這些差異所產生的異議，試圖以權柄來將某種主義貫徹全國，乃至通行世界，那將是非常愚昧而危險的行為。

■回應內容

問：台灣宗教在族群傷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有關於台灣宗教在族群傷痕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可分成三個區塊來觀察：民間信仰、基督宗教與佛教。

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自先民來台便持續發展，並且有著依附政權的強烈性格。只要執政者來廟壇燒香拜拜，參加盛會，廟方就會覺得很有面子。台灣有一位牧師學者便這麼認為：民間信仰的神仙世界，全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的縮影，按照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官僚體系來定序其尊卑高下。這樣容易助長政權而漂離民主。至於在族群傷痕的過程中，民間信仰的宮廟組織，似還不曾產生關鍵性的阻力或推力。

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則可分成情況迥異的天主教、基督教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天主教在台灣扮演的角色與香港不同，不比香港的陳日君主教，經常在公領域中強力發出正義之聲，因此而與政府不公義的體制抗衡，形成一股民間的正義力量。天主教原本在十七世紀荷蘭人據台時代，業已傳入台灣，但二次戰後卻發生了信仰人口的重大變化。戰後台灣的天主教教徒，一大部分是與國府一同撤退來台的神職、官員與民眾，因此在天主教信仰族群中，無論是神父或教友，政治屬性大都偏向國民黨，于斌樞機主教與蔣先生甚至是很要好的朋友，接續幾任總主教也都是外省人，但現任洪山川總主教，則是一位很有普世視野又深具本土意識的澎湖人。

在這樣的信仰人口結構下，天主教的政治立場，給台灣民主人士的印象是「較為保守」。但這不是指什麼天主教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台灣，最為關懷弱勢團體，為弱勢默默奉獻最多的，正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士與修女。所謂的「保守」，是指政治立場而言。教會對任何在地的社會運動，大都採取謹慎的態度。例如日本三一一海嘯事件發生後，福島核幅射外洩，全球產生大恐慌，社運團體認為宗教理所當然會支持反核運動，但當他們接洽天主教相關人士時，對方便以「梵蒂岡對反核尚未表達明確立場」為由，而婉拒參與。此中洪總主教卻是異數，他曾積極支持我們的反賭博合法化運動，要求神父與修女參與我們的反賭大遊行，並懇邀其他基督教會參與此一運動。

基督教就非常明顯地裂解成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國語教會的教徒，大都是外省權貴及民眾。此外，當年國府撤退來台，很多外省軍眷住在眷村，他們離鄉背景而孤苦無依，靠微薄薪資過活，生活得十分辛苦，很需要信仰的依託，在美援物資由教會代為發放的優勢下，大量的眷村民眾（以及一般貧民）接受了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這在基督教，就是「國語教會」的信仰族群。

基督教長老教會則是本土意識很高的教派。它的歷史根源，南部可以上溯至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雅各醫生來台，北部則溯源自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偕博士來台。因此信徒以本省民眾居多。二二八事件時，教會尚未扮演主要角色，但培養傳道人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神學院都重視在地化的教育，並且逐漸培養出一批傑出的在地神學家，如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宋泉盛的故事神學、第三眼神學等，所以當前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有理論、有實踐而教會制度民主化的信仰系統，從發表「國是宣言」後，便確立了他們本土、獨派的屬性。

因此關於統獨議題，基督教會從內部就分為兩個陣營，信徒各自尋求其政治屬性相同的教會，而天主教則在梵蒂岡體系下並未裂解，但以外人的角度來看，還是比較傾向泛藍的政治屬性。

佛教

佛教扮演的角色就比較尷尬了。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跟進了許多的外省法師。他們並沒有受到族群情結的傷害，甚至還獲得本地信眾的積極護持。佛光山領導人星雲大師就是範例，早期佛光山的股肱之臣，幾乎都是宜蘭當地追隨他學佛、出家的徒眾。因此族群傷痕之於佛教內部，並不明顯。但是台灣佛教畢竟還是有本土自成的法脈系統，以及一部分接受日本法脈的寺院、僧侶，中國佛教會來台後，曾要求台灣僧侶受戒，那是著眼於培養戒行清淨的僧尼，但那時教會組織全由外省法師掌控，使得部分本省僧侶（特別是來自日本法脈的僧侶）感覺受到壓制，不過由於本省法師與外省大和尚，彼此依法脈或師徒關係而相互連結，這類情結逐漸沖淡，信徒之間也比較沒有族群情結的張力。

佛法的緣起見地及中道智慧，對佛弟子多少是有影響力的。佛弟子從緣起法則中，體會到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無限上綱都是神話，以這樣的角度，統獨便不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議題，這讓彼此即使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也有了相互對話與同情了解的空間，因此族群問題在佛教內部比較不嚴重。雖然在公領域中不見有浩浩蕩蕩參加集會遊行的佛教團體，為二二八或白色恐怖而療傷止痛的宗教場合，佛教也只是聊備一格，但是佛法的底蘊，使得統獨或族群對抗的張力較小，因此佔台灣信仰民眾最大人口比例的佛教徒，自然能在台灣社會形成一股相對穩定的力量。

雖然佛法的底蘊在信徒間產生了良好的效應，提供社會穩定的力量，但佛教當然不免遭到國民黨執政時代所謂「黨外人士」的嚴詞批判。他們認為，佛教對政權的依附性太高。對於公領域的爭議，佛教的法師們大都噤聲而不予置喙，有的甚至跟著國民黨搖旗吶喊。此外，掌握佛教領導位置的部分法師更是做了不良示範，在國民黨的要求下，為特定候選人輔選，動員信徒投票，這些都是佛教最被非議的地方。

早期國民黨滲透到教會系統，教會領袖大都兼為國民黨員，因此這樣動員投票的作法被視為理所當然，但當民主運動逐漸強大時，回顧這段歷史，佛教面對政權，確實有強烈的附庸性格，主體意識不夠。這或許是因為東方宗教在政治掛帥的思想洗禮下，教會組織一向就相當地依附政權，不比西方宗教，有著從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立而相互抗衡的背景。直到近數十年民主浪潮澎湃洶湧，佛教才開始調適新形勢。只是原先的政黨人脈已然形成，重人脈而又念舊的情感因素，使得佛教的法師們大都傾向藍營，同情民進黨或認同本土論述的，相對而言就比較少。

問：可否以自身經驗，對香港運動論述者作出建議？1997年之前，面對大陸文化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重視香港文化的研究，企圖尋找本地文化的定位，並且也得到了一些成果，但是香港最近族群衝突事件發生之後，之前的成果立刻被有心人士接收甚至扭曲，不是用來對抗大陸主權意識形態，反而是用來對抗大陸的群眾，讓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面臨不知如何繼續的困境。

所有運動都有其調性與軌跡，以我多年從事社會運動的經驗，台灣的情況也一樣。當年那些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淚的先驅，到後來除了領些國家賠償金，在政壇上大都一無所有，反倒是許多後起新秀，依「世代交替」的正當性，而進場收割了前人耕耘的成果，台語叫做「割稻仔尾」。

若就「成果被別人收割」來說，作為一個佛弟子，可以用超越的胸懷來看待它，不必心存怨恨不甘。這也是我從事社會運動多年以來，仍然十分快樂的原因。當我們推一個運動時，只要全心全意在運動本身的過程與成果，不須介意是誰在成果中得到了名聲或利益，這豈不正是「無我」的修行！

例如：1994年在台北發生驚動全國的觀音像事件，在與某些基督徒對峙抗爭的嚴峻形勢下，我們不但發動抗爭，並且就地絕食靜坐。觀音像終於被保留在大安森林公園，我非常感謝星雲大師的大力聲援。雖然事後很多人批評佛光山接收了成果，但我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萬分感恩大師。因為我的目的就僅祇是要留住觀音，作為「不容異己者必敗」的歷史見證，提醒他們永遠要學習「容忍異教」的功課，至於是誰接收了這次事件的成果，或是我在歷史上會不會留下名聲等等，那都不是甚麼重要的事情。更何況，倘若沒有星雲大師在關鍵時刻，以佛光會龐大群眾基礎的資源，對我們出手援助，我不認為事件會如此圓滿落幕。

比較離譜的是在2009年，反賭博合法化團體打了漂亮的一戰，成功地阻止CACINO登陸澎湖，過程中台灣本島與離島反賭人士相濡以沫，並無心結。反倒是一些年輕人，起步時根本不見人影，到了反賭社運團體發動一波一波的文宣與組織戰，把議題拉高到全國甚至國際層次，從島內打到島外，把社運戰打得像選戰一樣讓群情高亢的時候，這些青年人忽然冒出來，擺出「澎湖人的事情不應該由外人來插手」的身段，讓許多社運朋友非常憤怒。

於是我便與這些社運朋友互勉：「沒有關係！這是他們心裡的垃圾，不要把這些垃圾帶回來薰死自己。」這時候，社運朋友格外需要運用佛法智慧來保護心田。從事運動而沒有為自己圖利的私心，這時社會運動正是修行。我們不必去管他人是否恩將仇報或藉機圖利，這是他們的事，如果他們習慣這麼做，夜路走多了也會遇到鬼，總有一天會遇到不甘願被「割稻仔尾」而反撲的人，那時他們就不會好過了。所以，這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要修的功課，不必為這種事難過。所以對任何人來割稻仔尾，我一向都很能釋懷而自得其樂。

但是被「扭曲」的問題就嚴重得多，因為這就不只是個人修行範圍內的事了。運動原本是在對抗一些意識形態、一些錯誤觀念或者一些錯誤的制度、法規，但是當政治人物要收割這些社運成果的時候，往往會將其化約為族群符號，因為意識形態像空氣一樣地抽象，只有族群的板塊才是明確而具體的；唯有結合意識形態與族群情結，才能明確估量出選票數量與政治版圖。這就是政治人物的手段，在台灣也是如此。

要如何面對這種形勢呢？「拆穿真相」是我們的責任！論述的權利並非只掌握在對方手裡，我們也可以作出論述，讓大眾回到運動的原點，看清楚這不是族群問題，而純粹只是針對某些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投入運動的人當然非常清楚自己的論述，但是群眾卻不見得如此熟悉，所以輕易就被化約的內容，所導引、產生的族群情緒，會讓社會運動變質，它就不再是一種又一種的運動，而變成是一場又一場聲嘶力竭、動員族群的選戰了。

毋庸諱言的，政治人物永遠在其中找尋他們的戰利品。但倘若我們因為這樣就縮回到個人修行的領域，那就未免是把黃金當桌腳，實在是太可惜了！宗教無私的胸懷，同樣是可以運用在公領域的，至於如何運用，當然要視個案而定。適合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發出甚麼樣的聲音？面對的是甚麼樣的情境？這些都必須靠中道智慧來研判。中道智慧只有一個要領，就是研判時的動機必須是無私的，沒有想到：「我」在其中可以得到甚麼利益，「我」的利益停損點在哪裡？純粹只是考慮：我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會對整體情勢更好？

因此各位都是原本就奮鬥了那麼多年的人，不應該在這時停下腳步，反而要更努力地在各種場合，表述你們的聲音，因為這時候的表述非常重要。也許不一定能贏得多少議會的席次，但至少可以化解許多莫名的敵意。而且重要的是，這時候包括被激怒的族群，大家都在豎耳聆聽，誰提供甚麼樣的論述，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最起碼香港的媒體還是相當自由開放的，大家應該勇敢地把想法表述出來，譴責煽動族群情緒的人，這樣的善意，有助於釋放對方族群的怒氣，也有助於讓己方族群的頭腦清醒過來。至於影響力有多大，就要看我們的整體能量已大到甚麼程度，或社運領導人、論述者的社會公信力已達到甚麼程度，但是無論如何，作了該有的奮鬥，才不會留下遺憾。

我們總不能又縮回原點，將自己鎖在私領域，對公領域的公共事務不加聞問。佛法的修行，若只能在一個「三角錐體」裡，那就太可惜了！甚麼叫「三角錐體」？盤坐起來，不就像是一個「三角錐體」嗎？「三角錐體」裡鍛練出來的功夫是基本功，必須要拿出來用在人群當中，利益社會民眾，否則永遠縮在「三角錐體」裡，自我感覺良好，這是非常可惜的。

當然，我們永遠謹守非暴力主義，不搞流血革命。但是不要忘記，翁山蘇姬的非武力抗爭，最後還是贏得了軍政府的讓步與大量民眾的支持，這是一個以佛法軟化掌權者暴戾之心的典範。雖然緬甸民主的後續發展，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階段性的勝利，同樣是一個歷史見證，所以要溫和地、持續地發出良知的聲音。雖然在民粹主義盛行的時代，或許這種聲音是微弱的，但至少我們不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輕易缺席。

問：請將兩岸處理歷史傷痕的方式作一比較。

接到劉宇光教授的邀請時，我也思考過，如何比較文革與二二八事件在政治上的意義？表象上來看，文革比二二八更為全面，死傷更為慘烈，留在受害者內心深處的傷痕也更為巨大，而且從人口比例來看，台灣也比大陸小得多。但我覺得很不容易作這樣的比較。此外，為了避免問題複雜化，因此我將演講中歷史傷痕的範圍，縮小到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文革的歷史傷痕既深且鉅，文革幽靈更讓過來人恐懼至極。例如當時的一些紅歌，其實曲調非常好聽，許多民眾懷舊而唱紅歌這檔子事，本來不須要讓人產生那麼大的恐懼感。但音聲會在每個人生命中，留下最深邃的刻痕，所以經歷過文革歷史的受害者，一聽到紅歌就恐懼得發抖、冒冷汗，絕不會像我講的「曲調非常好聽」這麼輕鬆看待它。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歷史的傷痕就由這一個黨來收拾善後，因此在政權有意識的主導下，儘量淡化處理，或許在打造「和諧社會」的需求下，是不得不然的做法。不過從文革結束到現在，時間也還不算太長，未來情勢將如何發展，目前還難以定論，反倒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官方的處理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了。

早在1978年，我帶著一些法師與居士，抗議國立藝術學院公演歧視佛教僧尼的「思凡」崑劇時，在一場自由時報副刊所舉行的座談會上，台大學者王文興先生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他說：「痛者有理！而且只有當一個族群由弱轉強的時候，才有能力喊痛！」這樣簡潔地歸納出了抗爭運動的潛在法則，真是非常具足中道智慧。對於有過深鉅傷痛的人，我們要先認他有理，不要總是說：「你多心！」「你小器！」「你為什麼不看開一點？」「你為什麼不選擇寬恕？」而台灣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下，表象上看起來沒事，讓我從小到大，一直都以為台灣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直到不知不覺被推移到綠色族群的板塊，才發現原來社會上竟有一大群如此憤怒的人潮。這應該也算是呈現了他們「由弱轉強」的訊號吧！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從發生年代到解除戒嚴的八○年代，已經將近四十年了，傷痕仍然還沒有過去，社會上仍然有一群提到二二八或國民黨就甚感憤怒的社會民眾與學者專家。即使這些憤怒情緒業已隱藏了四、五十年，但在族群潛意識深層仍然無法化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文革過後的時間還太短，而且大家先忙著「拼經濟」，無暇作更多面、更深層的檢視。因此現在的平靜或許只是假象的進行式。只要繼續維持一黨專政，這樣的假象就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是一旦出現另外一股政治力量，那麼終究會有嗜血的政治人物，會去操弄「階級成份」之類的族群意識。所以何時面對撲面而來的清算風浪，就要看中國的一黨專政能夠維持多久了！

而且在一黨專政下，共產黨的切割，比國民黨更俐落，只要清算了四人幫，把江青關進秦城監獄，事情好像就被擺平了。因為從鄧小平以下，大家都是受害者，現有的掌權者並不是文革時代的加害者。但是國民黨無論如何切割，都無法與二二八劃清界線，雖然國民黨將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儀槍斃了事，但也不一定是為了二二八犯錯的緣故。蔣先生過往對待異端的殘酷，讓受害族群始終認為他才是真正的二二八兇手。那麼，除非國民黨同意激進綠營民眾的主張，拆掉中正廟，拉倒所有蔣銅像，否則如何與黨內「總裁」割袍斷義？但倘若真的這麼做，他們又如何對支持群眾交代？畢竟他們心目中的蔣先生是如父如君的，誰甘願切割那千絲萬縷的牽繫之情呢？

正因為無法切割，因此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執政者，都必須概括承受這段過去，除非他敢對蔣先生做出歷史定位的清算。但是一旦他這麼做了，必當立刻失去藍營民眾的支持。所以沒有政治人物敢冒這樣「裡外不是人」的風險，更何況馬英九本身就是血統純正的蔣派政治勢力繼承者。因此這種情況是無解的，只能讓人民自己選擇。而台灣人民也很現實（務實），他們認為拼經濟、搞好兩岸關係比較重要，清算歷史這檔子事未必重要，他們未必願意繼續承受父執輩的歷史悲情，所以他們非常「務實」地選擇了馬英九。

問：歷史傷痕的符號，能從政治炒作化解為寬恕嗎？

雖然台灣社會也試圖將歷史傷痕的符號由仇恨轉為寬恕，例如長老教會談到的「轉型正義」，或政府與民間重視的「修復式正義」。其中大部分是在作「寬恕」的論述，此外施明德先生半生幽囚在獄，也以身作則地選擇寬恕，但在族群情結的支配下，各自展開的是清算對方陣營領袖的「正義」論述，「寬恕」這種聲音始終侷限在少數宗教家或良心人士的圈子裡。因為除了藍營一大票跟二二八不相干的群眾是路人丙之外，民進黨內非二二八家屬的群眾同樣也是路人丙，他們所談述的內容，倘若無法說服當事者選擇寬恕，那麼即使雄辯滔滔，也依然是各說各話。即使是選擇「寬恕」的施明德先生，自己就是蔣政權的受害者，但既然他後來發出的某些「和解」言論，讓己方陣營視若「叛徒」，那麼他不但與綠營恩斷義絕，也不一定能爭取得到藍營選票。

當年紅衫軍氣勢洶洶地組織起來砲轟總統府，其實裡面有兩股力量，一股是藍營中的憤怒群眾，另一股就是綠營中的失意者。最典型的是施明德先生，他為台灣的民主運動而半生坐牢，眼看著當權者上台，卻因言語賈禍，讓自己從民主的神主牌位被請下來而卻一無所有。當他看到當權者踩在民主前輩的鮮血上，搞出金權政治的勾當而貪污腐敗，簡直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知，在這種肅殺氛圍之下，任誰講寬恕或和解，都被當成耳邊風，甚至再多談下去，就會被認為不夠忠貞而變節的、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的「叛徒」，所以恐怕只有靠信仰的美德，才有可能在人性裡找到「寬恕」的因子吧！

問：如何看待日本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中國的某一城市與其日本姊妹市展開交流的時候，日本該市首長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而中國的市長當時也並未立刻拒絕交流，引起了輿論很大的批評，並且認為日本甚至在教科書中都否認了這段歷史，那麼我們如何來談「寬恕」？

如果我們認為日本人不應忘掉那些可恥的歷史，那麼用相同的標準，大陸人不應該忘記文革，台灣人也不應該忘記二二八。但是台灣人如果覺得應該忘記二二八，要向前看，不要總是向後看；大陸人覺得未來日子很長遠，應該忘掉文革，不要老是在傷痕文學裡打轉，那麼將心比心，日本人也不願他們的下一代帶著原罪，活在羞恥的記號中，這是可以被理解的。這樣或許就比較能夠諒解日本文部省或政治人物寧願背著歷史騙子的罵名，也要保護下一代的心情。但是「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那些即使不想成為族群集體記憶的可恥內容，也將會是每個人生命中的惡業，或是每個族群必將背負的共業，不可能莫名其妙就消散了的。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可以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舉例而言，為了魚翅而虐殺鯊魚的漁夫，他們捕到鯊魚，割下魚鰭後，就將它丟回大海，任其痛苦地緩慢死去。這是非常殘忍的，所以各國動物保護團體，紛紛發起「拒吃魚翅」運動。這次日本三一一宮城大地震，網路上就流傳一封e-mail，大意是說：仙台民眾大量捕殺鯊魚，造的惡業太過深重，難怪會得到報應云云。這封郵件並且附加了許多捕殺鯊魚的血腥圖片。我相信這封信流傳得很廣，因為那段時間我竟然連續收到好幾次。雖然這樣的論述，似乎對動物保護有所幫助，但是我一看到就立刻刪除，而且一點都不願意趁人之危，舉此案例來推動保。因為我認為，這些人士應該在平時就以殺業因果來警告漁民，而不是待到災難發生後，才來散發這種幸災樂禍的信件。災難發生的當下，只能趕快參與救災，或默默地祝福災民離苦得樂。我們不是災民或受殺害的當事人，作為「路人丙」，實在不適合對著災民說三道四！

一○一年六月十日，昭慧修訂於景英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