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而不黨」的政治思維——兼作前期「師生動態」內容之觀念澄清與敘述更正

釋昭慧

　　前（186）期本電子報（第96期弘誓雙月刊第86頁）中，記97.11.9之「師生動態」（活動看板），提及筆者在共修會上之法談內容，論及許多獨派「去中國化」的失敗：「骨子裡的思考邏輯，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這並非指「前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被毆（或被推擠）」一事，動力來自「儒家思想」，因為儒家在反暴力方面的理念是很清楚的：「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也。」該段論述主要是認為，民進黨葉宜津委員「是敵人就不必太客氣」的說法，還是「以直報怨」論，並且認為：許多獨派主張「去中國化」，但骨子裡依然隱藏「愛有差等」的儒家價值觀，因此過份強調：「敵友之對待，理應有所差等」，而未正視是否有「化敵為友」的可能。

　　但此中敘述過於簡略。「是敵人就不必對他太客氣」，要不客氣到什麼程度？是指不必大張旗鼓歡迎被視為「敵人」的張銘清，還是指可以毆打落單的張銘清？如果是前者，那應是合乎儒家「以直報怨」之思維邏輯。如果是後者，那就是「以怨報怨、以牙還牙」，是不合乎儒家思維邏輯的。

　　再者，儒家重「禮」，即使只是在「小學」階段，即已教導「灑掃、應對、進退」之道。因此即使主張「以直報怨」，亦絕不容許粗惡失禮的待客之道，更何況是暴力相待。儒家重「仁」，與佛家的「自通之法」相同，重視「推己及人」，因此更不會贊同將「己所不欲」的暴力相加，拿來施加於人。

　　事實上，筆者個人在年輕時代，原為「狂熱的儒家」，矢志「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因此選擇「國文系」為第一志願。後雖景仰「無緣大慈」之大乘精神而「由儒入佛」，依然對儒家有特殊的文化感情，而且認為儒家在中國，與佛家互為「諍友」，兄弟登山而各自努力。例如：佛教傳到中國之後，有意識地選擇了「大乘」，「菩薩道」始終是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想，這與南傳佛教有意識地以「解脫道」為主流思想，大相逕庭，筆者認為：這應與儒家「兼善天下」之理想，有極其正面的關係。

　　因緣際會，早年從事社會運動時，大都與獨派人士共同合作以對抗政權。因此筆者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獨派人士。但筆者之所以至今仍將自己定位為獨派的「圈外人」與「諍友」，是因為過往獨派執政時代，其政治訴求往往不是「人權、民主、自由、人道」之類的普世價值，而是「愛有差等」論——區分「台灣人」與「中國人」，把後者當作「外人」乃至「敵人」，把前者就當作「自己人」。「自己人」宛如大家庭的親人，因此一味為其掩過飾非，而且做來還顯得理直氣壯。對「外人」乃至「敵人」，則放大特寫以檢視其毛病，然後自以為義，群起攻之。如果揭發或譴責「自己人」的不是，就會被認作是「打自己的孩子給外人看」。面對「敵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藍營），則「當然不必太客氣」。這不是張銘清被毆才出現的問題，而是台灣社會長年隱藏的嚴重問題。台灣社會倘若沒有跳脫這種依（自己所認定的）親疏而有差別待遇的意識形態，將很難真正邁進「就事論理」的公民社會。

　　老實說，凡人沒有到達「無我」境地，對於親疏遠近，難免會有不同的感情，這是人之常情。而作為受到儒學思想薰陶的華人（當然也包括筆者在內），所言所行或多或少都還是具足儒家氣息。因此筆者在當日的法談中，強調那是「順乎人性之常」，並無意讓座中人士對儒家產生惡感，而只是認為，獨派如果承認此點，就不應該「去中國化」，而要老實承認，自己的身上也具足中國文化的影子。

　　這不祇是獨派（綠營）如此，即使是統派（藍營或中國大陸）亦不遑多讓，對台灣口口聲聲「血濃於水」，訴諸民族情感，卻在人權、民主、自由與人道的具體措施方面，交不出說服吾人甘願接受立即統一的成績單。

　　然而在隨宜法談之中，字裡行間的敘述不夠周延，而且容易讓人誤以為：原來這種「以暴易暴」與「護短」心態，就是儒家。這對以「溫良恭儉讓」自期的儒者善德，是很不公平的。經中央大學李瑞全教授來函，表示該項敘述內容，「於理有未明之處，讓聽者是非混淆，使為惡者被縱容，善良者受脅迫，有害蒼生，不可不辨！」並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之下，民情亦不會把不是自家人的人看成敵人仇人，而總是以禮相待，和諧共處，有事時隨時伸出援手。」筆者回顧整段「師生動態」的記述文字，認為李教授之顧慮，確實有理，因此作進一步之觀念澄清與敘述更正如上，並向李教授敬謹致謝！
 

　　九十八年元月三日于尊悔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