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法律、政治——政大郭承天教授訪昭慧法師談話簡錄

慈暉／記述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政治大學政治系郭承天教授暨研究助理藍於琛先生，蒞院與昭慧法師作深度訪談，瞭解佛教「政教關係」之理論與實務層面之種種問題。郭教授正進行一項由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的研究計畫，研究民主化對於台灣宗教的影響（計畫編號：90-2414-H-004-004）。由於昭慧法師近年來關心社會議題，並積極弘道，親身參與相關的重要改革，因此，郭教授請法師接受訪談，並將訪談內容作為研究計畫的一個重要部分。本研究的受訪者採不記名方式（皆以代號記錄），研究成果將以英文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

法師談論要點如下：

一、佛教雖無「民主」、「法治」之專有名詞，但佛陀創立僧團，確實就以民主方式運作之，此應與其「緣起」之基本原理有關：重視多重因緣的牽制與協調，避免一人意志的錯誤貫徹。故佛教從未產生中央集權的教庭制度，佛陀雖是弟子眾的精神導師，也僅以僧團成員的其中一人自居。人類至十八世紀，始因受夠了血淚教訓，而實驗性地創立了民主體制，佛陀卻不是依於歷史教訓，而是依洞觀力，自始即創立民主制度。

二、僧團採「屬地主義」，凡在某一劃定範圍之「大界」內，比丘皆屬僧團成員，應依規範履行僧團義務，亦得共享僧團財利。所有成員必須依會議以形成僧團之決策。原則上採「全體通過」制；若有異議，當給予協調並充分討論之空間；若協調無效，則找僧團外有公信力之第三者仲裁之；若仲裁無效，方始採取多數決。充分做到「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和合精神。

三、佛在世時，行政、司法權責在僧，立法則出自佛陀，隨犯而制。佛滅之前，已囑阿難將「小小戒」的立法權委付與僧（關係到根本心性問題的規範如殺、盜、淫、妄等相關的大小戒法，當然不可更動，否則即將面目全非，修道之正當性必將全盤淪喪），但掌握經律之結集大權的保守派卻堅稱：立法全權在佛，任何人不得增制或刪卻之。此一決定與佛之想法大相逕庭，自此掩埋下日後保守派與開明派之爭。前者弊在故步自封，教條主義；後者病在過於自由心證，增刪之尺度往往具爭議性。

四、佛法傳入中國，受中國文化之影響者，利弊參半。其弊在於以家父長制（特別是宗法制度）代替「四方僧共治」制度，於是出現了「師徒傳承」的子孫廟。為救其偏，中國出現了選賢與能的「十方叢林」，但末流又出現「方丈收法子，法子傳承法務」的形式，將原來透過大眾以選賢與能的叢林精神給扭曲了。足見文化之滲透力，不容小覷！

五、中國文化之利在於易經的變通哲學，「窮則變，變則通」，這使得佛教順理成章地運用彈性的立法權，將因時地變遷而不適用的舊制放在一旁，另立清規以替代之。即連比丘尼傳承，亦不拘泥於小節，而重視實質正義，故不似南傳或藏傳佛教的教條主義者，硬是堅持傳承之細節，而將女眾建立比丘尼僧團之大事，予以全盤否決。

六、以上是理論與僧團內在結構之分析。在外部關係方面，政教之理想關係是互不隸屬，而又可以互相制衡。故在中國古代君主制度下，一方面承認「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一方面又堅持「沙門不禮王者」。但由於中國政治掛帥的強勢文化使然，所以本土宗教往往對政治表現出極強烈的附庸性格。

七、佛教不妨在其「主體性」的前提下，依教義中的悲天憫人精神，對公共事務作超越黨派的「議題性關懷」，但不宜以宗教師身份參選或入閣，以免政、教權力之過度集中，亦避免宗教因掌握政權而不自覺腐化，或以公權力迫害異端，妨害信仰自由。

八、但佛教亦應自律，不宜目無法紀，卻以「內部規範」為包裝藉口，試圖造成「治外法權」。事實上戒律是立基於國家法律基礎之上，而更嚴格作自我要求的內部規範，而非屬「替代法律」之行事準則。

由於郭教授告知：已閱讀過法師的《佛教倫理學》，因此法師建議：以上所述，不妨參看法師所著《律學今詮》。該書中有更清晰之學理辯證。

訪問結束前，郭教授將其大作《政教的分立與制衡：從聖經看政教關係》贈送法師，法師亦回贈本年度新書《千載沉吟》與《世紀新聲》。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約兩個小時的訪談。

　　——刊於九十一年六月一日，第二十二期《佛教弘誓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