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佛陀的腳印——世友先生口述訪談錄
口述：世友先生（Dharmachari Lokamitra）
訪談：昭慧法師
口譯：江曉音、黎淑惠、張瓈文
時間：102年10月27日、11月2日
編按：102年10月27日傍晚，來自印度的世友居士蒞臨本院。世友居士係英國
倫敦人，以傳教士的堅毅與熱情，長期留在印度，從事佛教復興之大業。是日晚
餐之後，世友居士於嵐園接受昭慧法師的訪談，由黎淑惠、江曉音協助即席口譯。
其後在11月2日，昭慧法師赴吉隆坡參加INEB年度大會時，再進行補訪，由輔
大張瓈文教授即席口譯。這兩場訪談錄音，事後由江曉音居士發心聽打、筆譯成
文，讓讀者得以一窺當代印度佛教復興的靈魂人物──世友居士之生平與行誼。
如果你想組織自己，改變你的信仰；
如果想創建一個社會，確保合作和兄弟情誼，
改變你的信仰；
如果想獲得力量，改變你的信仰；
如果你想要平等，改變你的信仰；
如果你想獨立，改變你的信仰；
如果想令生活在其中的世人快樂，改變你的信仰。1
家庭與手足
我生於1947年，俗家姓名是Jeremy Goody，1974年改名為Dhammachari Lokamitra。在1966那年，英國有個大型的火車搶案，很多錢被盜。犯人總共有11位，後來發現其中有一個人姓Goody。我們希望透過這層同姓的關係，他能分點錢給我們，不過他並沒有。姓Goody不意味品行就良好。（開玩笑）所以那件事的發生，對於你的生命，是個很大的提醒！所以得了這個名字就要多行善。真的！自從我成為離家者（Anagarika）之後，持續從事佛教運動已經16年了。
父母親直到1954年離婚前都還住在劍橋，我那時候才6、7歲。父母離異後，我跟著母親（Joan Goody）住在倫敦，在那兒求學、也在倫敦唸大學，主修歷史。在歷史系畢業後，取得教育學程（為期一年），自1971到1973年為止，在中學教了兩年多的書。1971年，我開始接觸禪修，在倫敦參加一個社區，在社區裡進行禪修的體驗。
我的母親五年前過世了，母親並不算是個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她是個很善良的人，對人相當好。母親是相當開明的（progressive）學校老師，在1960年代晚期，她在一所學生超級難教的小學、中學的學校教書，那所學校是當時倫敦很差的學校。但是在那時，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非洲後裔，早期當奴隸被販賣，很多人當初是為了經濟因素，希望有更好的發展來到英國，他們講的英語非常不同，因此在母親任教的學校引起很多問題。其它很多老師不太懂他們說的語言，而母親是那時主要的願意去了解實際情況，並想好好了解他們並解決問題的人之ㄧ。在當時算是有名的人。她也帶我走入反核武、反種族隔離的世界，帶我上街頭。我母親影響我的是內心的層面。父親（Jack Goody）個很有聰明才智的人，但不是激進份子，我母親才是激進人士。
父親是人類學家，已經94歲，還健在。我上個月去看他。他正在寫另一本書。他以前在劍橋大學教書，但很久前已經退休了。幾年前還在教學，不是很正式的教學，以前的學生希望他還可以再個別指導他們。帶領學生的過程中還出了本書。但幾年前中風了，常在醫院。我父親當時信奉共產主義，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共產主義受蘇維埃政府重挫。在那之前，很多西方人都還對共產主義深表同情。
父親比較像是個歷史學家，他在書寫的主題是，對歷史的不同理解。他有兩部著作，一部是《伊斯蘭在歐洲的發展》，因為一般來講，西方人對伊斯蘭教有很多的誤解，這是他寫這本書的目的，跟他實際做的東西是去呈現伊斯蘭對西方，特別是歐洲有怎樣的貢獻。另外一部著作是《被偷走的歷史》，在歐洲，他們常會以西方、歐洲為中心的觀點來詮釋東方的歷史、為他們發言。感覺上好像把東方的歷史偷過來一樣。那就像是偷竊的行為一樣。歐洲人常以一種似乎理解東方、中國的眼光來詮釋，而不承認歐洲是以本身西方的、優越的眼光來看待東方的發展。當你不承認東方有自己內部的發展時，有些地方可能超越西方的時候，就好像把東方的成果偷過來一樣。父親只是指出到現在為止，東方或中國都被這樣的歷史敘述詮釋錯誤。他寫了另外兩、三部書都跟這個相關，這算是他比較大的貢獻。你不能用自己狹窄的觀點去看待。
父親共結了三次婚。第一次的婚姻在1947年，娶了我母親（Joan Goody），並生下了我。後來又生下Joanna Goody（1949）跟Jane Goody（1951）。Jane在1976年改名為Dhammacharini Srimala，在印度工作。父親的第二次婚姻在1958年，對象是Esther Goody，生了Mary Goody（1959）跟Rachel Goody（1961）。Mary對佛教有好感，但不是修行人。Rachel在1987年改名為Dhammacharini Vijayamala，在我結婚時在印度幫忙我一年。所以我一共有四個姐妹。兩個姐妹在印度幫我。有一位在我結婚時到印度幫我安頓下來。另一位每年會固定來印度幾個月教授佛法。父親於2000年又再婚，對象是一位很著名、很強勢的女性主義者（Juliet Mitchell）。目前我們彼此維持很好的關係。
父親是無神論者。外公外婆那邊是屬於貴格會（Quakers），所以母親受貴格會的影響，但她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我成為佛教徒時，父親其實不太支持，所以他會希望我打消這個念頭。不過母親認為我成為教徒之後比以前更善良，所以她認為佛教對我而言是好的。
我太太她是我們佛學院（Order）的一員，非常虔誠。我是在印度遇到我妻子Vishakha的。她來中心聽課。現在還是有協助我。她平常也有工作，是在一所普通的學院裡工作，但也管理我們其中的一間宿舍，還要忍受我這個頂多只算半個的老公。對與我共事的人來說，我們兩人結婚是會很奇怪的。但是他們很支持。另一方面來說，兩人結婚更顯示出我對這個社區的投入與決心，也展現更大的誠意。直到最後他們都很感謝。兩人結婚後因為太多文化差異了，因此相處是很不容易的。婚前，我們過著很不一樣的生活，婚後內心很多不堪的地方竟然都跑出來了。所以我覺得自己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修行。她很棒，但是這段關係並不容易。
我的女兒心理上是很自在、很有自信的一個人，所以種姓制度這種種族歧視影響不到她，在她身上感覺不到。我太太的姐妹們這一邊對她很呵護，對她是很正面的影響。所以她其實不會受到歧視的影響。但是到外面社會，遇到他人對她的歧視態度時，她可以搞定。等到工作後，她在職場時，就有待觀察。不過她媽媽那邊的姐妹會遭遇到一些種族歧視。之前在曼徹斯特時讀的是攝影、影片與人類學（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還是人類學，不過跟攝影、照相有關的。不過她剛回英國。我女兒剛完成學業，我告訴她，在我回印度前，妳要找到工作才行。不過我還不知道她要做什麼。跟我太太相比，我尤其不是個稱職的父親。但是我女兒對佛教依然有份尊敬在，對於她要做的事情也是。她在英國讀書，後來去位於曼徹斯特的佛法中心學習禪修，所以未來，誰知道呢！
動盪心靈的青年求知成長期
在1960年代，有兩股對年輕人有影響的力量出現，但這兩者表面上卻是通往不同方向。一邊具有一種強烈的目的性，像是社會參與，跟種族議題、社會平等、與解除核武有關。另一邊卻轉向一種內心與自覺的，有部分是透過毒品，但是也會透過新時代的心理學的方式，比如像是交友團體等等。後者有助於讓人接觸探索到內心更深處的情感，而帶給一個人信心。這自然而然會引發人對精神層面產生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我對東方的精神領域的探索就這樣展開了。有位印度大師，Maharishi Yogi，在披頭四成為他的弟子之後變得非常有名。在西方，很多其他人開始教導冥想。印度教教徒、錫克教教徒、基督徒、穆斯林與佛教徒都有。
這就是當初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從社會參與開始。1962年，我十四歲時，媽媽就帶我到Aldermaston參加遊行。這場遊行每年舉辦，目的在抗議核子武器。我持續參加了好幾年。我也關心其他的社會議題。然而，我開始灰心了，因為任何真正的社會改革，若沒有從大腦與內心改變起，是很難以真正達成的。我開始嘗試毒品，然後開始嘗試各種精神上的練習與參加會心團體（encounter groups）。在60年代中晚期，很多新興的心理治療團體很流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幫助人們發展對自我的信心、自我覺察與彼此了解。那當中牽涉到需要藉由公開表達自己的情感、面對與肢體接觸等等方法。這些團體一般被稱呼為是會心團體（encounter groups），這些做法到今天都還有持續發展，有很多另類的心理治療方法，例如：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這是從人類潛能的角度切入，時常能幫助人們變得更具信心。在60年代早期，我對社會有某種期待，對於解除核武、種族等等社會問題會關注，之後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很自我的那一面。
接觸佛法的背景
我終於了解到我需要一種心靈上的方式來對我的心進行練習，為我擾動不安的心帶來寧靜，而那帶我通往靜坐。在那時，有好幾位不同教靜坐的老師與學習方式。我必須從眾多宗教傳統中，挑選出我想要學習的靜坐為何。我ㄧ開始就受佛教吸引。因為佛教中沒有所謂的上帝這種創造萬物的形象，而且佛教似乎是奠基於理性。因此在1970年左右，我找到了一位泰國已還俗比丘Nai Boonman學習靜坐，當時他在倫敦的泰國大使館工作。但後來自己不很滿意自己只學禪修，其餘的都沒學習。
佛教在當時的英國算是剛興起的。但是在當時是有一些禪師，有一些西藏的大師，一些上座部法師在那裡弘法。僧護大師（ven. Sangharakshita，又名ven. Bhante, 1925～）很重視大乘，但是他也有紮實的上座部修行的基礎。但是我認為那些團體之所以產生，並不只是因為那些。我們當時對佛教才剛剛了解而已，都還很年輕，1972年時我才24、25歲，我們想要盡一切可能，在生活中探索佛法。
後來在1972年5月時，偶然遇到我現在的師父──僧護大師。他教導的東西就不只是禪修而已。他講了佛法的修持，有佛法心靈修持的社群，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夢想。所以接觸到佛法之後，將當時極端的兩個我整合起來了。因此我的種種經驗彼此之間很有關聯性，很難分割。後來之所以中止從事兩年多（1971到1973）的教職，是因為我無法想見自己的餘生，繼續在中等學校的教育工作當中度過。因為我找不到人生意義──我就是沒法再投入、看不到自己的未來。我的意思是說，我還是很喜歡跟孩子一起、教導他們。但是在教學中，我找不到人生究竟的意義為何。人生要做的事不應只是這樣。於是，不滿意當時人生的我，離開了教學工作，轉而全心投入佛教運動。
在那大約一年後，1973年中，我的一些朋友鼓勵我ㄧ起住，於是我們開始建立共住的社群（residential communities），從社區環境開始做起。那時，要在倫敦居住，其實花費很便宜。那時倫敦有很多空屋，所以我跟朋友就佔據了其中一棟。這些房子基本上被政府收回重整，但是經過多年，都還在那裡，空蕩蕩無人居住，我們認為這樣不對，這些幾乎什麼都沒有的空屋，應該要被好好使用才好！所以我們才佔用了其中一棟。我們其他的朋友之後也佔用附近其他的空屋。
在700年前有條法令規定：一旦你住進空屋裡，就沒有人能將你趕出來了。因此我們得以沒有經濟負擔，全心修習佛法。因此，在我們位於倫敦北方的中心附近，有很多社群就逐漸建立起來了。所以我們一年內總共有5到6個社群。那時一同住在房子裡的人，慢慢從5個、6個，增加到10人。所以社群就越來越多大了。之後有些修行團體也跟進，在那一區也建立起來，所以那一區（倫敦西北區）逐漸成為共住社群（residential communities）。
那時候你會覺得氛圍是很活絡、有生命力的，大家都希望在生活中嚴肅認真地探索修習佛法，能定期一起禪修、學習正確的佛法、想知道人活在世上真正的目的，因為我們有收入，我們該如何依據佛法正確的生活？那是很令人興奮的時光。 每天我們的社區成員都會一起打坐與每週學習佛法。我們有時討論佛法，有需要時，我們也會支援我們其他的佛法中心。
當時對西方世界來說，「佛教」還算是相當新的概念！那時我差不多26歲左右。那是佛教還很新，所以那是一段很新奇、很令人開心的時期。除了我們的老師，我們那時沒有其他的「導引」（guidance），比如比我們年長的人可以給我們指導之類的。那時的西方沒有像台灣或泰國那樣的佛教文化。我們很想知道，佛法究竟如何在生活當中去實踐。所以我們必須從自身中找答案。
那時的我們都剛接觸佛法，但是我們都想了解佛法。所以我們早上一起進行冥想（禪修），一起讀書（經），同時我們也在佛法中心（dharma center）工作。
所以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家庭，一個是工作。當時我們想要在這兩個情境當中真實實踐佛法。因此「我們如何能在那樣的情況底下生活，並修持佛法？」那樣的想法支撐著我們繼續佛法的修行。在家庭的時間大約會佔用8到10小時，工作八小時。你所做的事，對你的生活是會有影響的。這中間是個有個制約的過程（conditioning process）的。因為我們希望能找到一些方法，將生活與工作做個結合。因此僧護大師鼓勵我們建立那樣的修行團體以修行佛法。因為若不依照這樣生活，大多數在英國修習佛法的人他們的父母、朋友是沒有學佛的，因此你會跟一些不是很認真的人一起過生活，那樣對修行是沒有好處的。所以我們希望跟正在修行的人一起住。這是非常理想化的。我要知道，那時在英國是不存在所謂的佛教文化的。因此我們必須一切都要靠自己來。西藏的修行人在當時的英國還很少，但是那時有很多嚴肅的修行人。
想學佛的女性有自己另外的團體，也就是男女是分開的。我們現在在英國還是有很多團體，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聯繫管道，從事不同的運動。我們在印度也有一些，但是不容易，因為很多人都已婚了。結了婚之後就跟配偶居住了，就不適合住在社區了。
恩師──僧護大師
僧護大師是英國人，在印度住了很多年（1944～1964）。他受上座部與大乘的戒律。但是他主要的老師有大乘、中國與西藏三種傳統。僧護大師說，他還跟很多其他的人學習。我的師公陳健民上師（C. M. Chen; Yogi Chen），是個居士，住在北印度的噶林邦（Kalimpong）有25年了，他後來在台灣很有名。他在1984在美國往生。他們住在同一個城鎮，但是師公陳健民說他不收學生，僧護老師說他主要是跟陳健民學佛。他的菩薩戒是從他的諸多藏傳佛教的上師之一那裡得到的，陳健民是引導他的人。不過僧護老師認為他自己從陳健民那裡學到最多，因為他浩瀚的知識與修行，他（陳健民）可以告訴你所有的東西。
因為陳健民上師，我跟游祥洲老師有了聯結。因為他在1989年邀請我到台灣，他有本關於陳健民教法的佛書，是僧護老師寫的，他說：「這是你的老師啊？」我說：「是啊！」他那時還以為陳健民是我的老師，所以我跟游老師有這樣的一個法緣。
僧護大師建立的西方佛教之友會[舊稱]（The Friends of Western Buddhist Order, FWBO）是佛教社群，在印度我們叫做印度佛教普濟會[舊稱]（Trailokya Bauddha of Mahasangha, TBMSG），在東西方各有不同名稱。但是現在有統一的名字了，名為「三寶普濟會」（Triratna Buddhist Community）。他們剛開始成立了慈悲信託基金（Compassion Trust），一開始他們幫助我們很多，但是現在就沒那麼多了。我們有緊密連絡，不過他們跟我們的發展方向不同。在印度，1982年，我們是五個學佛團體的在家居士，但是我們的團體（Order）的成員受的不是五戒，而是身口意的十戒，我們想跟別人做出區隔。所以在正式場合，我們會穿藍衣、你會看到我頸部的白色case，這是我們當初決定的。我當然也穿其他衣服，但是當我穿上這樣的衣服我是很自在的。不過我們發現這在印度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佛法活動（dharma programs）當中。
僧護（Sangharakshita）老師待在印度二十年（1944～1964）。他是摩訶菩提會（Maha Bodhi Society）雜誌主編，深受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意思是「保護者」，斯里蘭卡人）的啟發。上座部大寺派（Great Temple, Mahavihara）的達摩波羅成立了摩訶菩提會（Mahabodhi Society），他是將菩提迦耶（Bodh Gaya）的摩訶菩提寺（Mahabodhi Temple）從外道手中重新奪回的人。老師後來成立了我們自己的團體（西方佛教會）。他認為在英國弘法，比丘的身分不恰當，因為你不可能照著戒律行持。因此若你要過不淫（獨身）的生活，想要離家、沒有自己的家庭，那你要成為離家者（Anagarika），而不是成為比丘。因此原本僧護老師的身分是比丘，後來還俗成為離家者，一個沒有城市與家庭束縛的人。在上座部（Theravada）的傳統中，很多人都穿黃色僧袍。獨身的人，他們沒有家人的牽絆。就像達摩波羅，我們一樣走過這樣成為離家者的道路。所以我一路跟著老師學習到現在。
在英國修行的生活
那時，對於我們世俗的日常生活，我們也會有疑惑，因為我們需要錢才能生活。那麼佛陀對於過生活這件事是怎樣看待的呢？佛陀說，要依照正命過生活。有些佛友跟我一樣，在佛法中心工作，但其他人需要有其他方法來維持他們的生活。我們必須要找到一份自己擅長卻又不違背佛教倫理（ethically skillful）的工作，並讓大家一起。因為如果你跟學習佛法的朋友一起工作，有助於我們自己實踐佛法。這兩個領域──生活與工作，就占掉了我們一生70%的時間。因此我們認為要努力將佛法的理論整合到上述兩個領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社群的生活與正命（工作），我們是在早期的生活裡培養出來的。你如果必須在外面，過著一種在道德倫理上妥協的（ethically compromising）生活，與不尊重你的佛法實踐的人共事，那麼我們在實踐佛法上會比較困難。但是，如果跟支持你修行的人一起工作，那會容易得多。在當時的西方世界，這些社群和後來發生的事，在我們的運動中得到淨化。
然後在1974年1月，我在老師門下，受戒成為Dhammachari（法行者），依據佛法而行的人，是在家人。不過這階段的我，依然受持獨身戒。加入西方佛教會（Western Buddhist Order），那是舊名，現在叫三寶普濟會（Triratna Buddhist Order）。
在英國，我們僧團（Order）叫西方佛教會（Western Buddhist Order）。而我們的組織叫做西方佛教會之友（The Friends of Western Buddhist Order, FWBO）。在印度，我們將僧團翻譯成TBMO，叫三界佛教僧團/印度佛教普濟會（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而不是叫西方佛教會（Western Buddhist Order）。TBMSG（即FWBO）中文把它翻成印度佛教普濟會，那是印度的譯名，希望可以普遍化。但是在3或4年前，我們兩個名稱都改了。將西方佛教會（Western Buddhist Order）跟三界佛教僧團/印度佛教普濟會（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改成三寶普濟會（Triratna Bauddha Mahasangha）。所以兩邊名稱都改成同一個了，因為我們希望這樣中西方名稱可以統一。因為叫做西方（Western）這個詞好像是西方人的佛教會，這對在印度來說並不適當，而叫印度佛教普濟會，西方人也不懂那是什麼。所以現在叫Triratna，意思是三寶（佛法僧），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人生的轉向
我認為僧護老師的教法，總的來說，在我身上帶來某種兩面影響。比如，在我年輕時，在我提到反核、種族問題之前，我就對社會感興趣。之後我有很大的幻滅，因為什麼也改變不了。之後內心有個洞，讓我後來走向輔導、吸毒、跟自我或內心有關的事。後來我遇到佛教，因為我覺得我可以透過佛教改變我的心。
1972年，是僧護老師帶我進入佛教的；但是直到1976年我聽到這系列的演講，我才真正領會到佛教的精髓。因為，若你想轉化你自己，第一步得先付出行動、接觸這個世界。舉例來說，若你只是獨自修行，修行是很困難的。若事事違逆你，沒人與你分享想法、沒人跟你分享你的修行、社會機制也不支持，我們需要周邊很多資源，才能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因此，若你想要真正讓修行有進展、往上提升的話，你需要周遭環境或文化上面的支持。同時，若要世界有所提升，我們都知道，若你想改變世界，我們都不夠堅強，這是要成就菩薩的六度教法（the principle of Bodhisattva Paramitas）。我們要讓自己變強，內心的力量要夠強大，可能需要周邊環境對你的暸解，以便我們能行走於世間。所以回過頭來，要強化我們自己，我們得看看我們基本的修行。我們對於戒律的訓練與修持，發現這戒律其實都與他人、或我們跟他人之間的關係有關。因此，在自身上進行改造，即意味著能影響世界（Working on your self means impacting the world）。那是在訓練我們的感官（the sense）。若你要遵守第一條戒律—不傷害如母有情，第一條戒律的根本意義，即在幫助其他眾生。這是從我的老師那裡學來的，也有部分是自己修行的體會，所以很難將自我修持戒律本身跟利他之間作切割（an inextricable link working on my self and helping others）。
剃度與還俗
後來在1977年九月，我就剃度成為沙彌了，法號Lokamitra（世友），這是佛教的名字。之後我也幫忙在倫敦舉辦的活動。這個剃度，不是一般寺院裡的剃度出家，不過在心靈成長團體中，這依然是其中的一種儀式。我沒有受比丘245條戒，但那是僧團的教法、本質（principle）。我們只強調三皈依（three refuges），與受身語意相關的十戒。首先是與身有關的不殺生、不偷盜等相關的。之後是與語言相關的四條戒，不妄語、不兩舌等。接下來是與心有關的戒律。這是在英國發生的事。這就是我的名字Lokamitra（世友）的由來。所以受戒，代表了一種終生決定遵守這些教法的承諾與約定。我們其實只有一種剃度形式，在這中間你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來領受不同的戒條。
我從印度回英國，停留了五個月處理俗務。那時我31歲，還沒有想很長遠的事，但是我想說，我這一次去印度可能就是五年，但只跟媽媽說我只要去兩年。老師就舉杯（蘋果汁）說：敬他的第一個25年！後來我在哪裡待了35年。僧護老師之前是受英國團體邀請去弘法幫忙募款，本來想短時間就要回印度。但是他後來想說他更重要的任務是還是要留在西方，沒有待在印度，是因為他覺得要把佛法向西方弘揚。那時的佛法，在西方還很少，他已經聲名遠播了。就影響力來講的話，即使他住在印度，尚未到西方，他的貢獻是被高度讚揚的。所以他弘揚佛法，這件事是到現在還很被人感謝的。他現在還是離家之人。他是個有爭議性的人。他發展出來一種方式讓西方人可以同時結合生活與修行。我認為西方大部分的人，不是喜歡禪修，而是喜歡往內看，這是很重要的。所以佛教不只是禪修。僧護老師展現給我們看到的是佛法運用在生活上的每個部份、包含一切的。
我的出家身分維持五年，然後我還俗（1982），兩年後1984年十一月我結婚了。所以我現在不是離家者（Anagarika）了！
要成為離家者，我受了與一般沙彌相同的十戒，但是第3條是獨身/不淫戒（celibacy）有一點不一樣。在巴利文中，不淫戒（獨身），這是一般沙彌不會做的，就是不結婚。跟一般中國佛教的五戒是一樣的。但第三條是給居士受的，但是這個就是居士與比丘、比丘尼不同之處。我也曾剃度，但是沒有接受比丘剃度。但是生活過得就像比丘一般。
還俗有諸多原因。有些很明顯，有些則否。我其實本來就無意維持很長的出家身分，因為這只是短暫的一段經驗。還有其他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我不喜歡那種距離感。當師父好像高高在上，會離人群很遙遠。上座部的僧侶比大乘的僧侶更會給人家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你也知道，以上座部佛教的傳統，你是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以居士的身分，跟師父坐在一起的！所以我不願意當僧侶。
但是我自己真的對這樣備受敬重、高高在上的情況很不自在，所以成為法行者對我來說比較好。但是我對僧侶是極度尊敬的，只是我自己並不喜歡。我那時還蠻年輕，也還在修行。我只是覺得我是個虛偽的人，因為我沒那麼偉大到受到這種禮遇。我覺得這樣不對，而且沒有幫助。因為在上座部的傳統裡，你高高在上，被抬得很高，因為你是僧侶，我們只是在家人，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我覺得那是錯的。對僧侶的敬重在中國是這樣，在上座部更嚴重。在台灣還好。
印度佛法事業的緣起
1977年十月，那時我人在印度，是個披黃色僧袍的離家者（Anagarika）。那時的我，坐在長長列車上，從印度東北方的加爾各答，要前往位在西邊的浦那（Pune）。這趟旅程，搭火車大約要花36小時才到得了。這年之所以去印度，是希望能從中充分了解佛法的眾多面向。
我在1969年就有過去印度這個想法了，那時到印度浦那學習瑜珈，不過1969的我還不是佛弟子，但是我感覺那是很自由的，有自由解放的經驗，所以1977年想再體會一次。
所以在我去印度（成為離家者之前）前，僧護老師對我說了很多。我問老師去印度前我是否能成為一個離家者，這樣比較方便。後來我就持續保持離家者的身分有五年之久，到1982年初為止。所以跟我的老師聊過後，之後我就成了離家者，但其實一開始我找老師談話，我必須很誠實地說，只是為了想去印度，因為成為出家人生活比較方便，因為那時的我沒有任何資源。
1977年我在印度，正在鹿野苑（Sārnāth，佛陀初轉法輪的地方）旅行，我打算要到印度聖地菩提迦耶朝聖，並且到噶倫堡（Kalimpong）去拜訪我的老師的老師──Dhardo仁波切，我就是在這裡受了藏傳的菩薩戒。我的老師鼓勵我去，但最後是我做的決定。所以我從加爾各答坐火車出發要去浦那，但因為旅途太漫長，坐36小時的車太久，剛好中間有個城鎮叫龍城（Nagpur），就在中部。因此我就決定先在龍城下車，只打算停留一天，並拜訪僧護老師在龍城的弟子與故友。
抵達的那天，在龍城到處都有佛教旗幟，當時我剛好披著黃色僧袍，身為僧侶的我，很多人對我致敬，因此感到很震驚。這是我從來都沒遇到過的、受到那般人們對僧人的崇敬。我抵達那天剛好是安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皈依佛教、推動佛教的二十一週年紀念日。每年在大皈依的週年紀念日，數十萬人就從各地趕來慶祝。在那之前我不曉得，也沒有計畫要到那裡，我當時只是想下車而已，就恰巧在那天抵達龍城。就像是註定好一樣。那一天改變了我的一生，而今天我依然還在那兒工作，試圖要實現安貝卡博士遠大的願景，我依然如往常感謝他。2
安貝卡博士，一生下來就屬於賤民階級（Untouchable），他是在他的年代裡，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只因為他是賤民的身分，一直找不到工作。他在佛教中找到了不公義的解決方法。他覺得要摧毀賤民這個身份，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跳脫出製造賤民的體系。3 1956年10月14日，那時有五十萬名弟子追隨他，在龍城改信佛教。龍城也是印度信仰佛教最虔誠的地方。
僧護老師跟龍城的淵源很深。安貝卡博士在1956年12月6日於德里往生那天，他的眾多弟子們在龍城，而僧護大師人正在龍城。僧護大師三、四天內演講了34場，所有不同的，因為就在一個半月前他們才皈依了佛教（大皈依）！因此老師對於堅定安貝卡博士弟子對佛教的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老師就跟龍城結了一個很深的緣，因此在那兒就有很多朋友。
我那時才剛到龍城，不認識安貝卡博士，也不知道這個日子有其重大意義，也不曉得他所推動的種種活動。因此抵達時，正逢此紀念性活動正在舉行。
身為僧侶的我，那時對現場情況毫無所悉，當天晚上被帶到會場當中，在政治人物發言完畢之後，我這個僧侶，直接被引領要求要對數十萬人演講。我想在英國，大部分的演說對象頂多是130人吧！但在這裡聽眾成千上萬，是以數十萬人計算的。所以我認為那天改變了我的一生。那天啟發了我的是，在龍城這個地方，透過轉化自己，真的可以轉化世界。
隔天，我留下來跟很多人談話，有很多人還記得我的老師，很多人都說，在安貝卡博士過世後，是我的老師拯救了佛教。1956年10月14日安貝卡博士改信佛教──佛教復興後6週，他就病得很重了。龍城是安貝卡博士主要的根據地與支援他的地方（但他是在德里去世，在孟買荼毘的）。
在1956年12月6日，我的老師（僧護）抵達了龍城。當安貝卡博士去世的消息傳來，每個人都來找老師（僧護），說安貝卡博士走了，請您幫幫我們！所以我的老師在四天內不眠不休，做了34場演說。龍城是最窮困的地方，因為傳播佛法者，想將佛法宣揚給賤民，因為賤民在印度的社會階層當中，是最低賤、被壓迫的一群人。我的老師在他的書中提到了安貝卡博士時，描述了當時大家聚在一起哀悼他的情形。所以有20萬人來到了這裡，沒有人可以講話，因為頓失精神依靠的他們，已經泣不成聲了。這其中只有我的老師還可以講得出話來。因此我的老師在當時是將他們從絕望中拯救出來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的老師跟龍城這個地方有了很強烈的連結。接下來的幾年，直到他1964回到英國，他每年都會撥幾個月的時間給龍城或其他安貝卡博士的弟子所在之處，給予佛法指導，帶領他們認識佛教。
而我，1977年來到龍城這個典禮會場，隔天我就到了浦那，待了兩個月。浦那這個地方是我的老師最主要停留的地方。這個地方他花最多時間在教導安貝卡博士的弟子佛法，因此這裡有很多他的信徒。後來跟我的老師的學生住在一起、修行。因此，我就開始對他們授課了。
後來在1977年11、12月左右，我的老師寫信給我，他問我，「我們要不要在浦那成立一個佛法中心，教導大家佛法呢？」我得謹慎考慮。因為，如果我說好，他一定會說：「那就讓你來做吧！」我的老師在浦那花了很多時間，有很多他的學生。可是在老師離開後，那裡其實沒有很多佛法教學，沒人來引導他們、指導他們修行，所以他們很渴求佛法。安貝卡博士過世得早，那裡的人想要佛法，來轉化個人跟社會。所以這是我的感受。我那時看人們真的渴求佛法，雖然當時在印度的我，還只是個年少的佛教徒，但是我至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所學到的佛法。
深受佛法啟發的我，發現有些人成為佛教徒之後，能將佛法真正實踐在生活中，能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那些啟發我的部份，包括我們所說的淨土，我認為這是可能的。透過佛法，實現它，真正的社會改革就達到了。這是我在印度生活的體會。
所以在浦那時，我就想：我們必須要過去幫助他們！後來在浦那，我往北去（第二站）聖地舍衛城（Śrāvastī，佛陀主要說法處），並參加兩個月的禪修後，回到英國就告訴老師我接受了他的提議了。因此思考過後，我回答：「是的，如果您要成立佛法中心的話。」果不期然，老師就說：「那就你來做吧！」所以我回英國幾個月，打包行李後，然後就回印度了。
自從1978年8月到印度，我就ㄧ直留在那裡，印度就成為我的家了。成為離家者的五年中，我短暫回到英國兩次。後來又到浦那，1982年捨戒。1984年11月結婚。
佛法中心──浦那
佛法中心有時會有一兩位老師跟我一起授課。幾年過後，我們陸續培養了一些人才。其中一兩位是英國籍的，但是這麼多年來，現在已經大多數都是印度人了。
婚後，我們開始在浦那工作，因為那是我的老師停留最久、付出最多的地方。我們會在很多城鎮與鄉村傳遞佛法，之後開始在各城鎮成立中心，在中心授課。
龍城──龍樹學院
我們不時在龍城也說法。因為龍城這地方很大，所以一開始我們還是得謹慎點，然後逐漸在那裡擴大說法。幾年後，我們也培育了在那兒的聯絡人。我自己在1981年開始傳授嚴肅的佛法。然後在1990年，我們在那兒開始有小型中心，然後在1994或1995，我們成立了龍樹學院（Nagarjuna Training Institute），師父在那裡成立學院。在1980年代晚期，我也在龍樹學院周邊附近地區演講與進行禪修。所以我們開始巡迴性演講，停留一個星期，然後我們也會告訴大家，在這一週的巡迴演講中，我們也有禪修活動喔，然後大家也都會來參加。有些人被啟發了，會一個個村莊跟著我們，但也有些人只待到當次禪修活動結束。
這些參加活動的人，只有極少數是其他階層的人，99%還是賤民（Untouchable）。他們深受啟發，所以凝聚力很強。當你希望人們回到幾百年前佛法還興盛的時候，而後來佛法消失了，當它再起時，力量是很巨大的。我的意思是，這是件很重大的事，因為新的佛教凝聚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假如，有足夠的人能嚴肅看待佛法，那麼就能夠對人心產生衝擊，這樣佛教在印度會越來越普及的。
龍樹世界（Nagaloka）提供的教學訓練已經有十一年之久，不過佛法中心則是更早之前就建立了，1997年。學生依據各自的需要，建立符合自己需要的社區與網絡。女眾學院也是同時建立，依大樓做區隔。在印度社會，男女習慣上都是分開的。但在1978年我們舉辦禪修營時，我們的伙食都是自己料理的。我就發現用餐時女生會自動進廚房準備伙食，服務大眾。所以後來有幾次我就開始禁止女性進廚房，不允許她們煮東西，叫男眾進廚房料理。我自己也是，一開始他們也不太習慣。首先，男女分住，但是進同一間教室。關於兩性平等這是需要時間的，但是有持續在做。
印度佛教復興運動──摩訶菩提會
現在印度的佛教徒有多少人，沒人確切知道，但是估計約有四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人，而且一直在增加中。基本上佛教七百年前在印度滅絕了，有少數佛教徒在印度，但是不是很多。摩訶菩提會是在安貝卡博士之前就設立的，摩訶菩提會在19世紀末又重建了佛教，所以人們得以又重新認識佛教。在那之前，學佛的人類學家們在印度發掘了很多佛教的古老遺物。印度人原先並不知道印度還有佛教，因為可能被印度高層掩蓋這個事實。
摩訶菩提會想幫助人們了解在印度有豐富的佛教文化資產，所以摩訶菩提會的成立其實跟修行是無關的。因為安貝卡博士的運動，人們才開始認真看待修行這回事。我也是摩訶菩提會的終身會員。
達摩波羅（Dharmapala）是個虔誠的佛弟子，他在1891年1月造訪聖地菩提迦耶後，致力於讓摩訶菩提寺重新回到佛教徒的手中，而這是120多年前的事了。之後他在印度建立摩訶菩提會，讓印度人知道佛教的歷史。他可以說是讓佛教開始復興的第一人，因此在斯里蘭卡和印度，很多人都非常感激他。他（達摩波羅）稱呼他自己叫離家者（Anagarika），披黃色僧袍，但是他不是受具足戒的比丘。因為若是他受具足戒，他必須不能處理錢財、不能做很多事，也因此就無法將佛法傳播開來了。因此他決定只成為受十戒的離家者。因此我的老師僧護也說，若是你想傳播佛法，不要成為受具足戒的比丘，成為一個離家者吧！所以當初到印度，我才會穿上黃色的僧袍！因為離家者有它悠久的傳統，只是達摩波羅他算是當代非常著名的範例，所以老師才鼓勵我學前人的典範。啟發我的是我的老師──僧護，而達摩波羅啟發了我的老師僧護。達摩波羅在1934年往生。現在我的老師也是離家者，住在距離倫敦大約要兩小時的車程的地方。上次他來看我大約二十年前了，我上個月去英國時去看過他，現在他88歲了，不過身體不太好，在進行胸部物理治療（CPT）。
佛法教育──龍樹學院的情況
我們大部分的活動，一開始是從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省開始，這個省是孟買（Mumbai）所在的省。現在安貝卡博士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從Maharashtra來的，在印度有28個省（states）。Maharashtra是個很大的省，擁有上億人口。我們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在Maharashtra，我們在這裡也進行了許多活動與社會計畫。之後大約在1990年，Dalis或賤民（Untouchable）開始對安貝卡博士感興趣了。因為他們對安貝卡博士感興趣，他們也同時對於安貝卡博士為何要改信佛教感到好奇，因此他們想要了解佛教的教義。因此我們決定了，我們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去，我們人手也不足，但是我們可以延請不同地方的人到龍城來接受培訓，然後再派他們回去自己的地方傳佈。因此我們有來自24到28個省不等的學生接受我們的培訓，所以Maharashtra大致就是採取這種模式。龍城在Maharashtra省的東北，位置大約是印度的正中間。在龍樹學院（Nagarjuna Training Institute），我們有來自印度各地的學生，之後他們回去自己所屬的省，擔任種子教師。
我們2002年開始在龍城做正規的訓練，今年是第十二年了。我們有750位學生，所有的人花7、8個月、一年、兩年不等的時間跟我們一起學習，已經經過十一年了。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在這個地方教導來自各地的學生佛法，希望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能夠吸引更多其他地方對佛法也有興趣的人4。
我今年66歲了。我們也培養了很多人，是有很多人可以教授初級佛法的。我有很多計畫，但是主要是希望在龍城的學生能在龍城教授佛法，而且我有信心這個事業是會繼續下去的。此刻，我其實依然在留意行政、也引領著行政團隊進行教學。我想在三、四年內，我就可以退出，不用再這樣做了。
我希望這些學院機構未來能自給自足。現在印度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這個社群的有些人已經有攢些錢了，當初在我開始創立時他們還非常窮困，但現在不同了。大約在接下來三、四年後，我的朋友們應該就能夠負擔現有全部的支出，而不需依靠各界捐助了，這真的是我真正想實現的。這是我們龍樹學院的情況。
在印度，我想是有一些其他佛學院成立起來，不過他們是比較世俗性的，不是那麼的佛教，不是那麼重視修行。
但是佛教正在印度各地發展中，尤其是在印度那些更貧窮、更糟的地方。我認為其他地區在不久的將來，也會需要佛法的幫助。我希望未來，越來越多的幫助是由印度人自己幫助自己，而非由外國來援助。舉例來說，在奧里薩（Orissa）這個你難以想像、如此貧困的地區，聽說婦女得要賣掉自己的小孩，因為他們需要錢才能活得下去。這個狀況真的很艱苦。
印度社會宗教歧視
賤民階級越來越多的人有自己的事業，而且也成功致富。當你想到賤民階級，他們的人口超過兩億人，其實是很多的。但是在比例上，成功致富的全球富豪來自賤民階級還是極為少數。因此整體狀況還是難以撼動。
在做佛教復興運動的時候，社會是個要非常小心（delicate）的領域。你必須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行。若你講話有一點點冒犯了、批評了印度教，即使是正面讚揚佛教，人們也會認為那是在批評、褻瀆印度教。人們不喜歡這樣，這是很敏感的，因此是要很謹慎處理的，我就曾在演講當中被丟擲過石頭。當我在1981年或1982年，還是離家者（Anagarika），我受邀參加在印度浦那的討論會，之後報紙刊出的文章，錯誤扭曲了我的言論。他們說，我因為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說印度教的壞話（因為他們非常反伊斯蘭教），但是我從來沒說過那樣的話。即使此刻在印度，改信佛教就是對印度教存在的威脅。常常我們要對抗的，是存在於政府部門等等之類的偏見，這是我們生活中要與之共存並對抗的。我們所有的學生，所有的，全都遭遇過歧視！有時候是很糟糕的歧視。有些被開除了，有些被劫持。即使是我太太還曾經被攻擊過！所以我是很貼身地觀察到這些。5
我們跟其他的宗教單位沒有什麼特別的連絡。在一些社會工作上也的確有連絡，跟伊斯蘭教徒、基督徒、錫克教徒等等，因為他們以前也是賤民。在成為伊斯蘭教徒、基督徒以前他們也是賤民，因為如此我們才有些聯繫。
達利人（Dalit）成為基督徒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了。自從英國人到印度之後，願意成為佛教徒，只有約五十五年的歷史。現在的印度，佛教徒跟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可能差不多一樣了。也有很多基督徒來到這邊（Nataloka），想要學習佛法。
我想印度教徒或許有個仇視階層體系。首先是伊斯蘭教徒、其次是基督徒、然後是佛教徒。換言之，也就是佛教徒會知道：基督徒比自己更易被仇視。印度教徒認為佛陀是好的，但是他的教義是不好的，他們認為佛陀的教義是在欺騙世人。所以印度教徒可以很推崇佛陀，但是不能接受他的教義。
有時候人們可以從外觀與言行舉止知道誰是達利族，如果他們本身又沒有自信的話。我女兒基本上心裡就沒有任何種姓這樣的概念，在她出生時的印度社會，其實已經改變非常多。所以在鎮上，的確是有人是沒有在考慮種姓這種東西的，她遇到的也是這樣的人，所以歧視在鎮上沒那麼嚴重。所以她跟很多宗教的人都可以變成朋友，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還是很困難的，對我女兒來說她還沒碰到過。但以她的個性，應該也不會忍受這樣的歧視的，所以她實際上會有什麼樣的反應還是有待觀察的。
今天佛教成長最快速的地方在西方跟印度。在西方，雖然持續有影響力，大部分主要受限於中產階級，而大部分轉向佛教為的是自己的快樂與發展。在印度，情況沒什麼不同。數以百萬計的新佛教徒來自於極度受到壓迫與社會剝削的一群人，情況糟到大部分的人認為只有透過激烈的社會改革才有辦法、也才有可能促進個人發展與幸福。安貝卡博士（Dr. Babasaheb Ambedkar）是他們偉大的領袖與嚮導，他受到佛教的吸引是因為佛教承諾了這樣的改變，它承諾了一種社會，我們能在其中過著有尊嚴、自由、和人類實現的生活。這兩種途徑或許看來遙不可及，但是調和這兩者便是佛法的精髓。6
1 1937年在孟買的一場大型會議，安貝卡博士發表了題目為「哪條路通往自由？」的演講中，他以聲嘶力竭又激揚的態度，明確地告訴賤民們改變信仰的必要性。上述引文已經清楚說明理由。引文來源為世友先生的演講稿：Dr. Ambedkar, Buddhism and the Modern Buddhist World,’ “INEB 2005: Transcending Barriers - Dr. Ambedkar and the Buddhist World,” October 9th, 2005。
2 參見世友先生的演講稿：“The mission of Anagarika Dharmapala and Babasaheb Ambedkar, and how far they were successful in foreign countries,” November 18-20, 1991。
3 參見世友先生的演講稿：“The mission of Anagarika Dharmapala and Babasaheb Ambedkar, and how far they were successful in foreign countries,” Maha Boddhis Society centenary celebrations Sarnath , 1991。
4 這些學生來自印度一些被最嚴重迫害與壓迫的地方，他們常感到絕望感以及對未來毫無希望。幾個月的佛法修行後，大部分的人覺得自己改變很多，對人生有新的看法，是佛法帶來這樣的改變的。他們學習將笨拙轉化成熟練的方法。他們學習十二因緣（Pratītya Samutpāda）、因緣法（conditionality），並了解到他們不需再被動接受一出生就伴隨之而來的可怕處境，而是可以對它做點什麼；他們可以真正過著人的生活。他們不僅被佛法轉化，還被佛法賦予能力。這些年來，從佛法與安貝卡博士偉大的願景中獲得的信心，讓他們注入活力，讓他們願意與其他村裡或鎮上很多人分享他們所學到的佛法。（參見世友先生演講稿：“Conference Theme; Health and Happiness through the Dhamma,” Bangalore, Aug. 18, 2013。）
5 1981年，古吉拉特省政府提供了政府部門的職缺給達利人（Dalits）。種性制度底下的印度教徒很惱火，於是在Ahmedabad鼓動可怕的暴力事件，以對付當地的達利人和少數佛教徒。我在這段期間到了那裡，每天晚上會在達利人聚集的地方（主要在貧民窟）發表演說。人們會過來聆聽，頭跟四肢都還以沾滿血的繃帶包紮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並不想要尋仇，而是想找到一條能令自己前進的道路。儘管受苦，他們充分接受了佛陀想傳達的和平的訊息！（參見世友先生演講稿：“Conference Theme; Health and Happiness through the Dhamma,” Bangalore, Aug. 18, 2013。）
6 參見世友先生演講稿：“Conference Theme: Health and Happiness through the Dhamma,” Bangalore. Aug. 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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