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學今詮　自 序

  釋昭慧

　　謹以本書獻給筆者的律學啟蒙恩師上印下順導師。

　　暑假禁足撰寫本書期間，林姿芳居士來訪，提及她在佛教界看到種種人事現象而產生的困惑，及其以「依法不依人」自勉的心情轉折，筆者告訴她：這種心情，在筆者初出家的時候也曾經有過——在對現實生活深感痛苦與無奈的時候，唯一支持筆者「在僧團活下去」的力量就是「法」。

　　但是當筆者依「法」研「律」，親近到像上印下順導師這樣的善知識，並在因緣際會中「依法以攝僧」，看著和合、安樂、清淨的僧團逐漸茁壯，學眾們的法身慧命日漸成長時，筆者才真正有了「在人間也可以體現『法』」的強大信心。

　　筆者提醒她：佛陀一方面交代吾人「依法不依人」，一方面又以「親近善士」為「四預流支」的第一支。《阿含經》中，佛陀更說：「滿梵行者，所謂善知識。」「依法不依人」，固然可以讓我們在現實逆境的人事擾攘中，不退道心，但是如果這套「法」，竟在人間社會無法落實，在人的身上無法形成「法」的典範，那我們還是會對「法」感覺遙遠而陌生，對自己產生悲觀與疑惑的。不能行於人間，不能在人的身上獲得驗證的「法」，對我們的生命又有什麼幫助呢？

　　然而筆者之所以從這種心境中跳脫出來，就是因為其後親近「法的典範」之善知識，得大法益，也有機會看到僧團因「如法行律」而減除人我是非，日趨和樂清淨。

　　林居士告辭之後，筆者仔細思量，手邊正在撰寫的本書，又何嘗不是筆者「親近善士」以治學術，並實驗性地「依法以攝僧」的一部「心得報告」呢？

　　有這個機會撰寫本書，還是導師慈悲促成的。

　　第一、筆者早年學習戒律，曾經走過一段為期不短的迂迴路，總覺得有一些在學理或實踐方面無法突破的難點。但是自從看過印老人的著作，接受過他的教導後，再度學律研律，發現這些難題已經不攻自破。

　　其次、民國八十年八月間，接受嘉義市彌陀寺圓哲法師與道俊法師之邀，在該寺為夏安居尼眾及福嚴佛學院研究部同學，講授了半個月（三十堂課）的戒律學，福嚴學生依上課內容而做筆錄，本書的部分內容，即是就著這些筆錄改寫而成的。而該次講律因緣之成就，也應該感謝他老人家。因為就在八十年三月間，筆者到華雨精舍，老人家垂詢起筆者的治學狀況時說：
「你也寫了好一些有關律學的文章了，不妨再完整地寫一本戒律學的書吧！」

　　當時筆者稟告老人：「將來我會這樣做，不過，目前教學工作頗為吃重，再加上固定的專欄寫作，所以可能真正要開始寫書，還得等到這一屆福嚴佛學院的課程結束以後，再正式地閉門寫作。這一屆結束，還要等兩年以後。」

　　沒想到不久後，圓哲法師和道俊法師就到台北善導別苑，邀請筆者在八月安居期間，為安居眾講授《比丘尼戒經》。本來安居三月，筆者是不可能參加的，因為要配合學校的行事曆授課；到了暑假，筆者也另有例行性的禁足計劃——由於教學寫作加上社會關懷，終年忙碌，而且時間被分割得很瑣碎，所以想在暑假的兩個月期間禁足自修，算是給自己一點休息充電與寫作長篇論著的時間與空間。也因此，三月安居期間的課程，無論在學院未放假前或暑休期間，筆者原都無法應邀講授。

　　但是一來兩位法師是長輩，不辭路遠迢迢而懇切面邀，這種為法精神，令筆者頗為感動；再者，想到導師不久前的勉勵語：「你也寫了好一些有關律學的文章了，不妨再完整地寫一本戒律學的書吧！」忽然間動了個念頭：何不把這些年來寫下的律學著作，和在佛學院講授律學的片段，作個條貫的整理，在安居期間，完整地講授出來呢？倘能如此，將來就可以本次安居律學講座內容作為基礎，擴充編寫成書，這樣也就不用等兩年以後再起步了！於是筆者稍為調整了一下暑期禁足的計劃，答應在陽曆八月一至十五日，南下授課半月。

　　想來假使沒有導師的一番鼓勵，以筆者的忙碌情形，是不會跨出「安居講學」這一步的。

　　授課期間，正為導師述意而筆者整理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作最後之潤稿，無暇隨即將所講內容整理成篇；而且不但兩年後沒有如預期地撰寫專書，竟然倏忽一過八年，筆者的其他著作都已出版了十六部，律學專書卻還遲未見問世。許多讀者都向法界出版社詢問：律學專書到底何時出版？這令筆者不能不將律學撰著計劃常常掛記在心頭。

　　仔細反省，覺得：忙碌已不是理由，否則其他著作又何以誕生？真正的原因是，筆者難免認為：該次講座的錄音帶既然已經出版，同道倘欲參考筆者之律學觀點，還不至於沒有接觸的管道，所以專書的出版，就減少了迫切性。再者，學生早已將上課內容作成筆錄，韓茵甚至還把三十卷筆錄悉數輸入電腦，有了這些資料，也就不怕假以時日要動筆時忘失內容，這樣一來，反而就不急著寫它，只有在學報邀稿的時候，把筆錄的部份內容整理成學術格式的文章，以塞稿責。

　　所以，安居講學，原為出書前之暖身運動，卻反而使得筆者「有恃無恐」，讓本書比預期的八十二年撰寫計劃晚了整整六年。

　　口語原就與文章有所差異，筆者發現：改一篇課堂筆錄，遠比一氣呵成地寫一篇文章還累、還花時間；更且以學術規格來重新撰寫，則已非原筆錄之風貌。本次禁足期間，計劃出版本書——《律學今詮》，這樣一來，又將原刊於學報的文章取來細細檢讀，覺得還是很不滿意，於是大幅度地加以增修，有些比原文篇幅，竟然增加了兩倍以上，有些則連題目都更動了——而且越是早期寫成的文章，改寫的幅度就越大。這除了文章與口語差異的原因之外，也由於學問進步了，人生境界也更成熟了，體驗的深度廣度不同，自然會不滿意原先的作品。然則本書之晚出六年，對讀者或筆者而言，又焉知不是一樁幸事！

　　廣律之中，記敘每一學處，都要講到它的結戒緣起，在撰本書之始，依此律學慣例，略述講律寫律緣起如上。

　　至於所講戒律學的題目，原來圓哲與道俊兩位法師是希望筆者講述《比丘尼戒經》的，但筆者以為：若只是將比丘尼戒作逐條之介紹，難免支離破碎，學律者容易詳其細部，而對於一些根源的律學原理，反而陌生或有所忽略；這種讀律方法，容易產生「見樹不見林」的教條主義之不良後果。若擬在未來做進一步的研律工作，也必會產生學習瓶頸。因此筆者想用三十堂課，授以律學研究方法論、律學的根源理論，以及律學的實踐原理，拋磚引玉，俾方便僧眾學律，得以舉一反三，而志在研律者，也可以此作敲門磚，減少迂迴摸索的工夫。於是徵得兩位法師的同意，講授「聲聞律之理論與實踐」。

　　八十四年與八十五年六月期間，兩度受台南接天寺法光法師之邀，為安居僧講戒，筆者遂分別開講「聲聞律之羯磨法」與「比丘尼戒經」，亦有雙林寺學僧筆錄，並由心住法師發心整理，鍵入電腦。之所以選定這兩個題目，是因為意圖將前後三次安居講座的內容作一銜接：第一次重在律學原理，第二次重在作持，第三次重在止持。這就構成了律學「由原理而規範」、「由知而行」的完整次第。

　　待到近時，將這三次講座的講義、筆錄及已撰文稿翻閱了一下，才發現內容之多，已非單一書本所可容納，於是決定：在本書中，先將「律學基本原理」相關文章整理出來，並以示範的方式，從此一基本原理引申出三個重要的應用議題，期讀者可以舉一反三，將律學之基本原理，貫串運用於任何毗尼研究的議題上。未來如有因緣，筆者會再就「止持」與「作持」的原理與規範，分別撰寫另外的兩部律學專書。

　　本書共計十篇論文，其中闡述「律學基本原理」者計有六篇，其餘四篇則分別剖論三個重要的應用議題：

　　一、現前僧伽場域的劃定——有關「攝僧界」的規範：這是僧伽「和合」與否的認證基礎，是「依波羅提木叉為師」以平等施行民主議事的大前提，沒有這第一步，吾人就無法認定：哪些是僧羯磨中有權利也有義務要出席的僧伽成員？從而無法確認出、缺席人數，也就無從分辨議事是否已如法地在和合眾中舉行。有了明確的場域（界），不但議事得以如法進行，而且「現前僧物」的平均分配（也就是「利和同均」理想的實現），才有執行的可能。

　　二、滅除諍事的程序法：這是僧伽共住共事出現諍議，而作危機處理時，不可或缺的程序正義；它的施行，可以達到「令僧和合安樂清淨」的實質效益。在這部分，由於文獻比對與實務經驗都有豐富的素材，所以筆者改寫了兩篇舊作，分別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及寫作風格，闡述此一議題。

　　三、佛門女性的地位：有鑑於條文規範、文獻記載、歷史情境與現實狀況，都對比丘尼不利，引生種種的心理障礙與結構問題，這已構成男性與女性、僧團與個人的重大損失，又違背「眾生平等」的根本原理，忝為佛門女性（特別是比丘尼）的一員，自然無法緘默，故此列為筆者首要關切的議題。

　　最後，在篇首加撰「律學研究方法舉隅」，回顧自己學律研律的過程，以及所常運用的幾種律學研究方法，聊表對律學同道分享經驗的獻曝之忱。

　　本書重在戒律內涵之解析，而非版本之比對研究，所以除非各部律中有異說出現，足以影響本文之推論過程與結論內容，必須逐一列舉異說，否則凡內容大同者，會儘量依中國佛教熟悉《四分律》的傳統，引《四分律》文而為教證。

　　因緣和合，方能成事。本書之出，除了感恩印公導師的教誨與鼓勵，也要感謝當年筆錄、整理律學講座的福嚴、弘誓學生悟殷、海青、常億、維融、德志、性淨、禕心、地律、善森、心住……諸師與韓茵居士，還要感謝辛苦執行編務的印純、印悅二法師、細心為本書核對出處文字的維融法師、忙中撥冗為本書作封面設計的空寂法師與黃華秀居士、執掌印行事務的王彩虹居士，還有雙林寺眾學僧——因為他們辛勤操持道場勞務，讓筆者及編校同學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專力「趕工」，摧生本書。當然，從讀者時常詢問出版時日所帶給筆者的壓力而言，本書也可說是讀者們催生的，所以，筆者也要對這些等著閱讀本書的讀者誠懇致謝！

　　教界也有許多人，對筆者許多衝擊既有價值觀（特別是責備男女尊卑之階級意識）的律學觀點，充滿疑懼之情。可以預見的是：本書會與印順導師的著作陷入同樣的命運：成為許多寺院、大專佛學社團與佛學院的「禁書」——其實筆者的著作，早已就是許多上述單位的禁書了。但是筆者深具信心，認為正法足資檢驗，歷史也會證明：筆者的這些觀點，不會錯到哪裡去！
就在本書完稿之際，加拿大多倫多的體修法師傳真告知：謝慧輪老居士捐贈法界出版社的遺產——房屋一層，業已賣出，扣除稅金、律師費及其他雜項，餘款加幣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五點一一元，即將匯入法界出版社的帳戶。這使筆者回憶起作為謝老居士「遺產執行人」的一項插曲：

　　謝老居士早年於印公導師座下皈依三寶，後因慧瑩長老尼之推薦，而讀到筆者的著作，可能是因為性情相契吧，她竟然生大歡喜心，在慧日講堂重建之際，發願身後將房屋遺產捐贈出來，一半給法界出版社，做為出版拙著書籍的基金，一半給慧日講堂，做為重建的專款。筆者知道之後，立刻向講堂方丈如虛長老報告。遽料講堂建訖，謝老居士認為講堂已無捐款必要，竟然變更了遺囑，全數捐贈法界出版社。及至去年九月間，謝老居士辭世，筆者在出發多倫多前，猶不知情，還向如虛長老報告行程與目的，並說：回台後會立刻報告處理情形。及至抵達多倫多機場，體修法師（另一遺囑執行人，謝老居士之生前摯友）來接機時，告知遺囑內容，筆者這時頗感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筆者一向視錢財如糞土，又珍惜如虛長老的知遇之恩，雖非法界出版社的發行人，但是作為該出版社的作者，還是有避免「瓜田李下」之嫌的必要，於是決定：隱瞞「遺囑變更」之事實，等遺產賣出之後，不動聲色交出一半給慧日講堂了事。所以回台之後，絕口不提遺囑內容，只向長老報告處理情形與後續事項。

　　但是另一方面，這漫長（將近一年）的等待遺產處置期間，筆者又在良心上受到責難，覺得這樣做，只是深厚的「我愛」在作祟，它雖然不是表現在「愛財產」上，但卻是表現在「愛清譽」上。這樣的決定，固然保護了自己，卻有負謝老居士的託付，有違「遺產執行人」忠誠執行遺囑的角色，而且還有將指定項目的捐款「異迴作餘用」，而違背波羅提木叉的過失，於是終於鼓起勇氣，於六月間長老行將卸任慧日講堂方丈之際，將「遺囑變更」的實際情形真誠相告，並設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謝老居士的遺產，悉數遵遺囑交予法界出版社，以免有「異迴作餘用」的過失，也不違背謝老居士的遺願。另一方面，從筆者所主其事的單位，湊出相當於遺產數額之半的一般捐款，在如虛長老的見證下，捐贈給佛教界其他需財孔亟的教育或文化單位，這樣也就避免了瓜田李下之嫌。

　　這段處理經過與心路歷程，何以在本書序文中「和盤托出」？除了寫作序文正逢謝老居士遺產匯入之時節因緣而外，也想分享筆者的生活經驗——在面對不同的律學規範時，深感兩難，而又必須作相對善巧的抉擇，並從抉擇中透視、檢討自己潛隱在心的價值觀，有否合乎正法與律？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小段生活中的「律學今詮」吧！

　　是為《律學今詮》序！ 

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于雙林寺，時禁足中

　
本書目前已由法界出版社印行，全書四百一十四頁，十六萬四千字，定價450元，寺院、法師九折，團體（十本以上）八折。郵撥帳號：15391324法界出版社。洽詢電話：(02)25784742，傳真：(02)2570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