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期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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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上演^下培上人之菩薩德行

                                                        釋淨珠

一、    前言

    世間幻化無常，稍縱即逝，人生百年，猶如海面一浮漚。如何於「人身難得」今已得之生命中，充實、體證福慧二徳之圓滿，是為我人須思考再三之修學問題。而這即是菩薩道之所應修、之所應行事，當於自利修學外，不棄苦難眾生之利他人間行。於今十一月二十日（農曆九月三十日）為先恩師^上演^下培上人圓寂十週年紀念之前，憶起其生前風範，縈繞於腦中久久揮之不去。

二、       說法猶如獅子吼

    ^上演^下培上人（以下稱演公上人）給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說法講經、學院講課時之聲量猶如獅子吼，一聽其聲，精神將為之一振，睡魔即抛於九霄雲外，想不集中精神都不可能。尤其在四五十年前，善導寺、慧日講堂之佛殿坐滿了聽眾，不用麥克風，最後一排者都還可聽清楚其法義，聲如雷霆，真可震撼人心。尤甚者，其音調更是抑揚頓挫，不快不慢，如此音韻煞是好聽，也從來不曾聽那位法師如是說者，攝住信眾之心，使安住於所剖析之深入淺出法義思惟中，這種說法，是無人能出其右者。這在越南的佛隣居士，聽過法音後亦有同感的說：[1]

『法師在越南三十講會，余預其二。其態度之莊嚴、聲音之宏亮、字句之清            晰，真乃獅子吼之大法音，亦不假修飾之大文章也。』

三、    辯論則口才無礙

    演公上人於民國四十六年，還在新竹開辦女眾佛學院期間，即受泰京龍華佛教社之請，前往泰國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安塔三週年紀念，並宣講佛經；同時也受邀越南超塵法師、柬埔寨法亮法師函請，如是於次年四月三十日起，則有三個月的時間遊化南天三國，法雨普滋異域，所到之處，皆萬人空巷，備受各界人士熱烈歡迎，這是中國佛教之光榮，也是上人德學兼備的感召。

    在《南天遊化》一書之「前言」說：[2]

『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朝禮許多響往已久的聖地，訪問了許多學者大徳，

……在各地作了七十餘次的演講，三次公開質疑的辯論，使我履踐了溝通大小乘佛法宿望的初步。』

    泰國人民所信奉的是屬小乘佛教，對大乘佛教則有不能認同的部份，是以上人除為僑胞解說大乘教理外，曾對泰人說法三次。第一次是在法宗派的佛教大學講的「大乘佛教三系的異同」；第二次是在佛教青年會講的「大乘佛教的特色」，於會後，即有警察中將乃坤提出三個問題、女論師坤攝提出四個問題[3]，請立即答覆，因而引起大乘與小乘的爭論。演公上人予以詳細的解答，終能使聽者問者，都欣然接受。第三次是在泰國佛教總會講的「有關阿毘達磨的種種問題」，因這裡是研究南傳阿毘達磨的中心，今就討論南北傳的阿毘達磨。然阿毘達磨是否佛說，乃又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論戰，共辯論了一個多小時，因時間關係，末能再辯論下去，是以又約定於離泰前二日的晚上，在龍華佛教社再行一次公開的辯論大會。泰國方面出席的人很多，但主要的發言人計有三位，中國方面答問的只演公一人。與佛使比丘單獨辯論約一個半小時，完全是有關大乘問題；坤攝女論師所問是有關小乘阿毘達磨問題；呂清水居士所問是有關服裝、拿錢、吃晚飯等形式問題。其中對佛使比丘，是如他一樣的誠敬的一一為他解答；對於坤攝女論師，則論爭比較尖銳一些；至於呂居士所提，則毫無保留的予以反擊。在這場長達三小時的辯論中，都被他們認為答得很對，這是一場最激烈的辯論[4]。對此無諍居士張齡於《南天遊化》之序中說[5]：

『與列邦賢德，反覆其論議，法音如雷霆，慧辯如雲雨，其諸論師，罔不傾誠罄敬，咸歸折攝。』

四、       育僧不遺餘力

    演公上人自奉太虛大師慈命，至法王寺辦法王學院以來，對學僧態度慈和、循循善誘，因第一次辦學，自身亦於此得到很好的教學經驗。後至華西佛學院、成都十方堂講授《俱舍論》，然華西因經濟問題而停辦，於十方堂「界品」未講完，忽患咯血病，如是則靜養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八年抗戰勝利為止。

    後又由大師推薦，到杭州主理武林佛學院，要向大師禮別前，大師開示道[6]：

『中國現雖抗戰勝利，未來災難會比日人侵華還要悽慘，因而現實世間更需要佛教，要弘法僧才，因而顯得僧教育更重要，沒有僧教育怎會有僧才？沒有僧才怎能弘揚佛法？佛法又怎能普及人間？人世間的災難又怎能免？是以你們去杭主持僧教育，實負有重大責任，你們不特要以言教切實教導青年，更要以身教做僧青年的榜樣，方能造成德學兼優的僧才，也才不負我介紹給你們去的一番心意。』

上人對虛大師的訓示，則是緊記在心。於後，由於咯血病及戰亂，雖又至漢藏佛學院、上海佛學院講《異部宗輪論》、《解深密經》，皆因時局所迫而間斷。

    民國四十一年夏曆二月十九日抵台，至新竹講習會負起教學工作，演公上人除授課，早晚殿以及勞作，沒有不與學生打成一片，如種菜、施肥、抬糞、舖地等，都是在學僧前。甚至早晨起在學僧前，晚上睡在學僧後，如是的以身作則，不只寺主滿意，有心於僧教育者，亦認為這樣，可以造作有用僧才。是以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僧雖僅十二人，卻是日後佛教優秀法將，各為一方化主，如台中之聖印法師、基隆之修嚴法師是。

    民國四十六年，導師在新竹開辦女眾佛學院，導師自任院長、上人被聘為副院長。民國五十六年，於台北慧日講堂開辦「太虛佛學院」，上人則被聘請為院長乃至福嚴佛學院第一屆之院長。民國六十六年，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修嚴法師創辦「華文佛教學院」、民國七十九年高雄元亨寺創辦「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究所」，皆禮聘為院長。若從星洲回台，必至學院為學僧授課或開示，期培育僧才之用心，一直秉持虛大師及印公導師之辦學理念，以培養住持佛法之僧才而努力不懈。

五、    侍師謹遵教示

    演公上人自認[7]：對佛法的些許了解，確是從導師思想薰陶得來。原因是：上人自圓受具戒後，於求法過程中，先到觀宗寺弘法社，聽天台一家之言。後到閩院與覺津，覺津只讀三個月。到漢院，在院長虛大師領導下，漢院確是首屈一指最理想的佛學院，能進入此學府，並得大師慈許為旁聽者。[8]

    在漢藏教理院，聽虛大師許多的開示：如《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諸法有無自性問題》、《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等。尤其是講《真現實論》，乃從大師自心中流露出來，不是依於經論，實是具有相當思想的力說。

    此時最重要的，就是由虛大師特別推薦的「多向印順法師學習」[9]之函示。因印公對佛法有獨到思想、深刻認識，希望從印公學，對佛法會有些許特殊了解。印公導師之治學[10]：

『始終抱著精嚴謹慎態度，對佛法每個問題的看法，從不絲毫游移含混，正因如此，所以著書立說，從不人云亦云，更不限於一家，亦不拘於一格，對於三藏教典，曾經博覽多次，而記憶力奇強，不論什麼重要論題，總能歷久不忘，得有輝煌成就。』

    如此，印公即於其靜室，專為演公上人及妙欽、文慧三人講奘譯《攝大乘論》，並記錄成講記。於講解中，講到特殊處，尤其對論題有不同看法時，以附論點出，全書有四十六個附論，各各皆有新意。此後，於法王學院，特禮請印公為學院最高導師[11]，在教學方面，指導教師如何教學，策勵學僧認真學習，以使學院能辦得理想。演公上人，不僅負責院務，教書授課，導師在法王寺為學僧講《金剛經》時，上人亦隨班聽講並錄成筆記；下學期，導師除為學僧講《印度之佛教》，又為教師講《中觀論頌》。於法王學院三年，一方面辦學，一方面從導師學，期間確得法益不少。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虛大師復令上人及妙欽法師主持杭州武林佛學院。上人認為：大師慈悲至極，唯有在僧教育方面，做出一些成績，方能勉報大師的慈恩[12]。在杭州辦學，最感欣慰的，就是印公導師及法尊代院長，先後到院看會覺長老及上人和妙欽法師，並請為學僧開示，實是最極殊勝因緣。

    為避國內戰亂，上人與導師先後到香港。為出版《太虛大師全書》，上人與續明法師負責校對，為校對，上人經常往來香港粉嶺，導師安住覺林，寫成不朽的《太虛大師年譜》。《太虛全書》之印行，有錢就印，無錢就停。導師慈悲，不論環境怎麼艱難，總是手不釋卷以法安心，亦為使大家安心為法，於停印時，就為大眾講《大乘起信論》，於後又講《勝鬘經》及《淨土新論》，均由上人及續明法師記錄成書。有時與諸法侶共研究《俱舍論》，彼此確皆得大法益。

    民國四十一年後，上人與導師先後至台灣，導師亦於新竹創建「福嚴精舍」，親近導師之緣，直至演公上人圓寂，不曾間斷過。

    上人在福嚴學團自修，確實不想多活動，只求能在佛法上更深入，且導師回精舍時，亦指導如何學法，怎樣了解佛法思想演變，這是每個在學團中同修共學所最樂意的，亦是導師當時要指導大家的一大心願。但世事難料，在導師發此心願要來指導時，慈躬忽然違和，不但不能回精舍指導，善導寺的法務亦不能維持，「有事弟子服其勞」，上人認為，既是導師弟子，對老人所負責任不能不待其勞。結果，演公上人奉導師慈命，暫代維持善導寺的法務。人雖住在福嚴，每週不得不到善導寺為眾說法，甚至於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在善導寺宣講《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發菩提心品》七日，雖對聽眾確有法益，對自己的自修，確有很大的損失[13]。

    民國四十六年的春天，上人本得到一個去日本講學的機會，經過很久的考慮，開始辦理出國手續，以期能在日本作長時期的弘化和修學。這時，導師印公上人，為了專心領導福嚴精舍各法師們的學業，決心摒除外緣，不能兼顧到善導寺的法務。善導寺的護法會，乃決定由演公上人來接任主持[14]，日本之行不得不作罷。

    導師於《平凡的一生》[15]中也說：

『演培蘇北高郵人，可說是與我共住最久的一人！從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對福嚴精舍與善導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時，由他代為維持法務，可說是幫助我最多的一人！』

就是往後印《印度之佛教》，樂助福嚴精舍的增建費，是奉獻了演公僅有的積蓄及預約、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論》的餘款，演公本人是節儉的，却不吝於為法或幫助別人。

六、    盡己力應所求

    演公上人由於辦學，有時亦感「書到用時方恨少」，一心想在佛法上多用一番功夫，然於善導寺宣講七日的《發菩提心品》後，於是年（民國四十三年）冬，桃園龜山覺海寺寬誠法師，親來精舍禮請，於彌陀聖誕舉行佛七期間，為諸信眾講說《佛說阿彌陀經》，使諸信眾知道念佛之義及求生淨土之法。這是最初剃度弟子的第一次請求，當然得答應。

    民國四十四年春，台北菩提講堂請講《佛說善生經》，令諸信眾明白怎樣做人，人事間應怎樣的相互協調等。於後，又於新竹佛教支會，為普及一般佛化教育，假證善堂成立佛學學習班，禮請為名譽導師，實際要為學眾講佛法的。

    到東南亞各地弘法，對各地道場的求法懇請，更是應接不暇，甚有索請墨寶者，上人說[16]：祇要請我，就盡量做到「有求必應」，這對「眾生有所求，必定滿其願」之慈悲行，是須何等耐力、毅力之大悲願者才能承受之。

七、    星洲福利慈善

    在遊化南天三國時，於泰國，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告訴上人說：『不論我國做些什麼慈善事業，出錢出力，華僑比我國人都多。』上人回答說：

『華僑熱心於社會慈善事業，一方面是受我國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我國大乘佛法的薰陶，因為大乘佛法是以布施為首的，而且布施是接近眾生的最勝方便。所以大乘佛法，不論講六度、談四攝，總以布施為第一課題的。[17]』上人即參訪專門以施診給藥的中和堂、收容年老、孤兒之報德善堂，此堂又辦有施粥處，貧民醫院及濟難處等[18]。上人說：對於這樣的慈善機構，我是特別感覺親切的。到越南，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戰士死傷很多，以致造成無數的老弱婦孺，而孤兒則是最無辜的，所以我們佛教徒，對這苦難的人群，更會激發起悲願，所以紛紛出來創辦孤兒院。上人在越講經期間，有一無相布施的佛教善信，自動拿出錢來要由上人作主去做救濟，由是而參訪了淨心孤兒院、嵐毘尼園孤兒院及福壽孤兒院等。上人認為創辦孤兒院，不特符合佛陀的慈悲心願，實亦表現了佛教徒應有的精神。

    佛教應辦慈善事業福利人群，是太虛大師倡議佛教應改革以來，一直在喊著的一句響亮口號，佛教大德亦多本佛慈悲在實行著的。於新加坡，如中日戰爭時，國內大德南來行化，且募集醫藥費等，獲得大好成績。迨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於民國三十一年，進佔新加坡，強迫人民為勤勞奉仕隊，徵調無已，但若信奉佛法，凡參加佛教救濟者，可免徵調，一時欲避役者紛紛加入，救濟不少人民[19]。       

    今演公上人在星，因感得諸長老護念，諸位居士護持，政府給予種種方便，故應本佛教說報四恩的精神，做些佛教社會利益人群的事業，以報各方給與的恩惠。所以從民國六十八年進住女院後，開始想做福利事業，救濟所能救的貧困人士。於一九八0年，第一次到老人院及難民營進行救濟，規模雖小，社會人士卻極為重視，認為這是佛教慈悲救苦精神的表現，後又續辦多次敬老尊賢晚會等。如是進行社會福利事業，受到各界重視，深感受到鼓舞，為更推動此一有利人群大業，遂成立「佛教福利協會」，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往後一方面發揚佛教慈悲精神，一方面配合政府政策，從捐血運動起、腎臟保健、洗腎中心、托兒發展中心、福樂林、觀明綜合醫院乃至關懷中心、青松半途之家、福慧圖書館等種種福利救濟事業，接踵成立，不畏艱辛地來服務社會群眾，這悲心願力，猶如觀音菩薩的「弘誓深如海」，利益一切眾生之菩薩大願行。

八、    結論

    演公上人之一生，真可謂菩薩身行之寫照，年少時之精進求法，雖是戰亂，亦不畏艱辛至各學院參學，故得親近印公導師而為學佛之指標。因有佛法根基，為虛大師奉派至各佛學院負責院務，得以教學相長；至台，輔助導師成就法務經驗，更能弘化東南亞各國，廣作獅子吼，將大乘佛法傳佈於南傳佛教國家，其辯才之無礙、為大眾所虔敬，且所到之處講經、開示、說法，主題少有重覆者，這若非「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怎可能有如此廣泛之講題來解說。往後為更實際的發揚佛陀慈悲大願行，而朝向社會福利事業發展，這是由「自利」之根本智而達「利他」之後得智之所表現，也是因時、因地、因人之不同而引發之善巧法門。由中國至台灣，遊化東南亞，最後駐錫新加坡，所化度結緣之人真是無量無數，內心至誠的讚嘆：^上演^下培上人，您真是一位人間大菩薩！

    上人曾著有《諦觀全集》二十八冊、《諦觀續集》十二冊及《六祖壇經講記》等單行本流通於世。於上人圓寂後，剃度徒諸人等，為永久緬懷恩師德學，及使後學者能從此淺白語體文述說中，即讀即知，且能即行即修。故於今將其遺著重新排版印刷，結集成四十五冊之《演培法師全集》，以為圓寂十週年之紀念。恩師上人雖上升兜率，以期其法身舍利能永留人間，為佛弟子之導航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