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身說法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 主講:世友居士 翻譯:游祥洲教授 整理:鄭翠華 時間:2002/1/21 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l 92年3月30日上午,在第四屆印順導師九八嵩壽的「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上,有幸邀請世友居士蒞臨大會作專題演說,其因緣是根植於一年前(91年1月21日),在游祥洲教授的安排之下,世友居士來到本院的一番感人演說。由於在研討會中,世友居士已發表了英文論文,可供讀者參閱,本刊乃將前次在本院的演說內容刊佈如下,以饗讀者。 l 世友居士係英國倫敦人,卻以傳教士的堅毅與熱情,長期留在印度,從事佛教復興運動。 殊勝的因緣(昭慧法師)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世友居士及游祥洲老師蒞臨弘誓學院。游祥洲老師,大家應該不陌生,他是佛學界的前輩,當我們還剛起步學佛時,游老師已經在教授佛法。這些年除了任職中央通訊社研考室擔任主管之外,猶且不捨眾生地在教界弘揚佛法,是一位讓我們敬佩的居士界前輩。 而他也相當謢持本院,很難得世友居士來到台灣參加中華佛研所的學術研討會,游老師就請他撥出一個下午的時間給同學。很早以前,透過游老師的介紹,我便聽過世友居士的大名。我們都知道,印度是佛教的祖國,但早在十二世紀時,佛教卻在印度衰亡。長久以來,摩訶菩提會在印度從事佛教復興的工作,把佛法的種子重新播撒回印度的土壤上。這樣一位重要的人物,今天現身說法,來談復興印度佛教及當代印度佛教史,這是相當殊勝的因緣!我們以熱烈掌聲來歡迎世友居士與游祥洲老師。 種姓制度的產物——賤民(世友居士) 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有婆羅門、刹帝利、商人、勞工、及最低階的賤民。表面上印度已經獨立五十年,法律也不允許對賤民有所歧視,但整個社會依然被種姓制度所控制著,最低階的賤民依然是最貧窮的一群,活在最落後的地區,且受到嚴重的歧視。例如,今年印度大地震,賤民也因種姓制度的關係,受到極不平等的待遇,印度政府從外國所接收到的救濟物資,大部份送到城鎮裡,而住在郊區的賤民,都得不到任何的救濟。 到印度除了朝聖之外,不妨注意印度社會內部的文化。在印度,只有一種人可以從事清潔掃街的工作,那就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賤民。一位在掃街的婦女,她的父母、祖父母,上溯到世世代代的祖先及後代子孫,都是從事這樣的工作,而且只被允許做這樣的工作,而她自己也没有覺悟到,除了掃街之外,她還可以從事別的職業;相同的,一個在街上擦皮鞋的人,他的父母、祖父母,追溯到世世代代都是擦皮鞋的,而且只被允許從事擦皮鞋的工作。在印度,所有比較骯髒、比較粗重的工作,都是由賤民來擔任的。在孟買風化區的女子,絶大多數也是來自於賤民,而賤民孩子也受到嚴重的童工剝削。 印度佛教復興的創始者——安貝卡博士(世友居士) 四十五年前(1956年)佛教在印度復興起來了,推動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原動力,來自賤民。而帶領他們從事佛教復興運動的領導者,則是本身就出自賤民的安貝卡博士。他是印度獨立憲法的起草人,也是印度獨立後第一任司法部長,雖是賤民出生,但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到英國、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然後回到印度從事社會平等運動。他制定法律來消除對賤民的歧視,但他發現這是不夠的,因為真正問題來自於人民的心態。 印度有一口水池,大部份的人都可以到這裡喝水,豬、狗、牛等動物都可以飲用這池水,唯獨賤民不允許,因為當地居民認為,只要有賤民碰到這口池,這池水便被污染了。當印度是英國殖民地時,便已經宣布:没有一個地方可以禁止賤民進出;但當地居民還是不能接受,所以安貝卡博士發動了一個示威活動,親自帶領一群賤民,來喝這口池的水。就在活動當中,有好幾位賤民被打死了,事後當地居民還拿了很多消毒的物品來清潔池塘。在印度教信仰裡,他們認為,賤民的靈魂是被污染的,永遠不可能到大梵天去,甚至在太陽底下踩到賤民的影子,他們也會認為被污染。 安貝卡博士在皈依佛教前,研究過很多宗教,最後他認為,只有透過佛法,才能徹底改變人民對賤民不平等的心態,也才能救現今的印度。為了要擺脫讓他們變成賤民的印度教,於是他們成為佛教徒,投入佛教復興運動。1956年十月,也就是阿育王改信佛教的紀念日,安貝卡博士帶領了50萬人,在龍城一起皈依佛教,然後一個月內,許多大型的皈依活動,不斷地在進行著,約有三百萬人皈依佛教。但這些賤民皈依了佛教之後,生活依然相當困苦,最可悲的是,佛教界很少人知道這樣的事情,所以他們很少得到外界的幫助,在印度,没有人會教導他們佛法,除非國外的佛教人士發心去教他們。 現在每年十月的佛教復興紀念日,約四十萬印度佛教徒,便會趕到龍城,來慶祝佛教復興,並紀念安貝卡博士;在印度國會廣場前,也豎立了安貝卡博士的塑像。印度佛教徒之所以如此敬重感恩安貝卡博士,主要是他指出一條希望之路,讓大家可以透過佛法的修習而自我轉化,即使別人已把你定位為賤民。 印度佛教復興的傳承者——摩訶菩提會(世友居士) 我不是台灣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英國人,但我在印度住了二十六年,是我師父僧護大師叫我到印度去幫助那些賤民的。我師父告訴我說: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欠印度一份情。因為佛教是源自印度的,不論日本、西藏、蒙古、韓國、緬甸、泰國、中國,所有國家的佛教都是來自印度的,但我們要認知到,現今佛教在印度,是完全的死亡了。大約在十三世紀左右,佛教在印度被滅掉了。現在到印度,不太容易碰到佛教徒,我師父在印度閉關很多年,他在印度盡其所能去教導那些初發心學佛的人,但他在1964年回到英國推動佛教。1978年,我師父幾乎用命令的口氣,叫我到印度發心,所以我就這樣一直留在印度了。 我們面對的是很貧窮的眾生,所以除了弘揚佛法外,我們也做了很多社會福利的工作,學習佛法是不能忽略週遭人群的。關懷週遭人所面臨的困難,以及給予他們協助,這是必須的,所以我們在印度做的,包括社會救濟。 1993年印度大地震,在麻省東部,我們立刻在災區成立孤兒院,收容地震孤兒。除了提供衣食住的基本物資外,我們輔導他們到一定階段後,便送他們回到學校。目前我們在印度有二十一所孤兒院,其中有三所便是在1993年地震災區設立的。去年印度的大地震,有二萬多人喪生,我們的普濟會馬上到災區救災,緊急搭了一仟五百頂的帳篷,並提供基本物資所需,為了長期的救護工作,我們建立了男眾與女眾的孤兒院,除了物資上的救助,災民們心靈創傷的復健才是需要更大心力的投入。有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許多國外救濟團體要在災區建孤兒院,但當地的地價被拉抬得很高。 因為我們過去在弘揚佛法及慈善救濟的經驗,使我們到地震災區的救援比較有效率;四十五年來我們在印度推動復興佛教運動,主要的動力是源自於賤民階層,所以地震發生後,我們馬上派幹部,對那些得不到任何物資的賤民進行救濟的工作,而台灣也適時給予我們經濟上的支援,讓我們可以緊急採購物資送往災區,在今年印度大地震中,我們可說是唯一代表佛教去救濟賤民的團體,而能夠實踐這次救災工作,則來自於台灣佛教朋友的支持。 面對苦難的眾生,我們在印度弘法的第一個工作便是解決他們貧苦的生活。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有強烈的向上意志;我們用相當克難的方式辦幼稚園,大約花了六千元台幣,在這幼稚園裡我們可以辦很多活動,早上辦幼稚園,下午是貧民婦女縫紉、衛生常識的教室,傍晚幫小學生課後輔導,晚上則是佛堂。在印度升學壓力很大,只要功課跟不上,便會被社會淘汰,我們的基本理念便是要從教育上來幫助這些貧民,這也是我們辦幼稚園的原因。很幸運的,現在我們工作了二十幾年,在麻省的每一個村莊都有佛教徒。在印度所組成的印度佛教普濟會,約有二十多個弘法中心。 不論我們在印度做了多少賑災的工作,我們最終的核心工作還是弘揚佛法,我們訓練的幹部都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們都有固定禪坐及共修的課程;無論這些老百姓生活多貧窮,他們心中最渴望的還是法的需求,所以只要有人到當地弘法,他們便會飢渴似的聚集來聽法,並以最隆重的點燭火及供花來歡迎弘法者;因為經濟上不是很寬裕,所以我們是以相當克難的方式來弘法,通常是在兩棟建築物中間的走道上搭起臨時佛堂,在那種地方弘法是相當鼓舞人的,你可以感受到老百姓求法的渴望,他們迫切想透過佛法來改變自己成為更有用的人,而即使在貧民窟,也會設有很小很小的佛堂。 他們没有外界的朋友,所以很希望其他佛教徒能視他們為兄弟姊妹並鼓勵他們,達賴喇嘛也曾經到此地來看望他們,現階段我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有能力弘法而又能推動社會工作的幹部;我們在佛教復興的發源地龍城建立龍樹學院,並成立女性平等協會及女眾學院培訓領導幹部,以上所為是透過安貝卡博士的啓發,而在印度推動復興工作的情形,希望讓印度貧民窟的下一代能在我們的努力下有更美好的未來。 印順導師對印度佛教復興的關懷(游祥洲教授) 幾年前,我帶世友居士去拜訪印順導師,當時我跟導師開玩笑的說:「師父,我讀您的書,其中對《印度之佛教》這本書很不滿意,因為這本書最後一章是『印度佛教之滅亡』,這讓人看了很洩氣。師父您應繼續再寫下一章,叫『印度佛教之復興』。」平時老人家話不多,但那次拜訪,導師一連談了五十分鐘,不時問世友居士在印度工作的情形及是否有吸収英國傳教師的優點等等,這可看出他老人家對印度佛教的關懷。太虛大師曾說過一句話「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而世友居士就是站在第一線上且擁有如此情操的菩薩。 問答討論 昭慧法師問:據說現在印度佛教徒約有六千萬人,而目前基督敎也是以賤民為基礎在印度傳教,特別是德雷沙修女,在加爾各達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當地人民對基督敎的接受程度如何?對社會產生多大的效用? 世友居士答:基督敎在印度已有二、三百年傳教的歷史,陸續已有印度人信仰基督敎,特別是賤民階層。但近五十年來,信仰基督敎的人反而減少,原因在於,安貝卡博士曾公開宣佈:基督敎並不適合印度,但他對基督敎博愛的精神是認同的。德雷沙修女在印度也是受到人民廣大的尊敬,但有人質疑他們常在人們臨命終,生命最脆弱時,鼓勵人信教;基本上印度人對德雷沙修女的尊敬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個人不認為,她會引領印度人信仰基督敎的風潮。印度有許多基督徒,是為了傳教而去做社會救濟的工作;一般來說,印度人不太喜歡如此。我們在印度推動佛法時,不是用這樣的思考模式在運作,我們在貧民窟服務的對象,不分是否為佛教徒,所以接受我們救助的人,没有是否要皈依為佛教徒的壓力。 昭慧法師問:前一陣子在基督敎雜誌上的報導說,在印度,基督敎與印度教之間關係緊張,甚至有一位基督敎牧師與他的兒子在車上被印度教徒燒死,為何他們之間的對立如此之嚴重?而相對於此,佛教與印度教是否也有些微妙的關係存在? 世友居士答:基督敎與印度教緊張的關係,有兩種背景因素。首先因為有些基督徒在印度傳敎時,帶有很強烈的侵略性格,這種性格印度人不太接受。我認為這些在印度的傳教師的作為,如果被在西方支持他們的宗教師知道,他們也一定不會認同的。當然很多在印度的基督徒,他們是相當優秀的,我本身也常與他們往來。另一因素是印度教本身似乎有愈來愈右傾、極端化的傾向,不太能容忍其他的宗教。 佛教與印度教的關係並不如此緊張,但緊張度還是有的,主要是印度教徒並不認為皈依佛教的賤民可以改變他們賤民的地位,在貧民區及郷村常會有衝突發生。整體而言,印度還是存著某種程度的緊張,而在印度,佛教徒是以降低衝突的成熟態度,來處理這種關係,所以印度教比較會將注意力放在回教及基督教,而不太會注意到佛教。 性廣法師問:在印度,除了賤民以外的人民,他們信仰佛教的情況如何?佛教是拯救苦難眾生的,但以賤民為基礎的情況,是否會形成「佛教就是低下階層人的宗教信仰」的刻板印象? 世友居士答:的確,在麻省有些人根本認為佛教便是賤民的宗教;再者,許多除了賤民以外階層的人士,對佛教也很有興趣。從印度的歷史文化來說,佛陀對印度有很大的影響,而讓上階層的人來接觸佛教,則是佛教復興運動第二階的使命。去年我師父僧護大師便指示我說:「賤民的工作已到了一個階段,現在應跨出去接觸印度其他階層的人,因為如果在印度,佛教只有賤民才信仰,那根本就没有打破印度的種姓制度。」而我也正在思考如何去開展情勢。 鄭 翠 華問:賤民佔印度人口比例為多少? 世友居士答:印度共有十億人口,賤民大約佔六分之一,所以現在我們是在談二億人的事情。我們現在没有確切的數字去得知到底有幾千萬人信仰佛教,但我們確知,學佛的人是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常磬法師問:輔導賤民教育知識及工作技能之後,在強大種姓制度下,要如何讓他們進入社會謀職? 世友居士答:法律上賤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已經在改善了,例如在政府機構及私人企業,都有工作保障名額。不過要謀職還是有相當的困難。但可確定的是,有受過教育的賤民,比没有受過教育的賤民求職機會更多,且較有機會去爭取平等的待遇。因為佛法的自覺,那些皈依佛教的賤民,拒絕去做像擦鞋那樣的卑微工作,而那些還没有受教育或皈依佛教的賤民則還没有這份自覺。 ○○法師問:在印度是否有中上階層的人信仰佛教,而且願意放下優越的身份,來替賤民爭取平等? 世友居士答:這種情形是非常非常少,但我們正在努力擴大這方面的影響。其中最嚴重的是,印度各階層彼此缺乏互信的基礎。例如賤民長期以來受婆羅門的剝削,所以他們不相信婆羅門的人;而高階層的人則完全不了解低階層的人所受的苦難情形。很幸運的,在我們的教團裡,有二位是婆羅門出身的;雖然很少,但至少是好的開始。坦白地說,佛教在印度面對兩個重大的問題:其一、如何讓各階層的人可以一起共事?印度的社會結構分化性很強,不同階層的人要一起工作的確非常困難,因此在弘法時,我非常注意佛法是否真的能幫助各種不同階層背景的人,讓他們能一起共事;其二、已經皈依的佛教徒是否真能透過佛法來自我轉化,以消弭階級之間的隔閡與仇恨。如果這兩件事没有解決,佛教在印度將面臨二度的死亡。 昭慧法師問:在印度像甘地、泰戈爾這些婆羅門出身的偉人,是否有對賤民施以任何同情及協助? 世友居士答:甘地曾經做過相當多的努力。但安貝卡博士認為,甘地的政策有其盲點;因為甘地認為:「種姓制度是没有辦法廢除,但賤民階層的存在是應該廢除的。」問題出在廢除賤民階層之後,他們要歸屬在那一個階層之中?其他四個階層,没有人會願意吸納賤民的。所以甘地所提出的政策,並没有辦法解決問題。泰戈爾對賤民的處境有非常深刻的同情與了解,但他是位文學家,不是社會改革家,所以他的影響性是有限的。其實在印度有相當多的善心人士,關心賤民的處境,但這是個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安貝卡博士曾說,只要印度教一天不廢除,種姓制度及對賤民的歧視,就永遠不會消除,這就是安貝卡博士主張「只有佛教才能救印度」的原因。 性廣法師問:在印度,高階層的女性是否比低階層的男性社會地位還高?如果佛教把種姓階層消除了,那是否還遺留著男尊女卑的情況? 世友居士答:在印度,高階層的女性是比低階層的男性更具社會優越性,也就是階層高於性別;但在印度每個階層內,男尊女卑的存在是相當普遍的。佛陀給我們的教導就是,我們要對自己的身口意負責,無論男性女性,都要盡其本份。而印度的文化、歷史及種姓制度,強化了某些原來有彈性的既存事實。所以在印度帶領佛教團體時,我基本的思考放在:如何消除那些可能阻礙某些人去承擔更大社會責任及生命責任的障礙。例如:剛開始我會先指導女性幹部如何去做,但後續工作我便會盡量阻止男性去控制她們,因為在印度,男性總是有掌控女性的習慣。所以我師父總是告訴我們說,你們讓那些女性自己去忙吧!她們會有辦法的。而我們在英國的僧團裡,女眾有她們自己運作的方式,而英國也有許多資深的女眾幹部,到印度去指導女性的活動,而我自己的姊姊,也在印度推動女眾學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