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昭慧

　　七十三年九月，受到上印下順導師的護念，得以進入福嚴佛學院授課。那年，我才二十八歲。從那以後，我才得以穩定地展開研究佛法的路程——穩定，包括環境，也包括研究方法的把握與研究態度的確立。

　　三十歲那年，出了第一本論文集；三十二歲，與諸志同道合的師友共同成立「護教組」，開始走出山門，與社會對話，試圖以「護法衛教」的精勤共願，轉去中國醬缸文化中侮慢僧尼、曲解佛法所導致的佛教共業。楊麗花事件、《思凡》事件、嬰靈事件……一連串的行動，雖不免為自己帶來謾罵羞辱，但確也證實一點：只要「共願」的力量夠大，「共業」也不是不可轉的。

　　三十四歲，馬曉濱事件的發生，使我開始越過佛教領域，第一次廁入社會關懷的事業，由此而不得不延展為政治關懷——但那並不表示自己已認同僧尼參選民代，因為參選民代可能會使吾人無以兼顧宗教師的責任；而政治關懷，亦可在不參選民代的前提下凝聚宗教民意，督促政客制訂乃至執行有益於國計民生（特別是弱勢生命）的法令與政策。

　　短短的九年間，走過了學術關懷、教運關懷與社會關懷之路。算算自己已三十七歲，逼近四十大關。孔子說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如果不是指「斷除見思二惑」，而是指人生方向的明確掌握，則自己的心情，也就庶幾近之——往後的歲月裡，這三方面關懷的理念，大方向是不會再改變的了。此其中，教理的研究與實踐，是精神力量的源頭活水；尤其是佛法的深刻體會，使我無怨無悔於斯途。我在年初兩本新書的自序中寫道：

　　「我真誠希望：我們的護教與護生，不是從人們的掌聲或罵聲中衡量其價值的，而是在教理的基礎上全心反省與實踐，不計毀譽而能慨然『浩蕩赴前程』的！所以，護教自不能『想當然耳』，要做便做；護生更不能『人云亦云』，在盲從中受人利用，在掌聲中迷失自己！」

　　比較此三——治學、護教與護生，不能不說，治學還是最容易的。因為：只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則咀嚼法義，消化資料而筆之於書，異竟是個人作業，不牽涉到太多人為因素（但書報的編輯、校對與發行，又是另一種集體事業了）。而護教與護生，則每每引生爭議，牽扯到的人事因緣也大為複雜，所以困難與挫折也就巨大而繁多。

　　但是，在實際的參與過程中，個人在法義體會的收穫上也最大。年初在華雨精舍，我向導師報告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心得：

　　「過往在山中研教，雖然知道有『菩薩道』，也對大乘法義如數家珍，但面對生命的根本缺陷，以及無涯無盡的眾生界，總有深沈的無奈之感；直到從事護教與護生事業，感受到生命之中有股力量源源而來，感受到共願同行扭轉共業的功效，這才真正踏實地肯定：『菩薩道』是有的，也是可以走得下去的！」

　　三天前，在埔里圓通寺旁，有幸恭聆惟明法師「動中修」與「靜中修」利弊得失的開示。仔細想來：動中修的人間比丘與靜中修的阿蘭若比丘，各各呈現不同的生命情調，佛教如果沒有這兩種修行風範的調和，也就不會這麼多彩多姿了。山中靜修的歲月裡，我充實了自己的教理基礎，走出山門後，尚幸時時以「般若為六度之母」深自惕勵，所以還沒有被菩薩道中眾生的回饋拱得「忘了我是誰」，對那些諸如名利權位之類誘人心目的世俗榮耀，看得非常淡然；這絕不是因為自己有多大的「道行」，而是深知它們會給自己的心性帶來多大的束縛，給平靜的生活帶來多大的干擾。想到這些束縛與干擾，就無暇耽溺其中，貪戀名利權位的滋味了！

　　另一方面，由於護教與護生常常不免招來罵辱，所以也養成了面對罵辱而無動於衷的能耐。嘗自謔說這是因為「債多不愁」。所以「逆境」未始不是心性涵養的增上因緣！

 　　而從事社會關懷也使我體會到一點：面對攸關蒼生禍福與族群利害的課題時，我們絕對不可能維持「中立」！「中立」並不都意味著「超然」，有時只暴露出我們的懦弱與自私，而且原是想要兩邊討好或在夾縫中求生存，卻可能被兩邊都視為「騎牆派」與「投機分子」。

　　所以，孔子的「聽其言而觀其行」是不無道理的！保守抑或先進？傳統抑或現代？不宜在漂亮的辭令裡觀察，而宜在實際的行為中判斷。

　　三十歲以後，漸漸在因緣的促合下邁向菩薩行，也在菩薩行中體會到：悲心可以增強個人的耐力，可以結合同修的共願；耐力與共願不但轉去許多個人的障緣與群體的共業，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與智慧，去辨明哪些人是真正臨事「義無反顧」的，哪些人是臨事不免「色厲內荏」的。要如何對這後者的「可惡」之人產生毫無遲疑的悲憫之心？這該是對將邁入四十之年的我一個很大的考驗吧！

～刊於八十二年三月第一六二期《普門雜誌》～

～昭慧法師著《浩蕩赴前程》頁二二八～二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