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誓雙月刊 |

人倫與幹細胞生醫進展之間《海神效應》序

游正博

       幹細胞研究衍生出許多新技術與新觀念,將來可能開拓許多新穎的生物研究領域,並導致發展全新的醫療方式。不僅學術會議席間專家們熱烈地討論幹細胞相關議題,社會大眾也常見幹細胞議題登上全球新聞媒體頭條,例如:幹細胞治療某疾病之全球首例、以幹細胞成功培養某種組織……等等。甚至連未經醫學研究證實的案例,也乘著幹細胞的風潮,沸沸揚揚地流傳——臍帶血治癒癱瘓長達二○年的韓國女子、台灣用臍帶植入病患體內進行「幹細胞醫療手術」等。

        糖尿病、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脊髓損傷、中風、心臟病等疾病皆根源於細胞功能喪失或組織壞死。雖然全球上千萬的病患苦於這些病魔的糾纏;然而現今醫療技術能治癒這疾病的範圍有限,甚至束手無策。如今幹細胞醫療的潛力,的確為許多病患帶來一線生機,可以想見為何許多國家紛紛為此投注大量的社會資源。

      幹細胞無疑是當前生物醫學領域的熱門主題,但究竟什麼是幹細胞?為何備受各方關注?幹細胞的應用果真潛力無窮,還是人們過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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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細胞是一種能夠自我更生且尚未分化的細胞。這類細胞可以經由適當的誘導,分化為組成身體組織或器官的多種細胞。《海神效應》一書從動植物的再生能力、老鼠胚胎的畸胎瘤談起;另外,詳細地解釋一九六○年代英國動物學者葛登(John Gurdon)有關蝌蚪的實驗、加拿大血液學家麥克古洛區(Ernest McCulloch)血液幹細胞等人的早期研究工作,使今日的幹細胞研究者能更清楚地了解這個重大生醫發展的來龍去脈。現在的年輕研究者常常誤解幹細胞研究始於一九九八年湯森(James Thomson)或吉爾哈特(John Gearhart)所完成的實驗。其實幹細胞的臨床應用歷史悠久,至少可追溯至五十年前研究者為了重建造血機能,而進行骨髓造血幹細胞移植。

     《海神效應》進一步指出幹細胞研究是生命科學許多領域共同努力的結晶。最精彩的描述,莫過於紐約曼哈頓洛克斐勒大學教授諾特邦(Fernando Nottebohm)探究雄性金絲雀如何學習歌唱,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金絲雀掌管歌唱能力的腦部區域,其神經元的數量竟然隨著歌唱能力而改變。致使他恍然大悟人類大腦內一定存在著具有再生能力的成體神經幹細胞。另一方面,從《海神效應》一書也可見,科學家早期對於幹細胞研究提出的詮釋,被後續研究者全盤推翻的許多事例,讓讀者有機會體會科學家為了追求真知,不惜顛覆傳統、承受各方壓力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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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神效應》作者也試圖客觀地從各方觀點出發,探究幹細胞應用的美麗願景與倫理衝突。作者安‧帕森(Ann B. Parson)由哈佛大學教授之子——小尼古拉的臍帶血談起,然而書中強調臍帶血的醫療效益,但是也客觀地評估臍帶血銀行的費用昂貴、長期保存的風險,以及動用臍帶血治療少數重大疾患的機率很低等潛在問題。不過,戴禮教授(George Daley)還是把小尼古拉臍帶血保存在私人企業的臍帶血銀行裡,而不是存放在公益的臍帶血機關,好讓自己以及其他人共享。所以讀者可藉由書中人物的言行,多加深思幹細胞議題。

  此外,作者也觀察幹細胞研究者在科學進展與醫學倫理之中的心態與立場:「在尚未完全了解幹細胞及源祖細胞的複雜原理之前,細胞療法真的有可能實際執行嗎?現今科學家忍不住一再自問這個問題。有些科學家擔心,馬車好像衝過頭,衝到馬匹前面去了;他們預測唯有在生物學基礎更為紮實之後,隨之而來的療法,才會更安全、更有效。」

  《海神效應》指出幹細胞研究「最大的挑戰在於:從基礎細胞生物學,進入真正的臨床醫學」。其實除了少數幾個領域之外,當今研究幹細胞是為了「未來的」醫學。幹細胞研究?正進入臨床醫療之前,勢必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科學技術的突破、倫理、道德、宗教、公共政策的爭論等問題,都得逐一解決;其實幹細胞研究的發展之路和其他重要生物醫學成就一樣,到處充滿挑戰,成功之日往往比預期晚至。

  從事幹細胞研究,尤其是胚胎幹細胞,的確有社會與倫理規範的風險。本書提到美國二○○三年公布的一項調查,其調查對象為美國四百三十家生殖醫療院所,結果顯示「將近有四十萬枚試管嬰兒人類胚胎正躺在冷凍庫中。……許多科學家都愈來愈相信……這將是寶貴的胚胎幹細胞來源。」反之,這些剛受精的細胞不也具有形成生命的天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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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幹細胞研究者的我們,縱使前方的道路,可能崎嶇,仍然願意抱持著樂觀的態度,相信幹細胞的研究以及這門生醫新科技,終究會帶來全新的醫療方式,造福受病魔所苦的芸芸眾生。從《海神效應》所提的幹細胞研究發展史來看,某些重大新發現往往來自單純而勇敢的嘗試。身為研究者,面對全球幹細胞醫療研究發展的競賽,有時必須利用仍有瑕疵的醫學知識,盡力拓展新的可能,儘管眼前不能預期成功與否,還是有可能獲得想像不到的收穫。

       不過,身為一位原創期的幹細胞醫療研究者,總是會有病患因為罹患絕症,而不顧一切地要求進行臨床實驗。遇到這種狀況,得仔細思量,可能進行的幹細胞醫療研究行為,到底是倉促應用在病患身上的未成熟技術,還是為了救治病患而施行的正當醫療行為。生醫進展與醫療倫理之間的界限可能相當模糊,如何取捨,需要極大的智慧。

        過往有許多生醫研發例子,研究者過度看好研發中的生醫技術,而做出非理性或言過其實的預測;或是產業界在財務壓力下,做出不成熟的宣示,導致社會大眾受誤導而過度期待。或是新聞媒體報導因技術瓶頸而失敗的研究案例,社會大眾對於新科技喪失信心,產生荒謬、誇大與悲觀的想法,甚至展開缺乏理性的反彈。基因治療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相信回顧過往生物醫學進入臨床醫療的歷程,可以讓今日的幹細胞研究者獲得啟示。

        目前除了血液幹細胞以外,全世界幹細胞研究都處於初期研發的階段,台灣應該很有機會佔有一席之地,因此要特別謹慎處理相關事宜。現階段首要的任務,在於謹慎應用這些科學成就;我們有責任保護病患的權益,避免盲目冒進使用不成熟的技術,不濫用他們自願作為受試者的信賴與託付。

        若能將病患的福祉銘記於心,幹細胞醫療的潛力才是真實存在,前景光明。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幹細胞∕再生醫學研究組主任

本文作者簡介

     游正博教授一九六八年台大醫科畢業後,在芝加哥大學進修生物物理學博士。之後在哈佛大學擔任生物學博士後研究員多年,於一九七七年到加州,任職於聖地牙哥史顧利浦研究院(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擔任分子實驗醫學系實驗血液研究組主任。二○○二年底接受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邀請,回台擔任特聘研究員、並兼任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與基因體研究中心幹細胞∕再生醫學研究組主任。他同時擔任「國際幹細胞學會」(ISSCR)政府與公共政策委員會委員;並於二○○五年成立「臺灣幹細胞學會」、擔任理事長。為推動臺灣海洋生物科技的研發,二○○三年他完成中研院宜蘭臨海研究站的落成啟用;目前正積極整合台灣幹細胞研究、推動國際合作,以及促進台灣幹細胞法規規範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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