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理作意》自  序

釋昭慧

           自民國九十八年初奉命擔任宗教系主任迄今，前後兼任文理學院與社會科學院院長，直到今年七月，筆者終於獲得校長的首肯，將院、系主管職全部辭卸下來。不知覺間，肩負行政工作竟已接近十二年（至明年一月底，滿十二年）。

在這十二年間，受到行政工作的時間擠壓，個人專業領域的研究腳步明顯地緩了下來。最明顯的是論文篇數與專書冊數的減少。然而，筆者並未脫離研究工作，只是轉型成為基於「職務需求」（而非基於個人專長與興趣）而作研究。

舉凡招生作業，師資、課程、教學與輔導作業，各項計畫的撰寫、執行與成果報告，以及教師們聞風變色的系所評鑑，系所主管得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系所經營的權責，與各處室配合，於限期內完成規定工作。有的系務工作（特別是系所評鑑），還需要將教職員生組成工作團隊。系務運作，不能全憑直觀研判與單面陳述，而必須在校務研究的基礎上，研議、決策、執行、檢討。而這些研究背後所涉及的基礎學理、研究方法與量化分析、大數據運用的操作工具，對一介人文學門出身的主管而言，實在是莫大的智力考驗與身心煎熬。

筆者彷若「中年轉業」一般，將大部分自己所熟悉的專業研究計畫暫予擱置，全心應對以上所述「陌生」領域的研究挑戰。

在此僅以「系所評鑑」為例，簡述這些對筆者而言非常「另類」，但對當代國內外教育管理階層而言卻非常「主流」的研究，是如何進行的。

民國九十八年二月，我臨危受命接掌系主任職，立即面對著下半年展開的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歷經校內一次次評鑑報告書審查、簡報演練、自辦校外委員評鑑、高教評鑑中心實地訪評、訪評意見申覆的折騰，九十九年七月終於收到通知，本次評鑑順利通過。

翌年（民國一百年），我又開始投入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的籌備工作。同樣歷經校內一次次的評鑑報告書審查、簡報演練，以及一○一年十一月的自辦校外委員評鑑、一○二年十二月的高教評鑑中心實地訪評、訪評意見申覆的折騰，一○三年六月終於收到通知，本次評鑑順利通過。這次評鑑過關，終於有了五年左右的喘息機會，不受困於繁瑣沉重的評鑑作業，得以全心經營並發展系務。

直到我本（一○九）年七月卸任主管職前一年半，也就是一○八年初，全校又進入了第三週期系所評鑑的準備期。這次必須回顧近三年的系務經營，也就是，備齊一○七至一○九學年度的所有相關資料，分工合作以草擬評鑑報告書、備齊佐證資料。

雖已卸任行政職，但基於系務嫻熟度的考量，我還是受命承擔起統籌推動評鑑工作的職責，撰寫四大項標中兩大項標的評鑑報告，彙整、修訂全本評鑑報告書，統整內文與圖表的形式與規格並進行編目，還需要在今年十一月的校外委員模擬評鑑與明（一一○年）年五月的校外委員實地訪評中，負責書面與口頭簡報。

系上教師受盡評鑑折騰，總是聞「評鑑」而色變。原因是，比起個人單打獨鬥的學術論文，評鑑報告可說是集體進行全面性的系務研究，對從未經行政職務歷練的老師而言，進行這項研究，自然是相當陌生且備覺吃力的。勉強寫完，也總有「隔靴騷癢」的心虛之感。

即便是像我這樣資深的學術主管，面對評鑑的壓力也非常沉重。原來，評鑑背後有一整套PDCA（Plan-Do-Check-Act）循環管理模式的理念，務求受評單位達致「學生學習品質保證」的目標。這必須伴隨著一整套以「學生學習品質保證」為核心價值的教育理念、運轉機制與行動方案，從而在日常系務經營過程中，留下計畫、實施、檢核、改善等循環管理的書面證據。這讓人文學門背景的我，因職務需求而被迫投入了「管理」專業的學習狀態。

撰寫評鑑報告書，這已是進入檢核、改善（Check-Act）的階段，算是循環管理的末端作業。受評系所回顧前次評鑑後，系務經營與推展的計畫與實施（Plan-Do）情形，備齊佐證資料，草擬評鑑報告書。然後由高教評鑑中心外聘（已受過評鑑專業訓練的）該學門的資深學者專家，審閱這些書面資料，並且到校進行實地訪評。

這是一整套內控、內稽加外部監督的作業流程。可以說，系所評鑑制度的實施，讓各系所無時無刻不在「應對評鑑」的備戰狀態。平日裡倘若不能小心翼翼地就著運轉機制、各項計畫與實施成果，留下足夠的書面證據，待到草擬報告書時，就得面對陳述無力、證據不足的「捉襟見肘」之苦。

評鑑報告書必須順著高教評鑑中心所設定或核准的檢核項目，逐項陳述整個系所在前一週期系所評鑑之後，系務工作在每一層次、每一面向的品保機制、經營狀況與實質效益，還要敘明個中問題與困難，並陳述可以務實操作的解決方案。準上所述，讀者就不難理解，這比起就著單一論題撰寫學術論文，確乎是更為吃力的心智工程。

評鑑報告書的嚴謹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學術論文，而且猶有過之。評鑑重視言而有據──凡有陳述，必須載明出處。也就是說，受評系所必須就著報告書的項標次第，逐一編列佐證資料。訪評委員在實訪評之前，早已針對評鑑報告書與佐證資料，作了地毯式的掃描。精閱細讀之後，倘發現報告書中有任何文字陳述或圖表呈現與佐證資料相左，或有浮誇之嫌，或是發現佐證資料不足以證成報告書所陳述內容，訪評委員都會逐一列載於「待釐清問題」，受評學系的老師們（特別是系主任）在實地訪評前夕或當天收到「待釐清問題」，就得於最短時間內作出書面與口頭的答覆。因此，評鑑報告書與佐證資料越是完備，「待釐清問題」就越少。否則全體教師（特別是系主任）就得通宵達旦趕作業。

評鑑報告不能只是質性陳述，必須做出一些量化分析乃至大數據研究。偏偏在這方面，作為人文學門的學者而言，無論是研究理論、研究方法還是軟體操作，都是十分陌生的。特別是，近十年來，多種類、高速率與巨量的大數據（Big data）研究興起，大數據常被運用在產業界乃至政治圈，而教育部門的管理層也越來越依賴大數據。因此，任何系務推動的草案規畫與成效評估，都不能但憑直覺判斷，而必須輔以數據分析。為了幫助各院系、各處室進行精準的資料蒐集與數據分析，我所任教的玄奘大學，早已成立了校務研究（I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中心，用以作為校方決策的重要依據，並且這種先趨式做法，也獲得了教育部與國內高教管理層的讚譽。

我的頂頭上司，也就是玄奘大學現任校長簡紹琦教授，他帶著全校教職員生力挽狂瀾，擺脫「少子化」泥淖，可說是一名卓越的招生戰將。在共事過程中，我發現他之所以在招生的險惡環境中，讓玄大招生得以逆向成長，不僅因為他以誠懇、敦厚、踏實的人格特質來安內攘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招生策略是全方位思考的。這意味著他與他所率領的招生工作團隊，作足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往往就著近數年國內各級學校畢業學生的人數統計、教育部與大考中心所發佈的各項數據，以及校內各系所新生人數的消長情形，精準地擬訂或調整招生戰略。這種數據研判與趨勢洞察的精準功夫，令筆者大開眼界。

為了學生學習的品質保證，學術主管不只面對評鑑，還得與各單位共同合作，推動招生、課程、教學與各項輔導，關懷學生生活環境、系友職涯近況乃至產業趨勢，還得共同研擬與執行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的中長程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深耕計畫，爭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以及其他產官學合作方案。學術主管不但得身先士卒以草擬計畫，集思廣益為院、系釐訂量化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簡稱KPI），帶動執行活力，還須力求於計畫執行完畢前，各種KPI儘量達標。此外，學術主管還經常受到外部或內部委託，審查各系所、各教師所草擬的各項計畫。

人文學者經常質疑設定KPI這種量化指標的合理性，但是經過行政歷練之後，筆者體會到這樣的要求，符合佛法所述「思惟正法」的兩項要訣，那就是依於「算數行相」或「稱量行相」──「以算數行相，善巧方便算計諸法；以稱量行相，依正道理觀察諸法功德過失。」（《瑜伽師地論》卷二五，《大正藏》冊三○，頁四一九上。）

一、以算數行相，善巧方便算計諸法：質性的成果，一定會在「量」上呈現出來。例如：初學任何一種專業，都會感到生澀、笨拙，但若反覆操作到一定次數，往往展現「神乎其技」的效益。

二、以稱量行相，依正道理觀察諸法功德過失：要求績效，有它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佛說：「初善，中善，後亦善。」這雖是描述佛陀所說的教法，但也可在人事歷練中如是自我警惕：動機必須純淨無瑕（初善），過程必須正當合宜（中善），結果必須達致效益（後善）。一項投入人力、財力、物力的行動方案，容或無法產生速效；有些邊際效益，也容或無法預估，但還是必須盡可能預估該項行動所可能產生的績效，特別是攸關行動價值的關鍵性績效。這樣的自我要求，就是符合「後善」原則的如理作意。
　　任何一項行動方案，應在啟動時經過多方因緣的周密評估，以及溝通、說服的過程，這是觀待道理。必須對該項方案在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有精準的認知與掌握，這是作用道理。最後還要驗收成果，確證效益，這就是證成道理。

在過往的粗略印象，行政職會讓人落入紛擾的人事糾葛，因此不受人事紛擾而能專事研究的陽春教授，才是最讓人羨慕的。

然而實地體驗之後，我認為，只要能在工作情境中，把握「如理作意」的佛法要領，那麼，行政工作並非為了利他就無法兼顧自利的「犧牲奉獻」；反之，無論是身處官僚模式的科層組織，還是接受扁平化管理（Flat Management）的人事歷練，自己都因心性提昇且視野廣闊，而成為組織內部的「受益人」。

如上所述，在沉重的工作重擔中，我的專門著作確實減產，但我從未停止「研究」，並且學習到了更多的研究理論與方法技巧，以及看待問題更寬廣的視野。

而焚膏繼晷的行政職務，雖讓我的禪修時間受到嚴重限縮，但我完全沒有脫離「修行」。因為種種藉境練心的自我機會教育，讓個人深深體會到大乘「不思議解脫」，於利他中完成自利的法喜。這已不只是在經教上依文解義，而是實質上的生命經驗。這讓我的教學，更能貼近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需求，不知覺間擺脫了「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氣。

另一方面，與主管、同儕、學生乃至校外友人的共事經驗，也讓我在互動中建立互信互諒，通達人情事理，不自覺間體悟到「無諍三昧」的觀念、方法與操作技巧。

還有，倘若沒有主管職務，推逼著我學習新方法、接受新事物、操作新工具，我可能至今都還會為了避免打閒岔，而拒絕使用臉書與Line。全球局勢與高教環境的急遽變遷，讓我無法在山門內過安逸的修道生活，而是被迫學習眾多自已所不熟悉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範疇。我必須認真面對自己的不足，並且想方設法運用團隊合作來彌補缺陷。個人單打獨鬥做研究，可以繞過那些自己不熟悉的研究方法與操作工具，僅就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選定題材來做研究。經營系所則斷無「繞路而行」的權力，只有「正面迎接」的義務。

幸運的是，回首十二年來時路，無論是玄奘大學、社科院還是宗教系，都在高教環境的驚滔駭浪中，輕舟渡越萬重山。慘澹經營所獲致的成功，絕無僥倖成份。任何層級的決策、執行、績效檢核與改進策略，莫不植基於學理、案例與數據分析的研究基礎。而且「高處不勝寒」，學系與教職員生不是捏在自己手裡的白老鼠，作出錯誤決策的後果，其嚴重性遠超過寫出一篇水準不高的論文。

在這情況之下，個人領域的專門著作，之所以還能維持一定的數量與品質，原因在於「講學不輟」。包括研究所授課與暑期講座，都成為我伸展研究觸角、累積研究能量的增上善緣。一般而言，我的課堂講義，主要是陳列相關資料，真正對這些資料加以解讀、研判，並提出個人見解的內容，都不在講義裡，而在課堂上。因此歷年來，常有學生珍惜這些課堂講述的個人見解，而將講述內容逐字聽打，詳作記錄。

面對這大量儲存於電腦中的聽打記錄，我原初的理想是，要將它們逐篇改寫學術論文，假以時日，再將這些論文作出章節排序，形成單本的專門著作。然而口語講述往往為了照顧學員程度，盡量減少專業用語，力求深入淺出。要將這些淺白易懂的講記，改寫成嚴謹、精準的學術著作，往往比從無到有一氣呵成地寫出單篇論文，更為費工、費神。因此，在公務繁忙的情況下，我的這套原初理想，遲遲無法落實。

作為一個傾向「完美主義」且因此而帶點強迫性格的人，我無法容忍「不完美」的作品面世，那會讓我感覺，好像是衣著不整就出門會客，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客人／讀者。但是這種心態，也就使得這些聽打記錄的「半成品」，只能就地停擺，按兵不動，成效是「零」。不禁自我反省：經常鼓勵學生，「考卷答題請盡量寫，寫多少，算多少。即使考不到一百分，也大可不必零分交卷。」那麼，自己在文字上「力求完美」的結果，顯然犯了「考不到一百分就零分交卷」的同樣錯誤。

經過再三掙扎與反思，我終於勉強自己改變這種過分「求全」的習性，強迫自己放手，讓學問根柢深厚且文筆流暢的悟殷、耀行、印隆、印悅、傳法等諸位法師與何翠萍居士，將聽打記錄予以潤稿，或是摘取其中精華。倘若個人恰好有空，就會快速瀏覽並稍事修潤（但已無法逐字逐句琢磨修訂），倘若公忙無暇，我甚至硬著心腸不再看過，聽任他們為講記品質把關，直接刊載出來。

本書僅將筆者未曾納入專書的眾多單篇著作，選取《阿含》與「天台」相關主題的論文與講記，編輯成冊。十餘年間，未曾納入專書而累積下來的單篇著作，估計還可整理出三部專門著作，十冊以上的散文集。卸下行政職務的目的，為就是出書。筆者自我期許，以後將以「每年出版一部專門著作」，作為餘年生涯的重要目標。

以上所述，無論是處理人事、公務，投入教學、研究，還是發表著作，莫不奠基於依事待理的「如理作意」。就連本部著作的編輯，在體例上，是要統整為學術論文格式，還是保留論文與講記的不同風格？在行文中，到底是要用民國紀年還是西元紀年？筆者也都擱置自我偏好，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方纔定案。因此在擬訂本書書名之時，筆者就著本書內容與個人歷練，題為「如理作意」。

感謝悟殷法師，在筆者投入評鑑工作而無暇整理書稿時，慨然出手，大力相助。感謝明一、耀行、心皓、悅萱、沛寧、秋玲、正平、錦怡等同參道友，共同投入本書的編校、印刷、編政作業。

謹將團隊合作的出版作業，其過程中的點滴善念與善行，回向弘誓學團的師友同儕、玄奘大學的教職員生，祝福他們身心康寧，法喜充滿。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成就菩提，同圓種智。

是為序。

民國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清晨

完稿於玄奘大學養息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