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人吞下了這盞苦杯

——為「一攤血」民事案訪證嚴法師記

釋昭慧

         九月九日下午，筆者於台北福華飯店召開座談會，探討「一攤血」民事判決內容，以及慈濟該不該上訴的問題。

不上訴意味對司法失去信心

        與會學者與法律專家對一審民事判決，咸表不可思議。司法界元老賴浩敏律師表示：簡單的案件，竟用了洋洋四百頁判決書，顯見法官不以「平常心」判案。法官拘泥於「有沒有保證金」的轉述文字，反而忽略了醫師不醫治緊急病人的事實。他力主證嚴法師應該上訴，認為法師如不上訴，意味著她對司法已徹底失去了信心，這無異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資深醫療法律專家王成彬律師直陳：醫病關係是民法中的委任關係，就醫事法所述，醫師在病人危急時應先行就診，而非以保證金談判結果決定醫治與否，顯然莊醫師已先違反醫師法、醫療法、民法與刑法，怎麼可以違法的人沒事，反過來卻懲罰善意第三者之公評？言下之意，即使證嚴法師有指名道姓，都根本不應構成所謂「毀謗」與「侵權」的問題，更何況她從未指名道姓？

        宗教學者江燦騰教授認為，法官基於「莊醫師是好人，不會做壞事」的邏輯來歸納結論，極為荒謬。如果證嚴法師一句未曾指名道姓的，「人與人之間竟然如此冷酷」的批評，都要受到懲罰，那麼，批評時政更甚的釋迦牟尼佛、耶穌豈不是該被罰一億？他推崇證嚴法師對一攤血事件所發出的批評，是台灣社會最該被珍惜的正義之聲，改變了醫院收受保證金的陋規。三位專家均認為：為了維持司法尊嚴與社會良善秩序，尊重歷史真相，證嚴法師應該上訴。

        其實不祇三位專家，這段時期，筆者所接觸到的法界人士，莫不對判決結果深感荒謬，認為法師一定要上訴。而且他們有強烈的信心，認為上訴結果，一審的判決一定會被糾正。有些學者則擔憂，連對事不對人的議論，都會受到如此嚴苛的懲罰，倘若法師不再上訴，那麼此一判例，是否會形成「寒蟬效應」，成為戕害言論自由的惡例？

        抗煞名醫葉金川醫師表示：類似陳秋吟的悲劇，現今任何一個沒有醫療保障制度的地區天天都在發生，慈濟醫院率先廢除保證金制度，台灣直到民國七十五年才逐漸形成醫療是醫院、醫師該負的責任之共識，保證金制度完全消滅，則是全民健保實施後政府三申五令的結果。「這是醫療人權的進步」。文化評論人金恆煒先生則表示：無論一攤血是否實有其事，都無損於證嚴法師與慈濟事業之成就與公信力。兩位先生都認為，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莊醫師一人不必揹負這麼沉重的十字架，司法怎麼判都無損於證嚴法師的歷史地位與個人聲望，因此傾向於「不必上訴」的結論。

「好人之爭」，置原住民於何地？

        筆者問過幾位「不上訴」論者：上訴或不上訴，是否應將原住民的心情、感受，也一併考量進去？畢竟當年扛抬陳秋吟的陳文謙老先生，與陳秋吟之令姪張翎，他們在九月七日記者會上陳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時，真情流露而沉痛哭泣的那一幕，是何等的令人心碎！而他們只不過是向醫師家屬要一句「愛的道歉」而已，或如陳文謙所言：「哪怕是輕輕的握手，給我一個微笑，吃一顆檳榔，喝一杯酒，我們就知道你的心意了。」這麼卑微的呼聲，卻迄未得到醫師家屬的善意回應。如果說，原住民如此寬容，不為當年「一攤血」所承受的苦難，而索討應得的「公義」，難道連句句血淚的「愛」的呼召，都要被這樣冷漠看待嗎？ 

        整個訟事，宛若一齣上演了兩年多的肥皂劇，法官也似乎停留在「看肥皂劇」的心智狀態，以二分法來看待「好人」與「壞人」，將醫師家屬主動挑起而證嚴法師被迫回應的訟事，定調成「兩個好人之爭」（令人納悶的是，證嚴法師何嘗有爭），輿論則延續這種「好人」基調，期望法師能展現「放下」的風度。姑不論證嚴法師本人的感受如何，試問，這將置一攤血苦主的原住民於何地？

        但筆者發現，大部分反對上訴者的看法都是：上訴或不上訴，不必將原住民的因素考量在內，有的甚至直指醫師無需向原住民受害家屬道歉。最令筆者心情沉重的就是，這些人當中，不乏所謂的人道主義者或人權鬥士，但此刻他們維護老醫師令譽的心情，遠比維護人道或人權更為殷切。筆者終於意會到，在台灣社會，即使人道與人權喊得震天價響，但原住民所擁有的人道關懷與人權待遇，在人們的意識深處，還是會被打折扣的。

我個人的事是小是小非

        九月十三日下午，懷著這樣沉重的心情，筆者至花蓮靜思堂，與證嚴法師展開晤談。首先向她轉述座談會來賓大都主張上訴的情形。座中有一法師的弟子補充道：不上訴等於默認司法判決，那將會對上人的公信力造成傷害。

        證嚴法師立刻打斷他的話：「上不上訴，都不要考慮我的因素。我個人受傷害有什麼關係？我個人的事是小是小非；上訴不上訴，要考慮的是大是大非。」筆者不禁暗暗喝采，心想：果然是光風霽月的仁者風範！

        她說：「我確實非常不解！既然一攤血是事實，產婦因沒錢就醫而被抬回去是事實，保證金這三個字也是我親耳所聞，那麼，我到底說錯了什麼？我的傳述有哪一點『失真』，以至於要『判賠』一○一萬？近期以來，行南走北，所到之處，也以建議我必須上訴的人，佔了絕大多數。我關切的是：無言接受這種令人不解的判決結果，會不會給社會帶來錯誤示範？但倘若再據理力爭而提出上訴，會不會帶來社會人心更大的動盪不安？」

        她告訴筆者，前些天在大林，有一位慈濟人提到她所面臨的訟事經歷，表示對司法判決的品質不敢信賴，「要是在過去，我一定會鼓勵她：要信任司法。但是經過這件事，我再也不敢這麼篤定地安慰她了。」

關切三位老人的處境

        她更關切其他幾位老人的處境。例如：如果上訴，會不會連累到另一個一攤血的目擊證人李滿妹？白髮蒼蒼的李女士已於兩年前因不慎道出醫師姓氏，而被醫師家屬纏訟了兩年，好不容易在本次判決中終於脫困了，萬一法師上訴，會不會讓醫師家屬對李女士的部分再度興訟，卒至老人家又陷入漫長官司的身心折磨之中？

        還有，當日扛抬陳秋吟下山求醫的見證人陳文謙，已經高齡七十多歲了，聽說健康情形並不太好，如果還要為了本民事案，僕僕風塵，來回奔波於花蓮豐濱山裡與台北高等法院，她將於心難安。

        最關鍵性的考量是莊老醫師：「三十多年來，我從沒提起過老醫師的名字。那是一個大時代的悲劇，又不是只有他在收保證金，我何忍獨責於他？」

        筆者不得不提醒她：如果上訴，那麼，為了證明「一攤血」是可受公評的事，不涉及法官所謂個人名譽的「侵權」行為，法師可能不宜再強調老醫師是「好醫師」；本次民事判決，多少是因為原告強調（而法官也這麼認定）：「證嚴法師自己既然都說莊醫師是個好醫師，好人就不可能做壞事。」因此如果上訴，法師不宜再對律師綁手綁腳了。

        她不解地問道：「難道我說老醫師是位好醫師，竟也有錯嗎？」是的，難道寬容的心在台灣社會，反而沒有生存餘地了嗎？難道在司法的場域裡，只有尖嘴利舌，張牙舞爪，極力踹倒他人以拱起自己，方有存活的空間嗎？

        我提醒她，不上訴，有實際上的困難，例如：必須要給付原告一○一萬元，而據我所知，證嚴法師畢生不收受捐款，信眾捐款，一分一文都要用到慈濟志業，不能挪作他用。這是她對自己、對慈濟人的一份莊嚴承諾，然則她拿什麼來支付這筆巨款？她表示，如果不上訴，也不會動用慈濟的信眾捐款來奉送原告；她會請靜思精舍的師父們每天加班趕工，多做蠟燭，好攢積這一○一萬。

        法師歎道，三十七年前，我為了一攤血而讓弟子們受苦受累，她們無怨無悔地跟隨著我投入慈濟志業，為了救苦救難而做嬰兒鞋，攢積慈善積金；三十七年後，早年追隨我的弟子們鬢髮已白，年事已高，我竟然還得為了一攤血，而讓弟子們受苦受累，趕工做蠟燭來攢錢奉送原告。我憂心的不是我受到什麼羞辱，我的事是小是小非，但司法判決與輿論導向，帶給社會的錯誤觀念，才是我最為憂心的大是大非。坦白說，經歷過這件事，我對台灣社會真是太失望了！但是回頭看到眾生的無邊苦難，我得告訴自己：「路，還是要走下去的！」

        她疼惜莊老醫師的心情溢於言表，聽到筆者分析，只要上訴，莊醫師的醫德，勢必會被放在陽光下，受到嚴格的檢驗，她對上訴就更為遲疑了。她對鼓勵她一定要上訴的朋友們，表達她深深的歉意：「我對他們深感抱歉！我最後的決定，可能會讓他們失望，我辜負了他們的好意！」

我們一道去遊山玩水吧！

        我曾說過：證嚴法師的可敬可愛，不在於她「放得下」，而在於她「放不下」，如今更證實了我的觀察。最後如果她真的選擇了「不上訴」，同樣也不是因為她「放得下」，而是因為她「放不下」。她放不下對李滿妹、陳文謙與（特別是）莊老醫師的牽掛，她怕他們受苦、受累，受折磨，受委屈，為了不讓他們受到一丁點的委屈，她決定由自己一人吞下這盞苦杯。

        臨別前，她說：「改天你來，我們一道去遊山玩水吧！」我聽了苦笑不已。她和我都行程滿檔，像陀螺一般忙得團團轉；在她瘦削的肩膀上，承挑的更是無量眾生無盡憂苦的重擔。遊山玩水？這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我們一道去遊山玩水吧！」是一顆慈悲、敦厚、潔淨的心靈，在承受並寬容了一切施加在她身上的任性、狡詐、妒恨、造謠、抹黑、鄉愿與落井下石之後，面對一個她深深失望而又不忍放棄的社會，多麼無奈而又令人心痛的一聲喟歎！

九二、九、十六，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二年九月十七～十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