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吼：佛法的當代詮釋與社會實踐

Matteo Pistono著／陳雄財初譯／釋傳法潤譯

 

一、蕭素樂的獅子吼

　　巴利大藏經兩部最重要的經典是《獅子吼大經》與《獅子吼小經》，佛陀在這兩部經典中把自己比喻為獅子，把宣揚佛法比喻為「獅子吼」。

　　佛陀很少談及自己的證悟，畢竟他的用意不是要人們崇拜他。而在這兩部經典裡，佛陀卻把自己的德行宣講出來。他描述了前弟子毀謗他，還勸他人不要學習佛法，而佛陀為了啟發僧信二眾，顯示了自己的大能力與遍知力，因此他才能於眾中做獅子吼。佛陀宣講的正法，是真理無畏的展示，更是無人能挑戰的真理，猶如降伏林中獸類的獅子吼聲。佛陀並於眾中宣說了自己成道的艱辛過程與獲致的神通力，這使大眾感動不已。

　　在小經裡，佛陀更是敦促弟子們無畏向前，作獅子吼，利益眾生。所以在經典中有這兩種獅子吼：佛陀與佛弟子的聲音。而蕭素樂所發出的異議與批判、對社會變革的呼籲，正是對佛陀在經典中「作大獅吼」的，強而有力的回應。

　　蕭素樂在《泰國社會揭秘》（Unmasking Thai Society）一書所寫的，冒犯與批判皇室的罪名，被法院判處不成立，這令他感到振奮。無罪釋放給了他信心，讓他能在未來克服法庭的挑戰。他認為，挑戰權勢與濫權的人，是他的職責。他也要他的學生在執政當局不公時，挺身而出，挑戰當權。正如Roshi Joan Halifax所述：「蕭素樂猶如一頭獅子，他的獅子吼喚醒了社運的真義。」

二、無畏強權，反對政變

　　蕭素樂的獅子吼，不但繼續啟發了他的學生與社運人士，更是受到四星級將軍Suchinda Kraprayoon的注意。Suchinda在1991年二月發動了軍事政變，並支持民主的民選政府。蒲美蓬國王亦贊同這次的軍變。將軍把自己的軍政府命名為「國家和平維持委員會」（National Peace Keeping Council, NPKC），並任命長期外交官和保皇黨Anand Panyarachun為總理，而權力則仍歸於將軍與泰皇。

　　Suchinda將軍發動軍變的時候，蕭素樂正在佛統府參加入世佛教協會的第三屆大會。蕭素樂隨後立即批判Suchinda、NPKC與Anand總理為不合法政權，Suchinda沒料到蕭素樂會批判他，畢竟他曾經在1984年冒犯皇室一案中幫助過蕭素樂。但是蕭素樂的批判並沒有停止。在軍變後的三個月裡，蕭素樂猛烈抨擊Suchinda和NPKC，稱他們為「無賴漢與投機者」。

　　一位勞工領袖，在批判Suchinda和NPKC一個月後無故失蹤，蕭素樂的友人都警告，他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蕭素樂不但沒有放緩，反而更加強他的批判。1991年八月，全國學生聯合會與社會宗教互聯會邀請蕭素樂，在Thammasat大學演講「回歸民主的暹羅國」。

　　「若是學生與人民運動不能復興，現存的NPKC必將保留權勢。」蕭素樂在演講中，向現場六百名學生說道：「自從1947年的第一次軍變以來，暹羅軍人已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人民素質也並不好，往往只喜歡去仰慕權勢，成為軍人的奴隸。我希望（國家）能命名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擔任總理），但我無能為力。」

　　蕭素樂知道，自己的發言可能被控「冒犯皇室罪」，於是他運用自己律師般的口才與機智，把局面翻轉過來。他指責Suchinda將軍與之前被泰皇允許推動政變的領導人同為「冒犯皇室罪」。蕭素樂的理由即是，泰國的傳統司法制度要求，所有法律必須得到泰皇的允許，由政府管理和施行。職是之故，任何政變都將違反這一傳統，其實都是「冒犯皇室罪」。

　　之後蕭素樂說了這番話而惹禍上身：

　　「民主是尊重每一個人。人人平等，無需在政要或泰皇的面前跪拜，甚至在車輪胎前跪拜，如朱拉隆功大學的大學生和畢業生們那般。當人們必須向汽車輪胎跪拜時，如何才能有尊嚴地生活？」

　　蕭素樂指的是蒲美蓬國王執政時期所恢復的一種爬行跪拜禮。有些大學生向泰皇座車行禮，即使泰皇根本不在車上。這顯出那些學生正在「跪拜輪胎」的景象。

　　蕭素樂總結說，沒有其他泰國人願意公開說：「我們必須接受國王、王子、公主是普通百姓。……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幫助皇室在當今泰國社會中有意義地存在。」而Anand總理認為蕭素樂「心裡知道他自己觸碰了禁忌。他越界了！」

三、第二次流亡生涯

　　Suchinda將軍在發言中頒發了逮捕蕭素樂的通緝令，因他犯了冒犯蒲美蓬國王與毀謗將軍之罪。而在一名有影響力的Matichon報記者通知他後，蕭素樂與他的律師通電話，向律師表明，願意上法庭自我辯護。蕭素樂的妻子Nilchawee很快就抵達了蕭素樂和律師匿藏之地，並叮嚀他從此不要再發言，她要蕭素樂立即離開泰國。但是，他們反而開車從曼谷往北到清邁，有些朋友把他和律師藏在家裡。「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們如何叫我『犯罪分子』。」蕭素樂在他的英文回憶錄中說，他在軍方廣播電台聽到犯罪防治單位如此廣播：「老知識分子不知道他不年輕了。他有一個惡臭的嘴巴，我們必須把他的牙齒敲掉！我們必須敲打敲打他，在他身上榨出血來！」

　　蕭素樂聯絡了在曼谷與國外的朋友，並詢問他們關於案件的意見，是否應自首認罪，或逃離泰國，流亡海外以持續對峙。蕭素樂撥電給德國友人、前駐泰大使Reinhard Schlagintweit，Reinhard與在曼谷的德國駐泰大使聯繫，請求他的幫助，終於讓蕭素樂暫時躲到大使館內。可是被全國通緝的他，每個警察和軍人都知道他的逮捕令，他要如何到距離六個小時路程的大使館去呢？

　　「德國大使館的人，開車到清邁把我接走。因為大使館的車懸掛有德國國旗及外交車牌，因此在路上得以避免被警察臨檢。」對此，蕭素樂到今天還是非常驚訝並感激他們當年的協助。

　　抵達曼谷的德國大使館後，蕭素樂馬上聯繫了妻子。雖然察覺到自己被竊聽，他還是告訴妻子，自己在大使館內一切平安，並將計劃下一步行動。妻子再次提醒他不要投降，他的朋友們也為他感到擔心。畫家Angkarn Kalayanpong、Pibhop Dhongchai及其他密切友人，都鼓勵蕭素樂繼續抗爭。有些友人認為，蕭素樂應該站出來，如甘地一樣入獄。可是一名印度作家Arun Senkuttuvan，是當時正在關注事件發展的頂尖英語記者，他就認為：「蕭素樂不是甘地，畢竟他喜歡飲酒、享用美食和按摩，若是入獄，一定受不了苦。所以，蕭素樂在思想方面非常有資格成為甘地，而不是在他的生活方面。這不是他的缺點，而是他的優點，因為蕭素樂確實知道他是誰。他承認它，且眾所週知！」

　　蕭素樂並沒有把自己視為甘地，不過他確實是想要上法庭挑戰控狀。他撥電通知妻子與Pibhop，說要向警方投降，他將步出大使館大門，會見已駐紮兩個星期的警方。可是在最後一刻，蕭素樂乘坐一位律師朋友準備的逃難車，從後門逃離到寮國邊境，越過了湄公河，展開他人生第二次的流亡生涯。

　　蕭素樂從寮國搭乘飛機到俄羅斯，然後輾轉到了瑞典，隨後能在歐洲自由行動。蕭素樂在七月寫信給Anand總理請求協助，他在信中提及：「我一直以來依照憲法尊重皇室，可是泰皇必是一個普通人，他必須是一位法王（dhammaraja）——仁義之王，而不是神王（devaraja）——神聖之王。任何人想維護君主制為神聖體制，超然於任何批評和忠告之上，……都是把體制推向滅亡的舉動。」

　　蕭素樂的立場與許多政治觀察家的看法一致，認為：君主制度在現代社會是沒有立足之處的。正如研究泰國「冒犯皇室罪」的專家David Streckfass在《國家時代的國王》（Kings in the Age of Nations）中所述，「『冒犯皇室罪』動態地推進了一種鎮壓機制，迫使國家逮捕、控告與審問案主，反過來使國家陷入矛盾，暴露其漏洞並又進一步鎮壓。最終，這條律法對君主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批評家們所希望的更多。」

　　對他所提及的論點，蕭素樂請求Anand總理「深思並仔細考慮，並將結果呈交給泰皇」。總理確實向蒲美蓬國王提到了蕭素樂的冒犯皇室案。Anand說，當他向泰皇提供資料時，蒲美蓬笑著說：「蕭素樂對我不公平。」

　　把焦點拉回曼谷，蕭素樂的家已變成社運人士、學生與記者的聚集地。來自普林斯頓、與蕭素樂共事的佛教學者Jonathan Watts，他回憶1991年蕭素樂逃亡時，包括Pibhop、Tepsiri、Pracha、Wisit、Ven. Paisal等人立刻為他發動連署，紛紛寫信給其他政府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尋求救援。「我們知道當時他已經逃到寮國了，可是他家依然是大家聚會的處所，蕭素樂的家人和親近的學生都在，他的妻子一直都是這些聚會的靈魂人物。」

　　在蕭素樂流亡歐洲這段期間，國際特赦組織視他為良心犯，邀請他到倫敦演講，他的案件也被西方媒體廣泛報導。他周遊德國、法國與愛爾蘭，到挪威出席頒給翁山素姬的諾貝爾和平獎典禮，當時她在緬甸，仍被軟禁在家。而蕭素樂曾在Thammasat大學演講時預測，這位緬甸領導人將會獲頒諾貝爾獎。當時有些人認為機會不大，因為另一位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在兩年前已獲得該獎項。

四、宗教實踐與社會變革

　　蕭素樂在歐洲兩個月後，於1992年二月前往舊金山。Parallax新聞出版社社長Arnold Kotler在機場迎接他，他向蕭素樂獻上新近出版的《和平的種子：社會革新的佛教視野》（Seeds of Peace: A Buddhist Vision for Renewing Society），一本蕭素樂所著，關於入世佛教與社會運動的小書。這本書在1990年代，成為許多社會運動家的隨身手冊，尤其是與東方宗教有關者。

　　在這本著作中，蕭素樂廣泛探討了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並把焦點拉回基本面，尤其是：宗教該如何促進社會變革？蕭素樂認為，人類最大的苦難，源自社會沒有公義；解決苦痛的方法，唯有通過社會變革。任何宗教的人士都應該參與這一變革，因為每個宗教的使命，都是為眾生減輕痛苦。所以，宗教實踐與社會變革必須攜手並進：

社會的根本轉型，需要以個人與心靈層次的改變為前提，或至少同時進行。這是兩千五百多年來，佛弟子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所接受的。那些想改變社會的人，必須了解變革的內在層面。這些個人層面的轉化，是宗教可以提供的。奉行宗教傳統的任何儀式，若是不能伴隨著個人轉化，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宗教所給予的價值，就是心靈的深度與人性的成長，很多關於宗教經驗的描述，都不約而同地逐漸邁向小我乃至到達無我。……宗教就是社會變革的核心，社會變革是宗教的本質。

　　蕭素樂在《和平的種子》書中，廣泛寫到宗教，鼓勵心靈探索者和社會活動家，實踐一種培育正念、容忍並理解所有事物相互關聯的佛法（buddhism），而不是僵化的儀式和禮儀、強調偶像和父權階級的佛教（Buddhism）。他提醒，佛教的制度化形式，甚少提供精神轉化的指導。不管是政府支持的宗教師或龐大的佛教團體，蕭素樂都看到它們具有沙文主義、偏見與國家主義，佛教被個人與組織，使用作政治操弄的木偶。蕭素樂溫和地提醒西方佛教徒，當禪修茅篷外面有著需要社會改革的呼聲，就不應躲避起來閉關靜坐。

五、「五戒」的當代詮釋

　　蕭素樂在書中也對五戒——禁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予以重新詮釋。他將這些準則跨越個人行為而展延到整個社會。例如，他認為第一條戒律「不殺生」，就算我們個人不會直接殺生，但是還要思維，自己的行為如何導致戰爭、種族衝突，或繁殖動物以供人類食用。至於不偷盜戒，蕭素樂質疑資本主義的道德影響與自然資源的耗竭。至於終止男性主導地位，以及剝削女性的政治結構，則是不邪淫戒的延伸。不妄語戒則包括，不要盲信主流媒體所呈現的片面訊息。最後蕭素樂認為，第五條不飲酒戒，無非是處理違禁品牽涉的國際和平與正義的問題，這是由於「第三世界農民種植海洛因、古柯鹼、咖啡和煙草，因為經濟體系使他們不能依靠種植蔬菜與稻米來養活自己。」蕭素樂向以敢於直言的演說而聞名，在《和平的種子》中，他寫到對五戒的重新詮釋時表示：「我不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我只想刺激他們多作思考。」

　　蕭素樂並非對佛法有新的解釋，而是在想：如何應用佛法於現代社會以對治經濟與政治的矛盾？他認為，把佛法與社會分割是錯誤的做法。他強調，吾人需要建立自我培育正念與正知的堅實基礎，但不希望個人長時間耽溺於禪靜之樂。一旦人們透過禪觀而產生對於所有眾生相互依存的理解，那麼就不會只在自身上消除苦因，而會認識到，他們是如何參與到「造成他人痛苦」的社會結構之中。蕭素樂認為，個人修行上的進展，與爭取「一個更美好社會的落實」，無所悖離。

　　蕭素樂對佛法於現代社會的應用，受到了挪威大學教授Johan Galtung的影響。他是奧斯陸和平研究所在1959年的主要創始人，現任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的全球和平教授。蕭素樂受到Galtung引導，「認真思考佛弟子必須把焦點放在系統，而不是個人」。

六、「結構性暴力」探源

　　Galtung在1969年提出「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來描述現代社會的制度化苦因，蕭素樂將這個理念與入世佛教的看法結合，這思想最先發表在1999年出版的《全球療癒：關於結構性暴力、社會發展和精神轉化的散文和訪談》（Global Healing: Essays and Interviews on Structural Violenc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他在日後的著作，繼續闡述了對結構性暴力的看法，如《衝突，文化，變革》（Conflict, Culture, Change, 2005）和《永續性的智慧》（The Wisdom of Sustainability, 2009）。蕭素樂對「結構性暴力」作一總結，這是「有系統地不平等、不公平地分配社會資源，阻礙人民滿足基本需要」。為了解釋這種結構如何維持，蕭素樂引用了佛教的基礎教法——「三毒」如何成為每個人痛苦的根本原因：無知（對實相本質的顛倒妄想），仇恨或憤怒，以及貪欲。貪、瞋、癡，為現代社會結構性暴力的根源。

　　蕭素樂在《永續性的智慧》中寫道：「如果我們認真地想要熄滅自己的貪瞋癡，就必須問自己：如何主動或被動地將社會中的三毒，永久化為『結構性暴力』？一旦看到其中的相互關聯，我們就會在致力於心靈成長的同時，也努力消除社會的結構性暴力。」

　　蕭素樂認為，個人的貪欲，出自累積的欲望、不斷擴大的佔有欲，並在社會層面上表現為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和自然資源的掠奪，而忽略了環境的極限。個人的仇恨之心，則透過軍事而向世界展現，並建立了戰爭的結構。蕭素樂最嚴重的批判，是對於顛倒妄想的推銷，這是我們所有問題的主因——廣告商和流行媒體，它促成了無用的產品與有害的思想，導致人們遠離有意義的知足生活而朝向貧困，並且感受到（生活的）分割與異化。

　　在《衝突，文化，變革》一書中，蕭素樂更是譴責美國與西方大國，透過全球化而挾帶經濟勢力進來。其中許多跨國公司與集團，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他認為這些經濟體系帶給世界太多的暴力，這不單是指公開的戰爭，而是指不公正的剝削，使得許多人失業、貧窮與飢餓。少數人獲益，而多數人受苦。這樣的經濟體系所帶來的不公平，即是「滋長貪瞋癡的平台」，導致諸多的暴力行為。蕭素樂主要譴責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及其背後的力量：

消費主義是立基於增長貪婪的惡魔宗教，以貪婪的名義而孳生各種暴力。由跨國公司控制的大眾媒體，是結構性暴力問題的一部分，它們扭曲了人們的世俗觀念，傳揚消費主義宗教。它們與跨國公司攜手合作，推銷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創造一種全球單一的文化。電視有效地洗腦，為跨國公司作宣傳，它讓人們誤以為，擁有越多東西就越快樂。儘管這樣的消費主義生活，是世界上大多數人不可能實現的，而且是一種生態上的不可能（ecological impossibility）。但人們試圖實現這一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不可避免地導致這種結構性暴力的持續存在。

　　然則如何對治結構性暴力的問題？蕭素樂在他的演講和著述中建議，必須修持醒覺、沈思與分辨力，這才能根治三毒，將原有的清淨本性展現出來。讓貪婪轉為慷慨，瞋心轉為慈愛，愚癡轉為智慧，這種轉變的起點是「正念呼吸，專注呼吸」——正念禪修的基礎。蕭素樂向所有參與示威的學生與社運人士，乃至商人、政要，都給予他們如此禪修的建議。這樣的基本建議，通常使個人不能容忍地採取更具體的行動，而不僅僅是觀呼吸而已。蕭素樂相信，佛教觀呼吸的禪修，能重新結構人類的思緒，這樣的教學對大多數世俗人是一種大躍進。他引用《念住經》來解釋，如何以觀照呼吸的程序，達成「觀照諸法實相」的結果。當一個人如實觀照到真實——它是一個相互依存的網絡，揭示了我們共通的人性和共同的痛苦，這自然會讓人「迴自向他」──從自我中心的態度，轉向對眾生福祉的關懷。

七、實至名歸的國際聲望

　　蕭素樂第二次的流亡，在1991-1992年間，他周遊了歐洲與北美，與許多入世佛教徒會面，同時也為旅居國外的泰國人講解民主理念。他與Alan及Laurie Senauke在柏克萊禪修中心住了幾個月。Alan擔任副主席，也是佛教和平友誼會的領導人。蕭素樂在這段期間也接受了許多專訪，分別講述了他的生平、暹羅國的歷史，譴責政治人物與政治體制等議題，這些後來被出版為他的英文回憶錄《忠誠需要異議》（Loyalty Demands Dissent）一書。

　　1992年春天，Suchinda將軍的軍政府開始崩盤，《曼谷時報》的社論指出，雖然Suchinda承諾「下一屆選舉將以自由、公平、民主，建立新政治時代。政治人物的腐敗程度將會降低，首先將成立完全民主的國會」，但是實際上，「現在出現的是殘酷的妄想」。

　　Suchinda的承諾並沒有落實，他透過親軍政府人士操控選舉，贏得國會多數的席次，宣布Suchinda將繼續擔任總理一職。歷史學家Ducan McCargo在《當代泰國的民粹主義與改革主義》（Populism and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 2001）就提及，「這是議會獨裁統治的最終形式：進行一場由獨裁者操弄的國會選舉，而後任命這位獨裁者擔任總理。當Suchinda宣布他的內閣時，招致極大的震驚。他一年前才譴責『異常富裕』的政客，如今擺在他內閣桌旁的席位。這讓人強烈聯想到歐威爾《動物農莊》最後一頁的場景（其中豬與人類無法區分）。」

　　這時，有數萬人到曼谷街上抗議Suchinda政府。他嘗試把自己合理化為維護君主制，可是民主派人士根本不接受，一心要他下臺。1992年五月的示威不像七○年代，那時僅有學生、工人與農民參與，這回許多曼谷中產階層的商人與反對份子也參與其中。泰皇觀察了事件的混亂發展，但沒有支持Suchinda的專制舉動。自從1973來，這次算是曼谷最大規模的示威，軍人、坦克車駐紮了整個曼谷城市，子彈也被分發給軍人，軍人「被告知民主示威群眾威脅這個國家和神聖君主制。……即使在1973年十月十四日和1976年十月六日大屠殺之前的日子裡，也沒有徵兆顯示，皇室內部或泰皇個人對形勢有所疑懼。」Paul Handley指出。

　　但是當民主示威者在數日內激增到二十萬人，五月十七日深夜，軍隊在他們穿越法蘭大橋時，用消防水柱阻止他們過橋。示威者控制了一輛消防車，然後放火燃燒另兩輛消防車。軍隊以機關槍向示威群眾掃射，向群眾丟燃燒彈。示威者把流血的屍體拉來當作掩護，留下的其他傷患則死在街上。示威行動持續到第二天，造成兩百人死傷，三千多人遭到逮捕。這起泰國軍方殘殺泰國人民的事件，被稱作「黑色五月」（Black May）。蕭素樂當時在加拿大，接受《獨立報》、《紐約時報》與《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他反覆重申「黑色五月，有如1976年大學大屠殺的慘案重演」。

　　五月二十日，蒲美蓬國王在屠殺事件發生後作出回應，國家電視台精心策畫了一段泰皇呵責Suchinda將軍與示威首領Chamlong Srimuang的場景，他們兩人都跪在泰皇面前。而這一幕，根據McCargo在《泰國的網絡君權和合法性危機》（Network Monarchy and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Thailand, 2005年）所述，「被神化為君主制的勝利」。這是神化了蒲美蓬國王，塑造了仁慈君主介入臣子的利益之爭，終而恢復民主、造福國家的戲碼。可是事實卻是，自1970年開始，蒲美蓬國王就已不站在人民那一邊，而是站在下令向人民開槍的將軍身後。蒲美蓬國王一再表示，他更喜歡軍政府，而非人民自己掌握政權。雖然黑色五月流血事變之後，泰皇獲致「恢復民主」的信譽，正如他在1973年也獲得這樣的信譽，可是事實卻與皇室所描述的泰皇根本不相吻合。

　　隨著蒲美蓬國王呵責Suchinda且命他下臺，Anand Panyarachun又再次被任命為總理。Anand通知蕭素樂可以返國，可是，蕭素樂依然必須上法庭，面對「冒犯皇室」的指控。

　　蕭素樂在1992年十二月返抵泰國，在未來的三年裡，大部分時間忙於準備在法庭上辯駁對他的指控。在刑事法庭的最後一次出庭，是在1995年。數以百計的支持者，耐心等待蕭素樂抵達法庭接受判決。在他才踏出車門時，有些人將佛教祝福繩捆綁在他的手腕上，有些人獻上鮮花，其他人則安靜地向他合掌致意。蕭素樂總是穿著傳統泰國服飾villager或連身褲，原來他在1970年代曾發表一份反對西式服裝的宣言。法庭內外還有穿著袈裟的僧侶，這是非常奇特的一幕，畢竟傳統上，僧侶是遠離政治或司法事務的。

　　國際人權組織與外國政府、外交政要對泰國法庭施壓，這對蕭素樂的判決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國際法律人協會的觀察家也在場，電視與報章也跟進報導案情，法庭一般上是沒有結案呈辭的，可是蕭素樂卻要求了這樣的發表機會，法庭答應了他的訴求。

　　蕭素樂表示，「自己並沒有攻擊獨裁者Suchinda或任何當權者，這是禍及自己的行為。不過我認為，自己必須鼓勵人民，重視自身的價值與責任。一般民眾必須重視自己的尊嚴、平等與自信——這是民主的基本組成要素。我一生當中從未向任何權勢屈服，反而是挑戰腐敗的權勢。社會若是屈服於腐敗的權勢，必將瓦解。」

　　蕭素樂強力地為自己辯護，質疑這一指控的政治本質，並展示了自己長期對泰皇與皇室忠誠的事例，為知識份子爭取權益，指出冒犯皇室法令何以「傷害君主多於保護君主」的原委。蕭素樂的辯駁，後來被歷史學家與司法記者評為「非常善巧」。

　　法官對所有的控訴宣判無罪，蕭素樂又一次獲得勝利。

　　1995年十月，蕭素樂被判無罪後，馬上就被瑞典頒發了「典範生活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這是與諾貝爾和平獎同性質的一個獎項，以褒揚他在「尋求一個植基於民主、正義與文化完整性的發展進程中，所開展的願景、行動與精神諾言」。蕭素樂將62500美元的獎金，用來創辦了教育社運精神學院（Spirit in Education Movement, SEM）。

　　蕭素樂的國際聲望也為他贏取不同的榮銜。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就在1993與1994年，兩次提名蕭素樂角逐諾貝爾和平獎。1998年，他獲得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及民族組織的「年度人權獎」。2001年，獲得印度國際痲瘋病聯合會的「世紀甘地獎」。2011年，自東京庭野和平基金會獲得著名的「庭野和平獎」。喬治城大學「柏克萊宗教、和平與世界事務研究中心」的Katherine Marshall，是「庭野和平獎」選拔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她寫道：「雖然蕭素樂為了爭取改革而多次陷入爭議性事件，並屢受牢獄之災，可是他所倡導的，是綜合了知識、勇氣並對『非武力行動』的絕對堅持。他被廣泛視為：動員了泰國民間社會，創辦了許多社會福利與發展的組織。而這些都圍繞著兩個主題——拒絕被消費主義驅策的發展模式，追尋傳統文化與入世宗教的信仰及其實踐。他的組織反映了本土化、可持續性與精神楷模，提供改變與進步的空間。……無論他做了什麼，他的工作核心是如下使命──在自己國家乃至國家以外的各個層面，建立一個因應變局的嶄新領導力。」

──摘自Matteo Pistono英文著作《蕭素樂——暹邏獅吼》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