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誓雙月刊 |

       「與會來賓迴響」採訪報導

■ 採訪小組:釋耀行、釋禪文、釋明悟、釋星靜、林碧津、江曉音、孫惠珠、潘鳴珮、高慶珍
   2011年台灣宗教學會「建國一百年宗教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連續兩日的精彩討論中圓滿落幕,採訪小組走訪與會學者來賓,就其對論題之延伸看法及對本次研討會之建議,做出整理,以饗讀者。

昭慧法師(台灣宗教學會理事長)

        能夠順利舉辦如此大型的國際研討會,得感謝學會的各位理監事,因為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學術領域中,接觸到該領域的傑出學者,從而推薦他們參加本次會議,大家又集思廣益設定一些子題,才呈現出研討會的整個主軸和框架。
        擔任理事長的兩年來,很感謝堅意法師和弘誓學團,幫我撐起了會前、會後的諸多事務,所以會議才會顯得這樣有聲有色。而任何一個學會,都會面臨資源不足的問題,所以學會的工作推動是不容易的;但是即便沒錢、沒人,也要撐下去。
        而且,台灣宗教學會是一個宗教學者組成的學術社群,長遠來看,建構這樣的學術社群是很重要的。因為,大家平日在各自的教學或研究機構,也許有自己的研究小群,但是不容易形成大的研究社群凝聚力量,畢竟個人的資源有限。從舉辦研討會就可看出,如果沒有大的社群支持,其實是辦不了大規模研討會的。所以,台灣宗教學會建立一個平台,讓大家可以彼此交流與合作,有其重要的存在功能與意義。

李豐楙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

        問:請問您對建國百年來,台灣本土宗教的發展、變遷、貢獻及影響,有何看法。
        答:在這一百年來,台灣本土宗教在社會方面變遷得非常快。因為特別的時代環境,剛好中國大陸的宗教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相對來說,台灣在本土宗教的保存與發展,比中國大陸完整得多。再者,台灣在社會變遷當中,包括所謂的資本主義及理論所講的知識文化,本土宗教剛好經歷這段社會的巨烈變遷,不但沒有受到壓抑,反而趁著機會在發展。我想,這個經驗就跟台灣文化一樣,它就是個實驗。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經歷文革開放之後,面對社會更大的變遷時,他們對本土宗教到底要怎麼去開放,我認為,台灣的經驗對他們而言是很有意義的。 
        什麼都可以實驗,只有文化不能實驗。因此,台灣在本土宗教這個區塊,有非常寶貴的經驗,其中還包括本土宗教面對其他宗教的發展,如:漢傳佛教在台灣的蓬勃發展,基督教以及教派宗教,像一貫道的合法化,新興宗教在解嚴後派系的成長,讓本土宗教無論在道教或民間宗教信仰等,自然地形成一種和平共存但又競爭的狀態。這種經驗,大陸將來一定會碰到。而且,台灣的經驗,跟整個華人世界如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比較起來是不一樣的,因為所面對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對台灣這一百年來,本土宗教經歷了政治的戒嚴與解嚴狀態,以及社會、經濟上的變遷發展,本土宗教很自然地有一種調整的能力,它面對挑戰不但沒有消失,還相當有發展。這對百年來台灣本土宗教而言,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問:請問您對本次研討會的看法。
        答:我參加過台灣各地舉辨的各項百年會議,宗教學會承擔這次的研討會,我肯定其具有正面的意義。最主要的是,宗教學會現在幾乎由宗教系所來推動,等於是透過宗教系所的聯合性學術來做探討。這是第一個意義。
其次,這次學術會議活動,內政部補助的經費有限,理事長昭慧法師運用他的資源,將會議內容設計得相當豐富、龐大,我看過所有的會議資料,其內容很多都很好,顯示出宗教學會所推動的宗教學術,相對於過去更加成熟、更有發展。透過這樣的機會,對宗教學術做個檢討,是其有必要的;能邀請到台灣與國外具代表性的學者,對訊息的傳遞、未來的展望,也有相當意義。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唯有透過從內部及外面來的各種不同的聲音,才能為台灣的宗教學術、宗教學研究,提出一些比較客觀的檢討。因為,這次有遠從國外來的學者,透過他們的想法,相信對我們是很好的建議。過去台灣宗教學會的年會,很難有這樣大的規模,這次剛好藉由建國百年的機會,所以是非常難得的。同時也刺激我們省思,台灣宗教學術界是不是逐漸意識到,要有自己的「主體性」?如果要,那該如何建立?這次會議中的很多題目,多少刺激了這方面的省思。我覺得,這樣的檢討是相當難得而且有意義的。

藍吉富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這次研討會,我有以下感想。這次與會的學者,除了本地人士之外,也包含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等的國際學界人士,其中還有來自葡萄牙的友人。這現象說明,學術會議對於提昇台灣在地球村中的能見度,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在台灣的外交處境頗受阻饒的今天,這樣的活動,值得政府多支持,因為,這是「用內政支援外交」的一項花費不多而成果不少的活動。如果各種學門都能經常舉辦,蔚為風氣,並由政府大力支援,則當會更有效、更快速地看到「學術研究也有可能幫助解決外交困境」的成果。
        此外,對於台灣宗教學會諸位成員為這次活動所付出的心力,我也在此表示敬意。

洪山川總主教(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問:請問總主教,天主教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與影響?
        答:主要在教育、文化與醫院三方面。教育方面,天主教建有四十七所大、中、小學,五十年來受教人數也滿多的。醫療院所方面,有醫院十家、診所七家。社會服務如安老、服務越南、大陸等外籍新娘、外籍媽媽以及菲律賓等外籍勞工,我們設有很多的機構提供他們服務。天主教的養老院、安養中心、喜憨兒、重障、殘障等服務機構,就佔了台灣總數的一半。雖然教友的人數很少,僅三十萬人,可是我們服務的層面非常廣。總括而言,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學校教育佔最大部分,因為四十七所大中小學之外,還有兩百多所幼稚園。

        問:社會給予的回報是否對等,堅持的信念是什麼。
        答:天主教的社會服務,都不講求回報,大都是外籍傳教士離鄉背景,接受台灣教會的邀請來台灣服務,最多只是得到政府的一張獎狀、一個獎盃、或是一張榮譽公民、榮譽縣民,有些已拿到身分證也不錯了!因為服務的過程就是一種回報。而堅持的信念是來自對天主的信仰,就是要當傳教士的堅定信仰,因為我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去普天下傳教,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天主之名幫人們受洗。傳教是一種工作,服務也是另一層次的工作,服務的過程即是回報,為最小弟兄所做的,即是為耶穌所做,我們願意為耶穌而做。

        問:目前在教育方面碰到的瓶頸是什麼。
        答:在五十年前,政府沒有辦法設那麼多的學校或是在偏遠地區辦補給教育,而這些地方都是由傳教士來蓋學校、辦診所,但是目前政府已有足夠的能力,所以我們在這些方面要轉型。天主教要重新去定位,尋找社會還有什麼需要我們去做的,譬如服務愛滋病、中輟生、吸毒者。政府做不到的,由我們去做,當我們做一段時間,政府財團有興趣了,我們再交棒。天主教常扮演點火的角色。

        問:總主教早期就已在監獄裡成立輔導社,請談談是怎樣的情形?
        答:我是把已經在各監獄服務的天主教神父、神職人員,把各個點連成線、再串成一個面。二十年來我招集了三百個義工,在五十所監所服務,每個禮拜進監輔導受刑人,工作一直持續到現在,每年還有兩次的訓練。在此也「感謝」政府讓受刑人愈來愈多,讓我們有做不完的工作,因為社會愈亂,我們也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與物力。

陳志榮教授(真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問:請談談基督宗教在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貢獻。
        答:基督宗教傳來台灣分為幾個時期,但真正發生重大影響,教會能繼續存留下來的重要時期,是在十八世紀中、末期宣教士來台,包括在1860年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天主教修士郭德剛,到屏東萬金所建的聖母堂開始,也就是最近媒體報導的,要把聖母馬利亞迎出來全台遶境的萬金天主教會。而基督教的新教是從1865年,從台南府城開始宣教,在台北則是1872年,由馬偕從事最早的傳教工作。
        後來進入台灣傳教的,是1895年的日治時代,日本派宣教師來台灣宣教。那時有一個日本教團,包含衛理公會或是浸信會,都有派宣教師來台灣建立教會。例如,台北教會就有一些是來自日本教會,又如在中山北路、林森北路的中山長老教會,原本是日本教團所建的衛理公會,到了1945年台灣光復之時,由長老教會將它接收。
        在1945至1949年間,台灣突然湧進許多國外來的宣教師,他們來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在台灣都有聚點,他們都是從大陸徹退出來的。因為,大陸幅員廣大,在各省分都派有宣教師宣教,譬如在山東有內地會等,因為1949年共產黨佔領大陸後,就全被驅逐出境到澳門或香港停留。宣教士們當時都非常傷心,心想一輩子學中文,二、三十年都在講中文的地區工作,這時還能去哪裡?突然之間,神跡出現,有個台灣可以讓他們講中文,又可以傳教,所以全部調來台灣。因此台灣社會從1949年開始,進入「基督宗教的戰國時代」,全世界各個教會在台灣都有聚點,努力傳教。 
        戰後的台灣社會比較貧窮,當時美國透過聯合國組織對台灣發放救濟物資,包括衣服、營養品等。後來經過調查發現,當時美國對救濟品的發放系統有些考量,因為認為國民黨來台建立的政府不太健全。某個程度而言,美國不信任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認為有點腐敗,救濟品拿給政府恐成中飽私囊,所以把救濟物資轉給基督宗教發放。那時,拿到救濟品的教會理應給里長、鄰長來發放,一部分的教會領袖會也這樣做,但是大部分教會以民眾是否來教會做禮拜,當做發放救濟品的先決條件。這也就為什麼基督宗教有一個臭名──「食教」,對此舉描寫得很真切。
        回顧台灣的基督宗教,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可從二方面來談:一是醫療,二是教育。這是當時台灣最需要幫助與建設的,因此教會蓋了很多學校與醫院,用醫療與教育來協助台灣。基督宗教透過這兩個方式傳教,有具體的成就與貢獻。
        就教育而言,台灣北部的女子教育是從馬偕來台才開始的。馬偕1872年來台灣北部淡水傳教,1882年建立牛津學堂,那時是台灣最新興的學校,一位清朝官員在開幕時盛讚牛津學堂是台灣的首創。馬偕做了一個很好的教育榜樣。
        牛津學堂最早的規劃是要訓練牧師,他的兒子在日治時代將學堂規劃為宣教師的訓練營,經擴大之後成為一所中學,就是淡江中學,後改名淡水中學。他們招收許多有志青年,神學院畢業之後到日本留學,其中有一位名叫陳清義,成為馬偕的大女婿,陳清義的弟弟陳清中,是牛津學堂一個學生叫陳火的兒子,陳清義、陳清中、陳清河是伯叔兄弟,陳清中後來去日本同治社大學留學,並組織橄欖球隊,回台後曾當淡水中學的校長,訓練出台灣第一支橄欖球隊,他訓練精良的程度,打敗日本海軍戰艦的橄欖球隊,讓日本隊顏面盡失。馬偕從這件事看到,教會只要努力經營學校,學生必有傲人成績,這也說明教會對台灣教育的努力與貢獻之一。
第二個貢獻就是在女子教育方面。馬偕娶了台灣太太張聰明,她是一位童養媳,幫助馬偕從事宣教工作。他們認為,真正對家庭有影響的是教育,所以成立了一所女子學堂,在馬偕的牛津學堂旁邊,所在地就是現在真理大學旁邊牛津學堂鄰近的一所幼稚園。在當時,要招收女學生,還要付錢給女學生的家長,因為女子在當時是家庭的勞動成員,可以工作賺錢貼補家用,如果女子去讀書,那麼學校就要付錢,補貼給學生家長。所以,馬偕當時建立女子學堂,不但沒收到學費,反而要付費給學生家長。 
        因此馬偕建立的女子學堂,可說是台灣女子受教育的濫觴。當時台灣社會沒有把女子送去學校讀書的觀念,只有大戶有錢人家才有這個能力,一般家庭的女孩子只是勞動的工具,沒有受教育的可能性。所以台灣女子能受教育,是基督教宣教師來台灣宣教中,最大的貢獻之一。 
        醫療貢獻方面,馬偕到台灣之前就有一些預備,他聽說英國宣教師來台灣宣教時,看見台灣原住民有吃檳榔的習慣,於是有人建議他到台灣去要帶拔牙器,於是他在紐約訂製了二把拔牙的鉗子,有一把是他的學生嚴清華在用,這二把鉗子已成為歷史文物,保存在台北馬偕醫院十二樓的史料館。台灣原住民有需要拔牙的話,就等馬偕去傳教時,請馬偕幫忙拔牙,馬偕會先唱詩歌,再幫他們做禮拜、禱告後,再為他們拔牙。
教會醫院的設置,首先是在淡水教會旁蓋了間軍醫館,到現在還存在,這是一所對平民開放的醫院,也常常會有外國船員、領事館人員來看牙病。另外,當時還流行「瘧疾」,後來馬偕本人也感染到瘧疾,他有一套治療瘧疾的方法,就是讓病患喝大量的檸檬水,支持他的身體機能,並讓他流汗,使他順利恢復體力。但是瘧疾無法根治,原蟲仍留在血液中,當身體免疾力降低,就會不斷地發作,所以馬偕每天都很注意氣候的溫度與溼度,因為如果溫度降低、溼度低,瘧疾就會發作。
        而軍醫館,首先創設的原因不是為了紀念馬偕,而是紀念一位同名馬偕的船長,馬偕船長的太太在先生過世後,出資建立了這所軍醫院。台北馬偕醫院才是為了紀念馬偕牧師而建的,馬偕醫院在日據時代啟建,是台北教會捐資興建的,馬偕在1901年過世,在1910、1920年代從淡水到大稻珵建了現在的馬偕醫院。
另外,在建國百年的此時,我個人對教會有一些期許。教會對社會秩序要承擔起道德規範的責任,成為社會道德的良知,當社會遇到重大問題與困難時,教會要站出來發聲,不能閉口不言。例如,我很讚嘆昭慧法師反對        博弈觀光事業進入澎湖所做的努力,政府以公投方式決定博奕是否在澎湖設立,在投票之前,昭慧法師聯合不同的宗教人士,到澎湖遊行示威抗議,表達反對博弈進入澎湖,後來博弈公投失敗,阻止了博弈進入澎湖。我認為,教會要看到這種樣式,成為社會道德良知的重要力量。

        問:請問陳教授您對本次研討會的看法與建議。 
        答:這次研討會辦得非常好,不論上一次在弘誓或這次在中央研究院,所辦的研討會都非常好。在研討會內容、志工的秩序,都是有條不紊。所以,這次宗教學會建議昭慧法師能連任,但是他旁邊的工作人員可能太累了。這次的研討會,可以成為未來的典範。我作為一位宗教學者,衷心感謝昭慧法師對這兩次研討會的貢獻與付出。

鄒逸蘭修女(胚芽婦女關懷協會秘書長)

        問:修女在天主教會不算神職人員,為什麼不是呢?天主教中是否有團體在從事這方面的爭議性議題,或者更深刻的、有別於傳統的論述?
        答:在天主教的制度中,屬於管理教育方面的,是「聖統治」,目前聖統治是純男性的;另一方面的修道生活,也就是獻身生活,則男女都有。教會開始時,就有一些男性修道人和女性修道人,生活在比較邊緣的狀態,做祈禱、做服務,不太參與教會中心的管理,於是到後來,很多修會的男性成為神父。所以大家會看到,有些神父是修會的,有些是教區制度的。修會的生活方式,有的是入世服務,有的是隱修,可以隨時自由彈性調動到需要的地方去。
        從開始,修女們和主教們保持著蠻友善的關係,他們知道我們很努力地在做一些事,幫助教會和社會做一些大家不太有機會去碰觸的部份。但是,總有人誤解我們是在跟教會做對。事實上,我們是抱著一種心情,覺得某些部分我們是需要去面對的。因為,在正式位置上的人,有些話其實不方便說,所以我們等於是在野的、民間的、邊緣的,作為勸諫的、發聲的,幫忙提出問題,把事情看清楚的角色。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互相幫忙的。
        可是有一些議題,還是太有威脅性。現在全世界教會的氣氛,對於這些議題,愈來愈收緊,現在比較年輕的神父的態度可能更保守,我們會遇到一些比較辛苦的狀態。在我們那個年代,有一些神學院長、資深教授,他們的見識、心胸和開闊的程度,和你現在看到的不一樣。

        問:這樣的環境會不會影響您對天主的信仰?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讓您繼續為婦女付出奉獻?
        答:基本上,我們是跟隨著耶穌基督,所以在對婦女的態度上,我們是看耶穌基督對婦女的態度。從歷史來看,基督宗教是從猶太宗教一直演變下來,教會曾受到希臘羅馬文化的影響,於是有一些歧視女性的色彩帶到宗教內。初期教會時期,耶穌基督帶來了新的方式、改變了很多東西,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都改變。像在基督宗教的國家,還是曾經有奴隸制度,以及聖戰的戰爭。
        對聖經的解釋,難免帶著歷史文化、社會偏見與個人限度,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去了解,原來的到底是什麼?有些現象,是因為說的人這樣解釋,而聽的人沒有再去深究,就一再傳下去。所以胚芽婦女關懷協會一直強調,整個社會架構對我們個人的影響,如果沒有去覺察它,我們就是不知不覺在參與、複製這些歧視。我們要做的,就是讓這些偏見、成見到我為止;在你改變別人之前,要先改變自己。

Phil L. Frandsen(范德森長老)&Brenda P. Frandsen(范美琳)(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問:請問您參加本次研討會的感想。
        答:我們在教會裡負責公共事務,主要和其他教會、政府部門及媒體聯繫。因此,當邀請函寄到教會來,我們決定向主辦單位報名前來參加。在收到邀請函之前,我們還不知道有台灣宗教學會的存在,聆聽今天早上兩個演講之後,真是大開眼界,收穫良多。過去我對佛教瞭解多一些,至於道教所知甚少,有此機會對其他宗教多一層了解,非常值得。我在美國的教授們應該來此聆聽,我想他們會有高度的興趣。
        在這次研討會中,我們也才知道,除了慈濟,原來台灣另有三大佛教團體。台灣佛教團體中,我們只拜訪過慈濟,和慈濟有些合作,一起進行賑災,幫助受水患風災之苦的老百姓。我們曾三次造訪花蓮慈濟,未來還有更多拜會的計劃。我們希望和台灣的佛教團體有更多的接觸,誠如洪山川總主教致詞時提到的,宗教界應該攜手合作,共同努力。因此,我們需要多進行交流、溝通,增進彼此的瞭解,這正是我們長久以來的期望。

        問:您如何看待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宗教本土化的問題?
        答:台灣是一個變動的代名詞。五十年前,我首次踏上台灣,現在所見的一切,和當年早已截然不同,不管是人、建築物、景觀等等,甚至社會氛圍都改變了,變得讓人更加自在。台灣的改變是持續性的,從我們教會的轉變就可以看得出來。當年,我們在台灣只有13個支會,現在則超過100個,信徒大約五到六萬。這些年來,我們看到了台灣的發展,也看到了基督教會有相當的發展。 
        我們相信,宗教是植基於神的旨意,而非任由我們決定的。當我們說本土化時,我完全同意應該尊重地方習俗,也認為由本地人負責傳教更為恰當。正如洪山川總主教是台灣人,他出生於澎湖馬公,而目前我們教會大多數的傳教士也是在地人,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發展。回想50年前,我們所有的神職人員清一色是外國人,有著高鼻子、藍眼睛。不過話說回來,在地化為的是發展宗教,促使宗教在當地的適應,而即使在美國、法國的教會組織,還是會和這裡的一樣,畢竟,宗教是神的宗教,非屬特定國家。

朴永煥教授(韓國東國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教授)

        問:百年來台灣佛教的發展中,您最肯定的面向為何?台灣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展望?
        答:台灣佛教最令人肯定的一面,是改變傳統佛教保守的形象,與時俱進,和老百姓在一起,這是所有宗教發展必走之路。從禪宗的歷史來看,中國禪宗也曾以戒律簡略化、平民化、走入群眾,而這樣的發展,同樣受到士大夫的歡迎。
        一般認為,佛教談來世,台灣佛教的發展恰恰扭轉了這一點,讓佛教成了現世宗教。畢竟,此生尚且苦不堪言,如果無法救助,死後談救贖又有何用?而韓國佛教至今尚未走到這個階段,有些先覺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例如韓國知名的五臺山月精寺住持正念法師,他所提出解決韓國佛教弊病的主張,正是類似台灣佛教發展所走的途徑。從這點來看,韓國佛教界十分關注台灣佛教的發展趨勢。包括《佛光大辭典》在韓國也廣受學界參考引用。我曾經就此問過一些年輕法師,他們也提到,佛學院畢業旅行都會安排到台灣參訪。
所以,台灣佛教的發展,不僅僅關涉台灣內部,更有國際化的意義。我和美國學者進行交流時,他們也說到,台灣佛教在美國的影響雖然不是很大,但是看得見,相較之下,韓國佛教就不見蹤影了。當然,佛教在美國仍以藏傳佛教為主流。
        藏傳佛教廣受歐美人士歡迎,主要得力於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其次是藏傳佛教有其神秘性。在物質文明發達的今日,人們的精神生活異常空虛,無所依靠。究竟該如何超越苦惱?唯有依靠修行和生活的結合。藏傳佛教在韓國一樣受到歡迎,著眼點就在修行方式。它走進一般人的生活,提供服務,透過修行幫助人們解決苦惱。修行和生活結合,而生活之餘,修行未遭到偏廢,這是藏傳佛教得以在世界各地發展的原因。

        問:您提到「儒教式的佛教」、「儒教式的基督教」,能否加以說明?
        答:去年我向台灣教育部申請一個研究課題:「傳統宗教思想在台灣當代社會的作用與貢獻」。之所以進行這項研究,因為我在中國大陸待過四年、台灣待四年半,去過日本幾次,東北亞轉了一圈後,過去以為大同小異的國家,這才發現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為傳統思想的作用不一。
        在台灣,儒、釋、道三家思想均衡發展,我認為這是台灣社會極大的優點,也是它發展的本錢。至於中國大陸,經過文革,儒家思想幾乎已蕩然無存,這也是許多中國人特別鍾愛韓劇的原因,因為韓劇有著濃厚的儒家思想元素。中國人,特別是學者,不以消費者娛樂的心態觀看韓劇,他們是以嚴謹態度來研究,認為韓國文化比中國更中國化。
        韓國社會籠罩在儒家思想之中,特別喜愛出自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如此文化背景下,韓國基督教的發展十分特殊。綜觀世界宗教,男女地位最不平等的基督教,就在韓國,幾乎見不到女牧師,甚至有知名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公開表示,女人不具有擔任牧師的資格。這是其他國家未曾發生過的現象。而全球最大的基督教會,也在韓國。今年韓國總統李明博在早餐祈禱會上,因牧師的提議而下跪,引發全國爭議。韓國首爾大學宗教學者曾分析指出,出現這種作法,其實和儒家思想有關。
        儒家思想有著強烈的排他性,更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如同《岳陽樓記》中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朝鮮士大夫,因此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剛強上進,不怕犧牲、不怕苦,前仆後繼。儒家「排除異己」的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結合之後,成為韓國特殊的基督教──儒教式的基督教,不但發展出男女不平等現象,也有著競爭、狂熱的表現。阿富汗、巴勒斯坦,這些旁人聞之卻步的地區,韓國基督教人士無所畏懼前往傳教,正是本著儒家責任意識的表現。
        至於韓國佛教,也有同樣受到儒家影響的情形。原本佛教談萬法平等、僧俗平等,但是韓國佛教界重視的卻是宗族、家門的觀念。因此,我們看到了韓國佛教曹溪宗不同派系之間的競爭。至於出家眾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我認為原因不在八敬法,它反映的其實是韓國整體社會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現象。
        韓國社會民風保守,回顧歷史,朝鮮王朝、高麗王朝各有五百年歷史,立國難、守成易,不比中國歷史上時有群雄割據的局面出現。反映到宗教,任何宗教要進入韓國社會,並不容易,一旦成功進入之後,也就持續穩定發展了。
        相較於韓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台灣佛教卻走出了傳統儒家文化圈,儒、釋、道均衡發展,相互融合,加上先覺者的知見引領,打開了佛教格局,受到百姓的歡迎。尤其,台灣佛教文化的熏習,是從小開始的,之於韓國,這是很明顯的對比。根據統計,韓國佛教人口仍多集中在農村,而高學歷的都會人士多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年輕人多不信仰佛教。我想,韓國佛教界唯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自我反省,結合學術、文化、弘法三者,向下紮根,推動佛教現代化發展,這才是韓國佛教的未來! 

江燦騰教授(北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問:教授發表〈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新論〉,請教您對戰後台灣佛教發展情形的觀察。
        答:撰寫《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是建構在個人幾十年觀察的基礎上,也就是,台灣學術界該怎樣看待1949年的大流亡潮?其影響於後的作用是什麼?過去對此問題的看法是,當時台灣因為延續了大陸的政治法體,所以總統可以做很多屆,中央民意代表不用改選,而蔣總統又是基督徒,所以在當時,佛教是居於次要地位的。反之,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無論選擇任何一種信仰,都是受法律保護的,這當中沒有價值觀的高下,沒有所謂「正統」的觀念。例如在大陸,明清以來幾百年間,沒有任何一個省份發生佛教批判齋教的事情,台灣的日據時期也沒有。但民國38年後,本來與佛教不同的齋教徒,卻被強制要求剃頭,否則就不能擔任住持,這整個過程是相當粗暴的。
        我們慶幸的是,活到了今天,解嚴後所有法律回歸正常,可以重新用現代化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而覺得以前那些看法是偏頗的、是帶有歧視性的。因此,我提出了「雙源流、雙繼承」的看法,稱之為「雙源匯流」。但是如果只講這個,歷史就停滯了,於是我進一步提出「在地轉型」,即「多元化」、「國際化」的趨向。

Elise A. DeVido教授 (紐約聖玻波拿文都大學助理教授)

        問:請問您參加研討會的感想?
        答:我很喜歡這次研討會的規模,不小也不大。會議氣氛令人沒有壓抑感,感覺很輕鬆,這樣很好,因為我以前也參加過很多會議,可是讓人會覺得很緊張。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次參與的人員裡,有很多我都認識。我很喜歡昭慧法師,所以感覺很親切,參加弘誓承辦的研討會,就好像回到家裡一樣。
        此外,我覺得這次論文發表人的報告非常好,看得出來很認真,有充分準備。我很欣賞藍吉富教授以歷史縱深的角度所做的綜合報告,其他學者當然也都很好,但他做得尤其好。這次研討會有很多主題,我覺得天數不太夠,應該要舉辦三、四天,感覺意猶未盡。
        另外我想請問的是,為何沒有邀請原住民相關信仰的發表人?我知道很多原住民已經信仰基督教,可以請他們來講講受洗前原本所信仰的宗教──祖靈信仰。因為,台灣在漢人來到之前,原住民就已經生活在這裡了,可能他們大多已經信基督教了吧!我知道有些神父在鄉下地方的教堂,會將原住民的習俗或儀式,與天主教舊有的儀式融合在一起。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將論文集正式出版?若作者修改過後正式出版,對國家、對學術界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對學院會是很大的負擔,因為有太多書要出版了,但是建國百年是很難得的紀錄,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真的很寶貴!

        問:對「入世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對不同的名詞翻譯,您有何看法?
        答:「入世佛教」的定義,是沒有統一的。有人說要翻成「參與佛教」,有人也有其他想法,因為本來佛教就是入世的,佛陀在證悟後就開始講法,講法這個動作就是入世啊!佛陀沒有隱居起來。其實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名稱都沒有統一。屬於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例如昭慧法師這類批判性佛教(Critical Buddhism)。而慈濟功德會就算是,但也有人說不算,因為他們主要是做慈善,他們不批評政府。
的確,對於這些不同的名稱,有些人會有疑惑,但是有些人連Engaged Buddhism也不知道。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一行禪師,可是外國人並不知道昭慧法師的入世活動那麼多。所以我鼓勵昭慧法師,要趕快將著作翻譯成英文,因為華語界大家比較知道她,但是西方人比較少。所以最近我出版一本書《台灣比丘尼》,書中有提到昭慧法師,但也只有一點點而已。所以,非常希望昭慧法師的譯作趕快出現,讓英語世界知道台灣也有Engaged Buddhism。

吳永猛教授 (普安法教學院校長、空中大學名譽教授)

        問:您的論文談到經濟因素影響宗教的發展與變遷,請談談您的看法。
        答:經濟發展對整個食、衣、住、行,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對於宗教而言,若從建築物去看它的變化,當然條件好時,就建得比較金碧輝煌,這是會有影響的;至於它對於宗教內的虔誠度,就未必有相對的影響。這是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所得的結果,是先有一個假設,以一個模式去做量化分析,從變數的變動得出來的結果,而在虔誠度方面仍有研究的空間。
        至於宗教對社會的影響,是否也會隨著經濟變遷呢?有人埋怨,台灣早期經濟條件不好時,社會問題反而少,而今條件比以往好太多,宗教也如此蓬勃,為何每天社會新聞以不好的居多,人的煩躁度、憂鬱症愈來愈多?這就是我們要去探討的部份。宗教對社會的影響,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負面的,有些是彼此互動、相互影響的,以這樣的區分再來探討,較能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問:您提到,以宗教募款而言,佛教所受的捐款獨占鰲頭,其原因何在?
        答:以近百年的佛教來看,在早期傳統的清治時代,佛教與民間信仰是結合的,屬於祖宗祭祀;到日治時期,雖然聲稱是佛教,但在台灣的漢人,有種族上的衝突,佛教仍是結合著民間信仰;在戰後(民國38年後),大量江浙出家和尚來到台灣,認為台灣佛教不是純粹的佛教,應該要重新受戒,就形成了正統佛教與非正統佛教之區分了。兩者明顯的區分在於,出家佛教專心弘揚佛法,而民間佛教如齋教,在有空的時候到寺裡作法會,僅有主持儀式而已。
        而出家佛教,因為和尚講經說法與佛經的流通,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當時,宗教本來是不能進入大學的,但是靠佛教界前輩如印順導師等人的努力,讓佛教可以在大學內成立學社,而我正逢其時,是當時的大學生,也加入了佛學社,至今也逾五十年了,這個影響是知識份子對佛教的肯定。早期的民間信仰,是以當地仕紳為主流,在地方上做傳播,大致上有錢的都會去奉獻。如今,轉變為知識份子為信奉佛教的主流,進而影響週遭,大自企業團體,小至家庭個人,帶動了佛教的捐款。反觀民間宗教,仍是傳統的收入,例如點燈、制化等等,是很有限的。

        問:請談談法教的發展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
        答:我對比其他宗教來說明:基督教堂是硬體,神父、牧師是軟體;佛教寺院是硬體,僧侶是軟體;道教內道觀是硬體,道士是軟體;而法教內宮廟是硬體,法師、乩童是軟體。由於我八歲入宮廟,學習法教內的法,那時有一套訓練神職人員的體制,從基礎班到進階班的階段稱「點小法」,就是入門,而後「坐禁」七七四十九天的進階,過程相當嚴謹。這是我從國小到高中在宮廟內的資歷,一般人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從大學到研究所,我研究佛教,特別喜歡禪宗的「禪七」、淨土的「佛七」、密教的「閉關」,這些我都研究過,其中有許多是互通的,在法教內就稱為「坐禁」。
        現在回溯起來,佛教界已經發展得很好,而在法教界,據我觀察,台灣宮廟這麼多,需要更多的神職人員(法師、乩童……),而目前沒有這樣的訓練機構。各宮廟大多是財團法人制度,各自經營,而不是在弘法,因為大多是半路出家,不夠紮實完整,因此常被污名化,以迷信、不入流來看待。在政府部門無法介入,宮廟內部沉浸在吃喝玩樂、交際應酬當中,而我看到其中的需要,經評估之後,我自認為資歷完整,就自告奮勇成立法教的教育中心,主要是訓練宮廟內的神職人員,他們需要具備各宗教的知識,還有法教內的科儀,整個的修行狀況,有一套完整的訓練次第。各宮廟人員有這方面的需要,只要報名,我們就替他們代訓,這樣多少會提昇素質。

張珣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問:請談談民間信仰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答:民間信仰對保留傳統文化有一定的貢獻,人類學家對宗教的定義是:小我(個人)的生活目標投向大我(族群)的延續。例如結婚生子,對老百姓的人生目標,超越了現實的意義,賦予了超脫時、空、小我層面的意義。漢民族慎終追遠,會定期祭祀祖先,結婚生子而能傳宗接代以延續對祖先的祭祀,不僅時間長遠,意義也擴大了,是中華民族敬天法祖精神的延伸。

        問:民間信仰最為人詬病的是神壇到處林立,不知教授如何看待?
        答:為數眾多的神壇,有向政府登記的稱為寺廟,未登記或無法登記的稱為神壇。政府基於保護國民的立場,想對神壇進行管理,但基於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應該要對宗教的實際作為去了解,如是否涉及宗教歛財,一般的法律規範應已足夠。民間信仰的缺點,有時看來會導致民智不開,但也因其沒有統一的教義和經典,主祀的神明眾多,可分為幾類:如自然神(日月星辰、山川土地、風雨雷電等自然物),人格神(歷史上發揚忠教節義的民族英雄……),物神(床神、灶神……)等等,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處世的道德標準,也表現對萬事萬物的敬重。「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深入人心,對社會秩序的穩定有一定作用。看似複雜而難以理解的信仰行為,其實反映了民眾趨吉避凶、祈求平安的內心祈願,以及對於現世生活的期望。

        問:教授對本次研討會的看法與建議?
        答:昭慧法師不僅得人心,帶領的工作團隊更是素質很高,辦事效率一流,本次學術研討會,呈現相當高的水準,辦得很成功!

瞿海源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問:您對宗教立法之回顧與政教關係的看法?
        答:台灣並沒有宗教法,在1989年訂定新的人民團體法,回復人民結社自由的權利,從此各類宗教團體向政府登記,成立合法的社團法人組織。至此,在台灣,宗教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宗教團體不再受到政治的壓迫。然而,由於政治選舉動員的需要,政治人物對政教關係的認知,地方政教關係與利益的糾葛,社會慈善福利需求,乃至戒嚴威權政治的殘餘,政教關係有了新的發展和問題。 
        戒嚴威權時期的總統近乎「天子」,宰制整個社會,控制所有宗教。到了民主社會,由於要贏得選舉,就必須爭取選民的支持,而宗教團體往往有很大的集票能力,就成為參與選舉者之所必爭。這本是民主社會不可或免的現象,但是在台灣,宗教不但多,而且大部分宗教團體都相當世俗化,甘心臣服於政治之下,把總統看作是天子,有大型的祭典就要總統來主祭,或是至少恭謹祈求總統親臨,這些宗教團體從來不考慮政教分離。馬英九以總統身分前往各大宗教團體重要儀式祭典並致詞,向基督祈禱,向佛祖、無生老母求保佑,在道教宮廟安太歲,他究竟是信神還是信佛?還是甚麼也不信?他這樣什麼都信,什麼都拜的做法,不但對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忠,對所有各類宗教也不尊重。
        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也直接涉入宗教事務,例如台北市和彰化縣,都參與主辦盛大的媽祖宗教祭典,完全無視於政教分離,政府資源不可資助特定宗教團體的原則。縣市長和縣市政府以政治權位和資源,與特定宗教團體交換利益,置其他宗教於不顧。政教分離的原則,基本上是政府不介入宗教事務,不以政府和公共資源支助特定宗教團體;若要資助宗教團體,也不是不可以,就必須資助所有宗教團體,政府資助媽祖誕辰祭典,也就必須同樣的資助佛誕、耶誕、乃至各種神明的誕辰。即使資助所有宗教團體,政府首長也不應該以官方身分只參與特定宗教的祭典和活動。
        宗教人士是否可以參選立委、總統?答案是肯定的。由於宗教人士並不失卻公民身分,仍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可以參選立委、總統,可以擔任總統,但不可以宗教治國。若以宗教治國,則有可能以公權力排除異己,壓迫其他宗教,而產生政教不分的問題。

林本炫教授(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客家研究學院副教授)

        問:建國百年來台灣宗教行政的發展,在觀念上是否從管理走向了服務,跳脫將宗教問題窄化或物化的狹隘面向?
        答:我們先談談「管理」的涵意。「管理」,對照英文management,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中文思維上,我們容易想到「控制」(control)。事實上,企業管理,英文是business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是public administration,管理和行政,英文都可以用administration涵蓋,而真正的管理包含了服務的意涵,用之於宗教行政,不代表政府和宗教團體從此相安無事,絕不再發生衝突,不同的是,他們之間的衝突或摩擦,自此轉化成行政層次,不再是政治層次的衝突。換句話說,雙方可以透過協調、溝通,以解決稅務、土地或宗教建築等問題。
        台灣宗教行政,近二十年才真正進入行政層次。1949年到解嚴前,則是宗教政治階段。這個階段有兩個根源,一是源自大陸時期的反宗教運動。反宗教運動,認為宗教是封建、迷信的,宗教違反了民國初年所希望達到的富國強兵,所欲追求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民主和科學這兩項國家的重要目標。
        將宗教視為封建、迷信,不只發生在中國,西方社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瀰漫著唯科學主義思潮。漸漸的,開始對科學進步主義出現了反思和批判,正如現在常提到的「風險社會」、「高科技高風險」,意味著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很多問題是科學帶來的,例如核災。一旦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回過頭來進行省思時,宗教和科學的關係也就跟著調整,這是全球社會的普遍現象。
        第二個根源,是1949年之前台灣經歷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同樣採取反宗教的態度,和民國初年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如出一轍。這兩條反宗教路線在1949年匯流。日本殖民時期的反宗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承認本地舊慣習俗而進行統治的初期,二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展開皇民化運動,開始壓抑台灣民眾的信仰,進行政治上的控制。
        日本殖民初期,雖然承認台灣的舊慣習俗,但並未刻意壓制宗教,而是針對民間舊慣進行調查,卻把土地制度、寺廟管理等一併納入,所得的結果,在1949年之後被有意無意地沿襲,出現在後來台灣宗教管理的制度當中,產生了「信徒大會」、「管理人」等規定。由此歷史脈絡可知,這些做法的出現,和《監督寺廟條例》並沒有直接關係,這和部分宗教人士早期的誤解有所出入。
回溯1960年代,「信徒大會」、「管理人」的產生,當時政府認為應該把民主政治中的選舉制度,引進宗教行政之中。不過這樣的觀念,在1990年代出現變化:宗教團體固然可透過投票,選出領導人,也可依傳統宗教慣例來產生,選舉制度不必然適用於宗教之中。過去諸如此類種種問題,在1990年代之後慢慢獲得改善,政府對宗教界開始強調「服務」。
        台灣宗教發展最大的特色,是多元並存,不但宗教界之間彼此進行合作、對話,如此良好的關係,現在也存在於政府、學界及宗教界三者之間。這三者之間,是平行,而非上下的關係,透過交流、合作以期提昇宗教水準。所謂提昇宗教水準,指的是宗教在實踐上有更深厚的社會基礎,在學術、教育上有更豐碩的成果。因此,2007年法鼓佛教學院成立,單一宗教研修學院正式納入了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這對促進台灣宗教實踐與學術研究,都將有很大的助益,也象徵政府之於宗教在觀念上的改變。

        問:您提到宗教在社會中的定位,關係到宗教行政的目標與性質。目前我們對宗教的定位,和過去是否有所不同?
        答:一般人對宗教的印象,不外乎從事慈善活動或具有道德教化功能,這是相當模糊,或是想當然爾的概念。過去在國家管制之下,民眾對宗教是缺乏想像、期待的。事實上,唯有對宗教有所想像或期待,釐清之後,才能進一步討論宗教行政的真正意涵。
        在過去,宗教不但被視為為封建、迷信,而且人民必須效忠國家。因此,當宗教同樣向人民爭取忠誠時,國家和宗教兩者之間就產生了競爭。這是宗教發展中常出現的現象,台灣在戒嚴時期不斷發生類似的衝突,中國大陸目前也經歷同樣的情況。國家尚未民主化之前,宗教問題不可能解決!侵害宗教自由最大的黑手,往往就是國家。反觀民眾之間,或許對宗教有不同的觀點,但只要國家保持中立,多少就能相安無事。
        因此,宗教在社會中的定位,包括它所扮演的角色,是需要人民的想像和選擇的。每個社會對待宗教的方式、期待不同,沒有必然直線的發展,這是整體社會必須思考、選擇的問題。有些國家選擇徹底政教分離,有些國家允許宗教與公共事務關係密切。過去台灣不太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必須正視它,而不能期待有現成的答案,甚至直接移植他國的模式。釐清這項根本問題之後,才能決定諸多關於宗教的問題。例如,對宗教團體是否免稅,包括免稅的法理依據、學理基礎;宗教界本身也需要去思考,不能以「宗教自治」一語帶過,而必須深思宗教與社會的關係,釐清本身的責任與義務,以發展出合理的論述。 

蔡源林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問:請談談台灣中、小學宗教教育的現況?台灣是否有需要在中、小學推動宗教課程?
        答:台灣中、小學沒有正式的宗教課程,只有融入到生命教育或是其它相關的課程,如歷史知識性的介紹。我認為,台灣絕對有必要在中、小學推動宗教教育,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有各種多元文化、不同的宗教人士,這是很實際、很迫切的需要。如果不了解其他宗教,會產生許多的問題,例如之前台灣就發生,老闆不知道印尼外勞是穆斯林、不吃豬肉,覺得吃豬肉對身體健康,就強迫外勞要吃,不知道這是人家宗教信仰的禁忌。很多這方面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不了解,就會在國際上貽笑大方,惹人非議。如果我們從小就有宗教教育,周遭有很多人學習,就會對不同的宗教文化更有理解與包容。

        問:是否有可能在大學開辦宗教教育學程?
        答:教育部一直有疑慮,認為開放會形成各宗教在教義方面的相互較勁。其實以我們的了解,台灣這些年來成立很多宗教科系,不同的宗教學者彼此間是有形成共識的,政府當局應就這部分多作溝通,而我們所做的研究報告與建議會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長也會看到。重點是,要有人去推。有能力辦這樣課程的宗教系所,本身教學研究的負擔已太重,學校又給我們的教師名額太少,若要再分心去辦學分班,行有餘而力不足。
        其實,基層老師大都贊成宗教教育,大部分也沒什麼意識形態,在國立編譯館的計畫及舉辦的系列座談會,聽到贊成的比反對的還多。目前,各宗教團體所推動的教師研習營,可以取得進修證明,但是沒有標準教材。台灣宗教學會如果能去編示範教材,或是宗教教育課程的綱要教材,會有一定的助益。
        雖然學術界還有若干疑慮,宗教界內部意見也還需要整合,但是若能透過學者居中協調,我對這前景是相對樂觀的。雖然不敢保證一定會成功,但你就是要去做,要去試,做了成功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沒做就百分百不可能成立。 
        這十年來,教育部確實感受到人文學科教育被弱化,這對台灣的整體教育是不利的。只是,對人文的重視,不等同對宗教教育的重視,其中還有幾個階段要做,要有更多的成果展現。現階段而言,我比較重視去規畫中小學或大學階段,宗教教育多元化和知識化教材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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