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福利中的衝突與日本佛教的社會轉變——從社會現況追根溯源

Rev. Yoshiharu Tomatsu（日本淨土宗研究所專任研究員）主題演講

李玉芬翻譯‧昭慧潤稿

引言

　　首先我先簡短的介紹自己，以利讀者明瞭我的觀點。

　　我是日本佛教淨土宗學校的僧伽，我所經營的寺廟將近有四百年歷史，而我長期居住在寺廟裡，是第三代直係血親遊佐家族（TOMATSU）的繼承者。因此，從小就在寺院裡長大。直到十歲時，完成沙彌(Samanera)戒，在二十五歲那年才真正受具足戒。

　　我先後完成頗富知名度的非佛教性質的大學學位，並在兩年內取得隸屬佛教派別的碩士佛學學位。然而，我對我所受的佛法教育感到並不滿意，因為在這方面，僅特別針對記誦歷史、教條，並作文本分析。也因而使我前往就讀哈佛神學院三年，促使我大量接觸廣泛的理論觀點。

　　學成歸國後，對於在早期一九九○年代的社會議題大感興趣，其間並創建其中一派主流的日本佛教非政府營利組織，稱為?AYUS?。我們的團體非常支持其他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特別針對常被其他支持者所忽略的內部組織及資金分配。這份工作使我可到泰國、加薩走廊等世界各地旅遊，以學習到與日本不同文化的真實差異。近來我開始在東京的主要醫學院內，教授生化道德倫理，也因宗教及醫學的專業工作，為日本人帶來了更具莊嚴性的喪禮儀式。

　　日本佛教鮮少為外國人所能理解，因為就像我自己，大多數受戒的僧侶並沒遵循僧團戒律，而且大多數的佛教義理，著重於在家佛弟子的層面。然而我認為，要讓更多人理解日本佛教是很重要的，因為日本佛教遠比其它的日本文化要來得更重要，以順應時世而穩固社會人心。無論依你們的觀點來看，我們佛教的推行成功與否，但我們所實驗的結果是：佛教對大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為其中大多數在傳統的佛教社會，已逐建轉型成為現代化及穩定形式的形象。

未轉型的社會福利

　　在日本佛教剛開始發展的階段，長期與國家政府合作。這並非藉著四處托缽的僧人來改變日本，而是在第七世紀時，透過政府庇護而發展形成。一直到第十四世紀，日本佛教才普及於民間大眾。由於長期受到世襲統治（從第十七世紀初到第十九世紀中），並且受到統治者德川家康（Ieyasu Tokugawa）的管制，日本用佛寺來控制及登記全國各鄉鎮居民的行動。因此，佛教僧人的行為，常令人覺得像是當地官僚。僧人同時也扮演了推動今日所謂「社會福利」的角色。例如：除了扮演主持喪禮儀式的角色，他們還經營學校，扮演醫生及藥師，調停社群所產生的衝突，更常與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聯繫，因而極少數的寺院，還對社會改革抱持能力或興趣。

　　直至現今，這股潮流還持續著。隨著德川幕府時代的傳統世襲制和今日的國會體制，日本佛教的革新面貌，受到某方面的束縛。也就在此時，僧侶的戒律正好順應時機，不受戒律的約束，採取在家眾的俗世生活方式。為了適應並鞏固現代主義者以及國家主義者的神教，寺院也就成為國家政府的監察單位。這些密切的連結，使得日本佛教在早期與近代社會，支持日本新的國族主義，並培養忠貞不二的情操以配合新政策。他們與政權有密切的關聯在，往來頻繁，也很積極支持日本在東南亞等殖民地的擴展，甚至後來贊同太平洋之役。在當時，為了鞏固日本佛教主義的方針，僧侶不只採取俗世的在家生活，受過完整戒律儀式的僧侶，甚至還從戎成為一般步兵。

　　戰後受到國家神道的反彈，以及日本國族主義的強迫，日本佛教嘗試著再ㄧ次融合於革新中的社會。由於支持戰爭的名義，以及不情願地承認共謀關係的說法，為鞏固其在社會上的地位，佛教已逐漸退出公共核心。這些潮流（一、僧侶身分認同的混亂局面。二、與政治領域的牽扯。三、鞏固其社會地位），顯示出多數佛教徒和機構，在現今日本社會，缺乏成為社會領袖的信心。對於和平求新的佛教徒及其他非政府、非營利組織而言，佛教多半在社會革新中被視為一種藩籬而非一種資源。日本佛教機構和佛教性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常以捐贈大筆資金於海外慈善機構而聞名，但卻對日本在全球經濟系統下所扮演的角色保持緘默。事實上，多數的日本寺院，是藉由顯見的商業化喪禮儀式，間接蒙受經濟體制下的利益。

　　相較於這股潮流，最獨特的差異是國際創價協會（Soka Gakkai）佛教組織。他們是不須受具足戒規範的在家眾機構，教義本諸《妙法蓮華經》（Lotus Sutra）。他們已經蛻變成一股強大而明確的勢力，事實上他們基於《妙法蓮華經》的基本教條，視野放在千年後，認為其時可統一日本大業，並擴展至全球各地。然而很不幸的，他們無法包容其他佛教團體，長期干涉政治，在日本的勢力可擠進前三強政黨勢力之後，稱為日本公民黨（Komeito），現在是支持伊阿戰爭的領導同盟，改變憲法體制並限制激進軍備力量。日本公民黨派是以國際創價協會的提升世界和平及促進和諧為宗旨，然而，他們絕對無法拒絕與自由民主黨成員結盟的。而自由民主黨已統獨日本五十年，代表日本社會最大保守黨。很不幸地，日本公民黨和國際創價協會是典型的例子，說明理想如何因妥協於政治力量，受其影響而消失殆盡。

　　因此這樣一來，提供了日本佛教一面借鏡，日本入世佛教在社會轉變中游移。另一方面，傳統佛教團體常扮演社會被動角色，並投入公益活動，通常無法挑戰他們對政治力量的舊有連結。反之，國際創價協會則呈現出：他們因勢力擴張的理想，而將激進的理想不擇手段地採取妥協的態度。

面對社會轉變

　　這方面的問題接踵而至，我們如何在我們並非社會中堅份子的情況下，積極活躍於社會轉變上呢？當然，我們可強調民間運動，這種運動可避免政治糾結。更進一步，這種民間運動應該從每人每日修養生息開始，這是一種內在轉變的修道，也是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所特別強調的。我認為我們應該也要藉由參與來提升社會體制，來面對社會結構上的問題和不合理事宜。像這樣的方式，也許需要有「重大政治性」的活動組織，或許是間接與政黨相連，但在某些方面是直接面對。如何在強大社會機構方面做出抉擇？據我的經驗，這兩種方式都很重要。

　　在本次會議中的諸位，大都對第一種方法感到特別熟悉。但是我覺得，我們在這方式中有一些嚴重的侷限，因為宗教的社會勢力，將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外來阻礙。在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特別強調「不要否決或不要壓抑我們的煩惱（kilesa）」，我們對「蓮花出汙泥而不染」的觀念，抱持著否定的態度。我們最終會因長期處於善與惡的天人交戰，而投降妥協。

　　在同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藉由參與這些活動，來轉變腐敗的宗教社會勢力。當我們不加入那些牽扯宗教社會勢力的人群之中，這股勢力就更會形成「無形的邪惡」，我們也會失去存在人性本質中善良的一面。雖然我們明智地避開政治糾結，還是應該與那些介入社會勢力的宗教人培養人際關係，去尋找同一陣線的盟友，在宗教社會勢力範圍內，透過「同體大悲」的修習，來感化參與其中的人們。

　　近來，在工業化的國家已產生一種認知：不論民主體制怎樣發達，對於如何經營這些國家，還是存有重大的阻礙。因此，政府與這些宗教社會勢力，開始轉化成為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民間團體機構合作，以支持社會發展。

　　在日本，雖然有許多佛教機構的總部，都與此一社會勢力密切關連，個體性的佛寺其實也可被視為某種形式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典型的日本寺院是由僧侶及其妻子、家人所主持的，他們因非營利宗教合作事業而擁有合法的地位。基於此一立足點，寺院也應該對全國人民福祉加以關心。既然宗教是非營利的社會福利機構，對政治、經濟及文化議題也應加以關心。這確實可以共同為社會謀福利，支持真正為民服務的領袖。

　　事實上，近來日本佛寺開始面臨危機，日本寺院以只能做佛事及藉由喪禮賺取大筆錢財而頗具盛名，政府因而對此有一措施的方案。若是他們無法出示為公共利益而效力的證明，就將去除對寺院免稅的優惠。這樣一來，佛教團體逐漸成為經常參與社會活動的公益代表。

　　此外，在一般民間發現，已有越來越多寺院，確實對社會有所貢獻。例如，一群少數但遍佈日本的僧侶，正努力為日本人民的憂鬱症、心理疾病及自殺等相關問題，提出因應之道。很不幸地，這些寺院和僧侶對彼此並不熟稔，也對其他佛教國家或較大型的佛教組織甚少了解。因此，獲得社會及其他個體性佛寺認同，對於他們向前邁步是很重要的。首先，他們須連絡各大寺宇，並且不僅侷限於其他寺院，而是與其他關心共同議題的社會團體串連起來。事實上，今年十月將會有第一次大型正式的學術研討會，僧眾及社會人士將針對自殺等相關議題聚集研討。

　　第二個針對社會轉變的重要階段，就是專業化及系統化的個體性寺院，基於僧侶及寺院的個別興趣，創辦民間活動，這是一項重要的開始。然而，為了超越體制上的改變，這些初步的開始，必須跨越個體興趣和勢力的影響範圍。僧眾和佛寺需要與他人集會、研討，並向非宗教性的專業人士學習。他們必須創建一種能受社會大眾認同並傳遞理念的方式，特別是針對年輕有為的僧侶，進而永續發展（日本佛教的）傳統及體制。

第三種社會轉變

　　在日本社會的狀況下，佛教團體在不斷求新的活動中，還大量缺少某種元素，那就是內化的修習。日本僧侶缺少修道的戒律（vinaya)，這已為眾所周知。大多數僧人是結婚的，僅在儀式中穿著道袍，且常飲酒作樂。擔任典禮儀式中的角色，並穩固日本社會的形象，如今已轉移至精神層面。就社會轉變而言，原應連結內化修習及外在的社會行動，但我們了解：社會活動並非以發展內化修息為主，而是偏向貪、瞋相應，以及幻覺上的自我欺騙。在日本佛教，主要仍以此諸議題為中心，年輕的僧眾則須對此加以接受，並接受一定的培訓。

　　然而，由於師法泰國佛教培育僧侶的發展，以及在斯里蘭卡的利益眾生運動（Sarvodaya Movement），部份日本革新派的佛教徒，逐漸意識到：必須結合內在發展和社會活動，進而從中形成偉大神聖的形象。然而，這種行動尚未造成一股氣候，只是在許多不同層面，已有潛在的發展。就此一運動而言，日本佛教徒已不僅針對社會福利感到興趣而已。

　　在日本的「開發」（kaihotsu)一詞，是一種基於中文的轉借詞彙，主要針對經濟發展而言。但是，我想對「開發」提出個人覺得重要的另一探討。整體而言，我們了解這種過程有兩方面的區別：內化修養及社會活動。但是我們該如何串連這兩點？我們該如何將它連結古代和傳統佛教徒的修習，就像是回到佛陀再世的境界，對當代社會進行入世佛教運動？

　　依此觀點，我相信這將產生第三部份的活動，就像另外連結其他兩種的活動，這是一種栽培和組織人際關係的過程。佛陀本身是絕佳的自我悟道的典範。但他並不把自己封閉於深山內，而是投入於社會，將他如何悟道的訊息傳遞給人們。佛陀花了六年時間達於悟道，但他花了四十年來與他人互動，甚至有時還得面對嚴重的糾紛。

　　因此我相信，在世間的入世活動，光是高度培養精神修練及期待自發性的轉化，對我們而言是不夠的。或許在座的各位也知道，一些偉大的修行者，在人際關係上不甚在行。因此，我們必須修習僧伽的第三重點，就是學會如何對每位大眾善巧而非暴力地使用佛法。個人的精神修練應該具備柔軟心，分享「如何面對其他社群」的資源力量，並以謙卑的態度，來學習面對新局面。同時此舉不應懷有如下：「是否因此可以成為在社會轉變中的龍頭老大？」

　　因此對我而言，社群互動的磨合和經驗，是極為重要的。這意味著在不同背景和價值觀下，人們要能學會一同運用與學習。特別是那些住在寺院裡的人們，更該對此特別注意，寺院的生活在大環境下，是孤獨無援的。因此總而言之，在佛教機構中的我們，應該專注於社會轉變，學會運用佛法，把社會群眾串連起來，以平等的態度與他人一起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