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aged Buddhism——在擔綱主流和隱世邊緣之間
劉宇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漢傳佛教素有以非政治化的姿勢,來展示其順從統治者之傳統,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政治立場,或云起碼是一項政治選擇。從而在華人佛教界有意無意地迴避或淡化「Le bouddhisme engagé」一詞所表達,一類現代佛教介入社會及公共談題,以抗逆權勢之基本特質,這與華文佛教界面對權力時歷來的回應方式是一致的。
佛教一向入世
華文佛教界和學界以「入世佛教」來理解與中譯「Le bouddhisme engagé」或其英譯「Engaged Buddhism」,其實是混淆了性質不同的問題。以所謂「入世」來命名和強調此類現代佛教之踐行,似乎暗示了佛教在現代才忽然想起要「入世」,以前都只知出世。
但其實考之於幾乎所有佛教傳統,皆以諸多不同方式,投身所處社群從事各種教育、慈善濟世等的事業,此乃自古皆然的常態,即使漢傳佛教亦不完全例外。所以「Le bouddhisme engagé」與傳統佛之異,根本不在此一意義下的「入世」與否,卻在是否將公民社會、人權等現代公共甚至政治價值觀,連同其實踐方式,透過學理闡釋與社會行動的雙重踐行,整合進佛教內,並藉此塑造現代的佛教。
漢傳佛教是中國社會的邊緣群體
此外華文佛教界特別在面對東南亞各國的上座部,還存在另外一個盲點。漢傳佛教在華人社會,長年只是一個很邊緣的傳統。中國自十九世紀以來,與西方文化的持續相遇與碰撞,由制度到價值層面所帶來的種種衝擊,社會各界都將詢問出路與方向的眼光投向傳統或現代各類不同思想立場的知識群體,但都不會特別在意佛教僧侶,而僧侶亦不會自視為在回應時代問題時,有其必不可迴避之社會責任。漢傳佛教這種普遍的取態,自有其在傳統中國皇朝政教關係的漫長歷史淵源,如何評價則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漢傳佛教往往以其非常有限的前述視野,對其他佛教系統,尤其是傳統上以佛教為主軸宗教的社會當中,僧團與國家、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乃至僧侶在文化和社群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等事,皆普遍無知的情況下,只作一廂情願的草率解讀。
上座部僧團起來帶領社會
事實上作為「Le bouddhisme engagé」最原初例子的多個南傳上座部傳統,當他們所處的國家或社會在過去百有餘年間,不斷遭到西方殖民主義直接的威脅,或間接的壓迫時,作為社會上文化與知識精集團的僧侶,本來就是其中一個首當其衝的群體,需要回應社群各界對時局危機與出路的詢問,而僧侶亦自視為有巨大的道義責任,擔負為社群謀出路,以應對時艱。君不見諸如斯里蘭卡和緬甸等上座部的佛教國家,在被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其反殖民的獨立運動,無論在人力、組織、動員、意識形態及其他諸多方面,僧團都是最重要的主力之一。因此,「Le bouddhisme engagé」所指的一類僧侶參與政治抗爭和其他社會運動,這本來就是頗屬順理成章的。
但大部份現代漢傳佛教,甚至更廣義地講的華人佛教,無論表面上他們是屬於上座部還是藏傳的信眾,其實對上述情況皆不甚了了,而仍然只知以漢傳佛教的邊緣者的角度來理解其他佛教的社會角色與視野。事實上,如果以傳統中國與東南亞佛教社會之間的文化暨知識精英作對比,論其知識、價值視野、自我期許、公共責任、社會角色,甚至與國家統治者之間處於既合作亦抗衡關係,皆粗略相若而可相提並論的,根本不是漢傳與上座部的僧團,卻是儒家系統與上座部。
所以只要華人佛教一天不能擺脫漢傳佛教作為社會邊緣者的視野限制,不明白漢傳與上座部二系佛教,在前述社會暨文化角色上的此一本質性差異,她亦同時無法理解「Le bouddhisme engagé」所從何來,為什麼「Le bouddhisme engagé」基本上都帶有政治抗爭性,而只能繼續陳腔濫調地嚕囌佛教應該與政治無關。
上座部亦有極端主義社會介入
當然,上座部佛教僧侶作為傳統宗教社會中的主流知識精英,與漢傳佛教作為邊緣角色,二者之間對公共領域的高度關注與刻意非政治化雖然反差很大,但事情也許不見得就是簡單的誰好、誰不好,或誰進步、誰保守那麼黑白二分。畢竟,現代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對公共領域的關切,還要看其背後所據或預設的價值觀,到底是公民社會所代表的開放性,還是宗教民族主義的霸權,乃至原教旨主義的封閉性,才能較妥善地判斷其真正性質。
而反過來觀之,發生在部份東南亞國家佛教傳統內,那種囂張放恣的極端主義勢力,卻的確甚罕見於漢傳佛教,所以當我們質疑漢傳佛教不介入公共議題,或不投身公共領域的實踐時,我們也要謹慎地避免對現代上座部佛教的公共介入,作過於簡化的浪漫投射,所以反思「Le bouddhisme engagé」的基本論點和性質,其意義恐怕就不只是用來彰顯漢傳佛教在面對現代社會時,有多不足,更是用於有批判性地檢討東南亞現代上座部沙石俱下的公共介入之實踐,其背後的論據合理與否的。
——原刊於香港《本土新聞》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