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教裡生長出公共精神(上)
茉莉(中國作家,旅居瑞典)
2015.9.2
儘管培根說「宗教是防止生活腐敗的香料」,但在當今中國,這種防腐香料本身也散發出腐臭的氣味。前不久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人舉報貪腐和性醜聞,大陸宗教界鴉雀無聲,倒是臺灣玄奘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昭慧法師對此發表意見,她稱「宗教醜聞放在陽光下會比較健康」。
釋昭慧的俠義敢言令很多大陸人開了眼界,激起了一片推崇叫好之聲。但由於新聞封鎖,少有大陸人知道,這位臺灣的著名法師還曾在去年寫信給習近平,要求釋放因為六四亡魂舉辦超渡法會而被逮捕的大陸法師聖觀。
去年年底的一個小雨清新的早晨,我和臺灣社運界的朋友一道,乘高鐵去桃園觀音鄉,到昭慧法師所在的弘誓學院做客。臨去前,一位記者朋友對我說:「你會喜歡昭慧法師的,她和你有相似之處。」我當時有點納悶:自己俗人一個,怎麼會和一位佛教的法師相似?
按照哲學家阿倫特的劃分,公共領域是世俗的,它是不同於宗教天國的人類活動舞臺。但是,臺灣的這位昭慧法師卻非同凡響,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學佛生涯中,她以比丘尼的身份進入公共領域,發揮批判精神,從傳統宗教人士轉型為現代意義上的佛教公共知識份子。這一類特立獨行的宗教人士目前尚只在社會民主、言論自由的臺灣出現,其成長過程和社會影響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和意義。
佛教與公共精神的相通之處
一般認為,佛教與世俗的公共領域關係不大。大慈大悲的佛陀向佛教徒宣說萬法皆空的道理,力圖把人們從紅塵糾纏中解脫出來。和其他宗教一樣,佛教的存在為的是一個目的:解決做人的痛苦。維特根斯坦認為,宗教信仰的價值就在於它能給人帶來「絕對意義上的安全感」。王夫之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如果統治者壓迫人民過分,人民就只能從佛教中尋找心靈安慰。
與追求「到達彼岸」的佛教不同,公共領域是現實中尚未渡過煩惱河的「此岸」,是介於國家和私人之間的一個空間。在這個領域裡,公民以自由人的平等身份、自願地參與公共生活與政治實踐。這個領域的外在構成,可以是廣場、議事廳、俱樂部等各種公共場合,也可以是傳媒形態的公共輿論領域,或是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的社團組織,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形態。
在早已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宗教已經退守到心理和倫理之領域。那麼,臺灣的佛教人士是如何進入公共領域的,釋昭慧又怎麼成為臺灣社會傑出的公共知識份子?在談釋昭慧個人的成功之前,我們可以先回顧一下歷史,釐清佛教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差異與關連。
儘管佛教與世俗的公共領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梁啟超曾清楚地指出佛教與公共精神之間的關係。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梁啟超說佛教是 「兼善」,而不是「獨善」。這就說明,佛教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的解脫,而是有入世的公共道德的。佛教講「眾生平等」,這種來自東方的信仰不可以強行灌輸,而是需要信徒自我修行,其中就展現出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佛教視一切眾生為父母,他們要普度眾生,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這樣,他們就不能不關注世俗社會中人們的生存狀況。
不光是在精神關懷的價值理念上,佛教教義與世俗的公共道德有共通之處,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寺院還曾一度成為公共領域。例如明朝後期,王朝中央政權衰落,士紳們向佛寺捐贈財物,佛寺為士紳聚合提供了一個公共場所,還開設公共講堂。這樣就在國家之外形成了一個士紳社會,那是類似於西方資產階級形成時期所出現的公共領域。
公共知識份子不同於「政治和尚」
在弘誓學院的嵐園喝咖啡,我和臺灣環保、婦女、禁賭和同性戀權利等各個社運組織的朋友聚會,現場感受到這所寺院所具有公共領域的特徵。在歡迎社運人士前來休假的發言中,昭慧法師說,由於社運人士工作中的對立性很高,有衝突、有防衛拉扯,因此大多數從事社運的人會在心理上留下創傷,因此需要「心靈沉澱日」,寺廟可以讓人安靜下來。於是那兩天,我們向法師學習打坐,靜靜地反觀自照,並分享從事社運的經歷與感受。
中國文化是一種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如林語堂所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人們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我們要改變這種自私的文化,只引進源自古希臘城邦的西方公共領域理論是不夠的,更需要從東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中吸收和開發公共精神。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一批中國佛教人士主動入世達變,例如曾會見孫中山的太虛法師,他們發揮佛教的「救世之仁」,展開了一場佛教改革活動。
雖然太虛法師等人引發了現代佛教的公共性問題,他們身為僧人同時也擁有公民資格,但他們不能被稱為「公共知識份子」,因為他們熱衷於與中華民國政府結盟,沒能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同時,他們站在支持當權者的立場上參與政治事務,而不是開拓以批評為目的的民間公共領域。因此,他們只能如當今臺灣與國共兩黨合作的星雲法師一樣,被視為「政治和尚」。
釋昭慧出現在臺灣「人間佛教」發展時期,她的導師印順法師是人間佛教的宣導者、臺灣最優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順大師主張佛教徒不應該引遁獨善,而應該回到人間,要腳踏實地在人間修行,幫助人間。作為印順導師的弟子,釋昭慧繼承了人間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理論基礎。
同樣是受印順大師影響的女弟子,釋昭慧與證嚴法師走上不同的道路。證嚴法師成為國內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認為是「公共知識份子」,因為,她創立慈濟功德會從事社會救助事業,基本上不碰政治議題,不進入以批評為目的的公共空間。
(未完待續)
——原載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