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與「多元化」——參加台灣漢文化本土化研討會記

釋昭慧

        三月十五日，赴台灣國際會館參加「台灣漢文化本土化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台灣本土佛教之發展及其特色〉。本次研討會由台灣教授協會與國際文化基金會主辦之。

        第二場研討會由台大歷史系鄭欽仁教授主持，分別由董芳苑教授、筆者與鄭仰恩教授發表有關台灣民間宗教、佛教與基督長老教會本土化的論文。筆者因聞董芳苑教授以一基督教牧師立場，抨擊民間信仰，且亦掃到佛教，乃於發表時段與董教授有兩番針鋒相對的對話。

        董芳苑教授身為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兼研民間宗教，強烈抨擊民間信仰之種種，並認為它所崇拜者非「王」即「帝」，甚有中國封建帝王思想之餘毒。他亦自知語病之所在，乃補充道：「諸位也許會問：你們信仰上帝，還不是崇拜『帝王』，但那當然有所不同，上帝是『萬王之王』。」

        他又掃及佛教，說台灣的宿命論氣息濃厚，只重積福以求來世功德，且認為苦難、殘障具係前世因果，這是佛教對台灣民間信仰的負面影響。他並且舉印度目前之落後貧窮，隱指此與印度之宗教信仰有關，筆者聞後頗覺納悶，若就董教授的邏輯，盧安達等非洲貧窮國家之大多數人民，難道是因信奉基督宗教之故，落得如此慘狀，較印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待筆者發表論文時，乃簡述云：佛陀將宿命論視為「邪見」，認為眾多因緣產生果報，而不唯由過去生來決定命運，所以人應把握當前，創造善因以改變命運。筆者並反詰：「如果佛教真的認為，人的命運都是前生註定的，那為什麼還要做慈善救濟？做了豈不也是白做？做了豈不是讓對方在生命的銀行中負債更多嗎？」

        其後，筆者乃一反平日對任何宗教友善禮讓之態度，論及台灣人民對佛教在情感上的認同時，特別提到其中一個因素：台灣人不願為了宗教吵架，所以對包容性較強且不具排他性的佛教，較有好感。民間信仰確實是西方宗教的宣教瓶頸，所以有些人就為了「知己知彼」的宣教策略，而研究民間宗教。

        在提及台灣佛教大專青年與菁英份子大量學佛的因緣時，筆者也特別強調：「因為這些菁英受過民主、理性的教育，對於佛教講求生命平等，肯定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將命運交給任何第三者——不管他是萬王之王，千王之王還是百王之王，這種說法，較能獲得知識菁英的認同。」

        是日座中，有聽眾問及，對台灣民間信仰的看法如何？筆者回答：「雖有迷妄部分，但還是有相當可貴的內容，基於對其他宗教應予尊重的立場，我不願對它作過分之批判。」董教授回答時則表達自己是讀書人，研究宗教，本來就應予批判，不應緘默，並質疑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的宗教學研究，難道不會涉及批判。他大概沒有想到，自己除了與筆者一樣是讀書人之外，還兼為牧師。為此筆者乃指出：

        自人類學家潘乃德出，主張改變西方文化優越感的立場，在研究其他部落與文化之時，但作忠實之紀錄，而不作價值判斷。所以董教授問到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的宗教學研究，我的答覆是，當代宗教學研究，早已不時興批判異教的那一套，而以宗教現象學或人類學的方法，將所研究的宗教內容，作忠實的呈現。至於批判，則不宜從自己宗教之立場以為之，而應將它留給第三者。而且「本土化」也者，亦應排除西方文化或西方宗教意識形態的優越感，否則也只不過是「西方化」而已。

謹將本次研討會針鋒相對的幾段對話憶述如上。問題是：宗教學者在有主觀信仰的前提之下，作異宗教研究之時，到底是延續過往的做法，對異宗教嚴加批判，還是依「宗教現象學」與「宗教人類學」的研究態度，不輕易用自己的價值信念，來對異己宗教散彈四射。任何一種宗教，包括佛教在內，其「本土化」是帶著侵入性的方式嘲笑本土的價值觀，還是與尊重「多元化」的世界潮流接軌，多一些對異宗教、異文化的同理心。這也許是台灣「宗教本土化」，必須面對的一個嚴肅課題。
 

九二、三、十五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