踽踽獨行狂變狷
楊煦生（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
面對這煌煌16冊的《徐梵澄文集》，「徐梵澄何許人也？」——這恐怕將不但對專業學界門牆外的讀者是一個問題，對棲身學界的各路翹楚而言，這也未嘗就不是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在此追問的並非徐氏的生平和行止，徐氏畢竟是20世紀之人，生平行止，終究還可大略尋究。我們追問的也不僅僅是他一生中所涉獵過的所有精神領域，這其中一部分從其遺著中是有跡可尋的，另外部分（比如他對印度神秘主義和藏密傳統方面的涉及程度）則可能已是無從深知的精神奧蹟了。不難設想，「大師」的哀榮和桂冠早就等著他，儘管這恰正是徐氏終其一生所小心規避、敬謝不敏、從未當真的，更何況在這個冠冕貶值的年頭。
問題只在如何理解，先生之學在目前早已支離的學科分野中的無法隸定性。今天人們常把進行精神活動的整個領域稱為學苑——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術植物園」，在此，一切似乎條分理析，有條不紊。種種文字產品連同他們的主人，正被懸挂上各種方方正正的標簽。這種工整的園林以及它們工整的分類法，在徐梵澄這裏，注定鼻青臉腫、慘然失色——任何強大的本真性力量，都讓種種分類法面目慘澹。
是的，徐梵澄何許人也，看來絕對不是個偽問題。
用傳統方式來厘定，也許還是一種走出困境的辦法。
無疑，首先他是「隱士」，一個不「仕」之士。這不只是從一般的政治意義上說，也是從學界、思想界的風潮的意義上。一生自外于名利圈，不黨不群，既沒刻意推動「思潮」，也未存心介入「運動」。 用魯迅的話，既不屬於什麼派，更無所謂何「翼」。總之，這是一個有力量沈潛而遠舉的人。單蟄居印度便已是33年。回國之後到逝世的22年，除了少數老友、遠親、同事、編輯，他從未昭彰於「公共領域」的視野之中。
當然，他還是「高士」，傳統士人的精神修養，他都齊備。詩風直追漢魏、畫格不出宋元，書風則碑學、帖學兼用，但基本化自二王、章草、魏碑，再加上對甲骨、鍾鼎的深厚修養。他與魯迅的投緣，歸根結柢恐怕正基於兩人身上純正的魏晉餘風：對稽康的心儀，峻皎的、多所不堪的精神潔癖，與Kitsch（俗媚）的不共戴天，以及在所有這一切背後的對世界、對人生的深摯愛心……。
我們該說，他終究是鬥士。年輕時，也是一個準備「摩頂放踵、捐生喋血」的熱血青年，魯迅以他的大慧眼阻止了該阻止的一切。此後，儘管看似閒雲野鶴、澹然物外，可實際上卻是「朝受命而夕飲冰」——終身內熱也！只是在他這裏，一切渾然。誠如魯迅在陶淵明身上看到的，並不僅僅是那種眾所周知的「採菊東籬下」的清逸和灑脫，而更是那種「猛志固常在」的執著和勇猛。這一類「猛志」，終究和社會層面的現實功業無關。鬥士和猛士，有時候是與通常意義上的金戈鐵馬、落日大旗風馬牛不相及的。人類的所必須進行的種種征伐之中，有的不過是向無意義的、或者危害生命及生活意義的一切所進行的韌性戰鬥而已。這種無形的戰爭，要求更多的勇猛和決絕。
對於一個真正的士人來說，自以期許的大事大概不離兩端——救世（為生活建構秩序）與治生（為生命建構意義）。進入20世紀，士人關於天下、家國、人生的關懷誠然發生了範式性的變化，但實質依然。有人重「治世」（如毛潤之），有人更重「治生」（如魯迅），有的則是該革命時就革命，該窮經時便窮經（如熊十力、陳獨秀、梁漱溟）——這大大拓展了古人所謂的「春秋射獵、冬夏讀書」。救世者，容易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而治生者，則可能載浮載沉、默默終身。然而，不論救世治生，不同的疆域需要的都是真正的猛士。危亂之世，救世者眾，治生者稀，使人們往往忘卻了人生還有更其深廣迷茫的疆場。
徐梵澄終身實際上貫徹了一個早年的魯迅問題，這就是將人作為精神性的、性靈的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現代語境中的具體化和明確化，其實就是一個現代性中的心性問題、人的精神存在的問題。希臘人把人作為「政治動物」加以界定，這一點與傳統儒家並無根本差異，但這決非事情的全部。「精神」於是成為徐梵澄學術功業的關鍵字。「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徐梵澄少年時代的地理老師毛潤之的這句話，恐怕在任何語境中都有其真理性。我想這點徐先生該贊成。
就徐梵澄終生的努力而言，我們可以說，的確存在著魯迅意義上的精神界的戰士。這種「士」，既不是傳統意義上非得致君堯舜、非入世不可的儒家士大夫，亦非今日以社會批判為首務的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士人未必只有社會（制度建設）這個焦點，「救世」、「立法」——為社會、政治、經濟諸領域建立理性秩序——之外，在社會批判、文化批判之外，士人還有人生批判、還有精神性靈世界這個更為廣闊的空間，這就是「治生」、「立義」——為生命建立意義的疆場。人必須有路可走，更須有家可歸。就前者而言，對歐美現代性的追隨已發生於幾乎所有的實用領域；而就後者而言，對所有古老傳統的新一輪的真正探究則剛剛發軔。徐梵澄畢其一生之猛志大力，橫跨中、西（古希臘和近現代日爾曼思想）、印（一般學界視野外的印度古代及現代精神領域），使另一種意義的視野成為可能——換句話說，徐梵澄以其畢生之力，在另一個層面上為我們劃出了一道精神地平線。
徐先生遠行了。而天地之間，精神自身卻在永恒的輪迴之中。徐先生身後的世界，不該永是一沛蕪雜的性靈荒野……。
本文係作者於2006年9月12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成果發佈會暨《徐梵澄文集》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張新鷹副所長提供，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