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新竹山居歲月——我在福嚴教學時代的所遇、所學、所思

釋昭慧

一、用文字締結的法緣

       六十七年暑假出家之後，對現況有著說不盡的失望之情。無論是在思想還是規制方面，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詞，總是讓我隱約嗅到一些反人性的因子，而深感不安與不妥，但我不知道正確的佛家思想與規制究竟是什麼？應當作何詮釋？我因身心無法安頓而深深受苦。

       七十一年底，妹妹的精神疾病，衝擊著我的良知，我知道自己再也無法用「修道比什麼都重要」之類託辭，來安慰自己的良心了，於是毅然離開了剃度常住。這樣一來，進德修業有了較為寬闊的選擇空間，於是我開始研讀印順導師的著作。讀著讀著，許多長久無解的困惑，竟然在書中找到了答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句話，差堪比擬我那時的無限法喜！我曾以叔本華對《奧義書》的讚語，拿來讚歎導師的著作：「它是我生前的安慰，也是我死後的安慰。」

1984導師與昭慧法師合影於華雨精舍，是師生第一張合影照片(明聖法師攝)

       對一個喜於寫作的人來說，把法喜化約為文字，與人分享，是一個很自然的蘊釀過程。早先是寫些研修佛學的感想，以及面對生活而作佛法思維的片段心得，陸續發表於朱斐居士所編的《菩提樹月刊》。沒想到就這樣，竟也引起了一些教界法師居士的注意。

       有一次，讀完導師《青年的佛教》一書，內心深有所感，寫了一篇文章，盛讚他老人家是「永遠的青年」。其時他已七十八歲，德學俱尊，被譽為玄奘大師以來僅見的佛學泰斗。我的文章中，對他的悲心與智慧，充滿著孺慕之情。他在香港的大弟子慧瑩長老尼讀到該文，返台時，問導師對這篇文章的看法，他說：「這是我的小知音！」沒想到就因導師這句話，讓慧瑩長老尼帶領信眾僕僕風塵，南下高雄尋訪，而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原來自七十二年初，我就已拜見過印公導師數次，也曾當面及書面向他請示研讀中所發現的問題。最感動的是：有一回我讀《佛法概論》，對其中一段有所困惑，於是寫了一封夾議夾問長達五頁的信函，沒想到他竟然回了一封長達十二頁的覆函，讓我視若至寶。雖然我也知道，他若知道我忙碌的生活情況，可能會幫我改善，但我從不曾向他談到自己的處境，原因是：在我的道德意識中，一向不允許自己將別人當作達成自己目的的「工具」；更何況導師還是我心目中崇仰的大德，對一位大德的景仰，必須是全然純淨的「法之嚮往」，而不宜夾雜一丁點兒圖己的私心。

       那一天，慧瑩法師突然來到，看到甫自大寮（廚房）趕來，連圍裙都來不及解開的我，第一句就是：「我特別來看導師的小知音！」這句話對我的鼓舞，非比尋常！試想：如果我聽到的是她轉述印公老人說：「那小子文章不值一讀！」我還有勇氣寫下去，而且一寫二十個年頭嗎？

       那之後不久，我去拜望導師，他忽然問起我的生活情形，聞後靜默不語。過不了多久，他給我寫了一封親筆函，信中告知：以我現在的環境，不宜做學問，他想推薦我進入福嚴佛學院，一邊教國文（因為我是師大國文系畢業的），一邊進修佛法。他非常客氣地寫道：「環境也許不完全符合你意思（完全滿意是難得的），但至少有充分的時間，對佛法作進一步的深入。」並於信末寫道：「我想你的回音，會使我歡喜！」我捧著信函一讀再讀，感覺自己簡直像是童話故事中衣衫襤褸而驟得金縷鞋的灰姑娘！

       就這樣，一篇文章，帶來了恩師印公上人的提攜，善知識慧瑩長老尼的護念，我因此與福嚴精舍結下了不解之緣。貴人相助，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二、福嚴佛學院所在地：福嚴精舍

       七十三年九月，我揹著行囊，承載著印公上人的關切與祝福，到了新竹市明湖路觀音坪上的福嚴佛學院教書。這一跨步，就是三年山居清修生活的開始，也是我人生命運的轉捩點。

       福嚴佛學院是女眾學院，一向借福嚴精舍來辦學。第一屆辦完後，由於人事因緣，曾停辦了好些年。一度精舍還因房舍虛置甚為可惜，而借給譯經院從事經典英譯的文化事業。

       直到民國六十七年，才又辦起第二屆女眾佛學院。精舍住持是廣善法師，學院院長是真華法師。但院長只是掛名而已，副院長有行政主導權。此中，能淨法師是第二、三屆副院長，我進來時已辦到第四屆，由依道法師擔任副院長。

       新竹福嚴精舍與台北慧日講堂，原都是導師為男眾所創立的道場，一個內修、一個外弘。到後來，導師的學友星散，各自弘化一方，兩個道場都很少比丘居住。福嚴精舍借辦女眾佛學院後，除了保留導師的一間房間，一間方丈室供住持居住，一間院長室供院長偶爾來到時居住之外，就不再提供任何比丘寮房了。我常想：要不是早年比丘法師們各有法緣，分別離去，福嚴精舍還輪不到給女眾辦學呢！「學友星散」，導師在自傳中透露出來的訊息，是無奈，也是遺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又何嘗不是給予教界女眾接受其「思想洗禮」的一個契機呢？最起碼，我就是其中一個在此受其思想洗禮的「女性受惠者」。

       福嚴精舍座落在新竹市明湖路邊的山坡上。它的建物不多，入門向前看，建物新新舊舊，一字排開，兩端包圍而成ㄇ字形，右端轉角的建築較新，有兩層樓，樓下是教室，樓上是學生寢室；那是常覺法師駐錫精舍時的建設成果。中間一長排，右半邊兩層樓較新，樓下是院務處、院長室與教師休息室，樓上則是三間教師休息室，訓導主任慧潤法師與我就居住在樓上，副院長依道法師與總務燦慧法師則住在樓下。長排建物的左半邊是舊建物，只有一層，有約可容納四十人的大殿、方丈室與教師齋堂；左端轉角則是大寮與學生齋堂。長排建物後方，則是一長排簡便的遮棚，內有水槽與脫水機，供學生漱洗與洗衣之用。

       一排巨大的龍柏，掩映著長排老舊的建築。前庭的大草坪綠意成片，鋪展在紅磚道邊；左側靠近大寮與齋堂的土地，則闢為菜園，由學生於出坡時種菜、澆水、鋤草。晴朗的日子裡，站在草坪前端，近看前下方，毗鄰的是壹同寺的後院與高塔，遠眺則可見新竹西濱海岸。後山樹木成蔭，時有松鼠出入其間；後山右側有一幽靜塔院，裡面供奉著太虛大師、清念上人（導師的師父）、續明法師以及福、慧兩道場往生法師的遺像（或骨灰罈）。

三、學院生活之種種

       學院的作息非常規律：四時起板，四時半上殿（主廚的典座不用參加，直接入大寮打理早齋）。五時半下殿後，學生做一點晨操，舒活筋骨；有時到後山健行一圈，從前山返回學院，一趟下來，約莫半小時腳程。六時用早齋，飯後約一小時，學生分組作務。

       七時半至十時半，安排三節課。十時半至十一時半，學生於教室自習；職事輪到典座、行堂的同學，則前往大寮、齋堂，備辦午齋。十一時半，學生排班進入齋堂，啟用午餐，飯後至後山塔院繞塔經行。約十二時半至二時午休。下午二至四時安排兩節課，四至五時出坡作務。

       下午五至七時，藥石、盥沐、洗晒衣物。這是一天中較為輕鬆的時刻，有的學生不用藥石，沐浴洗衣的雜事也未必要天天進行，所以，常見三、五同學於紅磚道上靜默經行，或討論法義，或交換生活心得。也有學生利用這段空檔，回到教室自修功課。

       七至八時上殿，平時一律依傳統的課誦內容進行之，若逢黑月十四或十五日（農曆該月月底）或白月十五日（農曆該月十五日），晚殿後依然穿袍搭衣，於教室舉行布薩。福嚴佛學院布薩時，一般是由副院長誦《佛遺教經》。為什麼會規定誦《佛遺教經》而不誦《比丘尼戒經》呢？我的揣想是：一、由於學生之中，有比丘尼、沙彌尼與學法女，單誦《比丘尼戒經》，涵蓋度是不夠廣的。二、有些戒經條文，依「隨方毗尼」之精神，理應有新的詮釋與開緣，而不宜僵化保守。既然如此，不如誦念《佛遺教經》，一來它適合所有學生共同參與布薩，二來它非常重視戒律的基本精神，三來對學生而言，不啻半月複習一遍佛陀苦口婆心而言詞剴切的最後叮嚀，其教育意義亦非常重大。

       八至九時晚自習，然後安板、熄燈就寢。

       一天算下來，學生固定的自習時間，大約只有上午與晚間各一個小時，功課壓力是不小的。所以快到考試時，會有學生坐在寢室邊的樓梯間，借此處的燈光看書，或是躲在棉被裡，打開手電筒用功。

       輪到典座的同學，要在短時間（一個小時）內煮出教師們以及四、五十個學生的午膳，就更是體力、精神的極大挑戰。他們常是人在教室，心繫菜單，連下課十分鐘，都常從紅磚道的這頭衝到那頭，入大寮去打理一點菜料，或為慢燉的菜湯，調整一下爐火的大小。

       週六只上半天課，週日放假，這不上課的一天半，是學生可以補寫功課、復習書本的良機。為了避免學生外出晃蕩，浪費時間，所以除非事緣、病緣，否則這一天半還是要留在學院，不得任意外出。需購物者統一登記，由職事同學於假日下山採購。

四、在導師指引下研修三藏

       山居三年，可能是我一生最悠閒的歲月，不似如今——教學忙，法務忙，社會參與的活動也忙，案頭總有做不完的事情，寫不完的稿子。那時我的生活作息非常規律：清晨四時起床，午齋畢，睡個把鐘頭的午覺，晚間十一時以前就寢。

       作為學院的教師，我受到副院長的厚待，不必隨眾上殿、出坡，但每個清晨，只要板聲響起，我仍不敢懈怠，立刻起身漱洗，然後坐在書桌前方，攤開藏經，專心閱讀起來。

       早先受戒回來，我嚴格持午。後來在寺院之中領典座職事，白天在大寮中的生活，既緊張又忙碌，難免吃不下飯，過午又不再進食，久之漸覺胃痛，體力不濟，只好開緣。到了福嚴精舍之後，由於並無粗重的作務與緊張的職事消耗體力，所以很自然的，我又恢復了過午不食的生活。沒用藥石，也沒有饑餓感，反而深覺消化系統負擔減輕，身心輕安，晚間用功，效率比白天更好。

       除了準備國文教材、改學生的作文與考卷之外，其他時間，我都專心研讀經律論。早年由於對律學的精神與時代適應性，產生過很大的困惑，所以特別想研讀律典。那時我大約每個月會去一趟導師駐錫處（台中縣太平鄉華雨精舍），向導師請示法義。在導師的指導下，我開始研讀《四分律》，有時也配合研讀唐宋律疏與導師的相關著作。由於研讀導師著作，我也就揣摩到了一套很管用的律學研究方法，既能掌握戒律精神與制戒目的，又不陷於宗派窠臼與教條主義。後來我之所以能有一系列的律學講座與律學論文，乃至民國八十八年出版《律學今詮》專書，而受到教界與學界之重視，可說都是那時研律所打下的基礎。

       另外，在義學方面，我請教導師，應該從何下手研讀。原以為他本人同情中觀，應是會指定我讀些《大智度論》、《中論》之類論典，沒想到他竟要我研讀唯識經論。

       一開始讀唯識經論，真是苦不堪言！過去自己研讀導師著作，雖然深得法喜，但只要文中涉及唯識部分，讀來總覺似懂非懂。如今忽然要研究唯識學，而且直從漢譯原典下手，如何能不叫苦連天？

       好不容易吃力地看完了《解深密經》，到華雨精舍報告進度時，原以為他會責備我不用功，進度太慢，不料他一聽就搖搖頭說：「看得太快了。」於是指定下一部是《攝大乘論》。看完他又指定《大乘莊嚴經論》，每一次都同樣搖頭說我：「看得太快了。」

       由於深受導師護念之恩，不敢懈怠，只好硬著頭皮攤開藏經慢慢研讀。有時看不懂，就參考導師有關唯識學的著作，但由於導師當年所教導的對象是已有唯識學基礎，更已身兼佛學教職的演培、續明、妙欽法師等人，所以他的講記有時是直下針對問題點而提出精闢意見的。這對一位初學入門者而言，由於難以理解其來龍去脈，所以往往還是看得一頭霧水。

       印象最深的是，最後他要我看《成唯識論》，我回到學院，攤開一看，簡直傻眼！每個字都看得懂，每句話卻都看不懂。原來第一卷劈頭就是破異學、部派與中觀，以證成我、法二空。而且每一論式都用因明句法，所牽涉到的又是各家學理，如果沒有印度各家學派哲學、佛教部派哲學與中觀學的基礎知識，讀起來不異天書。看來導師是過於高估我的閱讀能力了！

       我不得不硬著頭皮向導師求救，他要我配合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以研讀之。《成唯識論述記》的部頭更為龐大，這回有了它的疏釋以按圖索驥，讀本論時雖然好過一些，別的困難又出現了。原來窺基精通因明，《成唯識論述記》裡充滿著因明學的專有名詞，立破之間，也常用到因明學的各種論式。而那時我對因明還一無所知，大學時代讀的邏輯課程，與因明雖有部分相通之處，但由於兩者的專有名詞不同，所以原有的邏輯知識也幾乎派不上用場。於是為此我又硬啃了一些因明基礎知識的書籍以解困。

       還有，窺基常會以「六離合釋」、「八囀聲」釋詞，我再怎麼費力研讀，還是一頭霧水。直到七、八年後，我向許洋主老師習學梵文文法，回過頭來才終於讀懂了《述記》所要表達的文法意涵。原來「六離合釋」就是六種複合詞的文法規則，「八囀聲」就是梵文的八種格（主格、呼格、對格、具格、為格、從格、屬格、位格）。

       但我不免好奇，過去中國沒有文法學，欠缺文法學的整套術語，那麼，玄奘與窺基又是透過什麼方式，來理解這些文法規則呢？最起碼他們為這些規則所寫下的定義與解說，在我還沒學習梵文之前，可從來沒有真的讀懂過。

       所以後來面對一些佛學研究同道，堅持不學梵、巴、藏文，要直從漢譯三藏探尋消息，我總是苦口婆心勸他們，多少學些漢語之外的經典語文，對研究是不無裨益的。但我也反對那種「不懂梵、藏文，不足以研究中觀、唯識；不讀巴利文，不足以研究阿含與律」的論調，我覺得：那要看研究者鎖定的研究議題而定。我對中觀與唯識的研究，都是在學習梵文與藏文之前，就已在進行的。至今我的佛教倫理學與戒律學，都是奠基在阿含、律與中觀學的教典基礎之上的，卻因議題性質是哲學進路，而非文獻學進路的緣故，極少於論文之中，用到過去所學過的經典語文知識；久而久之，對它們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如今回想起來，幸蒙印順導師指導，直接從重要經論下手，而得以明白唯識學理的梗概，避免了佛學院學生記背細碎名相，卻「見樹不見林」之弊端。經過一段時日的困思苦學後，對唯識學漸漸有些體會，也較能掌握唯識學派的內在思想演變脈絡。這樣一來，對唯識義理就漸漸嫻熟，而且深感興趣，讀起艱澀的論典，頗有倒嚼甘蔗之感，不再引以為苦了。

       經過這樣困學勉知的過程，回過頭來再研讀導師的唯識思想，不禁由衷地生起敬佩與感恩之情。因為導師的著作中，已點出了唯識學發展脈絡的幾個關鍵點，並對導致不同發展的內在理路，作了詳細的分析與解讀，此是佛學功力深厚的大智慧者才能做到的。而且導師不侷限於宗派之見，跳脫宗派的意識型態，解讀經論時不以唯識學擁護者或反對者自居，就著經論本身來解讀經論，不摻雜任何自己的好惡以想像附會。導師的著作、平時的開示，與指導我直接閱讀經論的大方向，在在影響了自己往後的修學方向。

五、導師慈蔭，恩深義重

       直到很久以後，偶爾在導師座下其他弟子的轉述中，我才知道自己來到福嚴精舍的因緣：當日慧瑩法師南下尋訪我之後，回到華雨精舍，基於護念與不捨，而向導師報告了我的忙碌情形。難怪導師會在其後垂詢我的生活狀況。導師是一位相當內斂的人，待我報告之後，他當場靜默不言，但想來那時他心中已有定見。

       不久後，正在籌備第四屆招生事宜的福嚴佛學院副院長依道法師與訓導主任慧潤法師去拜望導師，他垂詢國文老師的人選，潤法師還很訝異地問道：「不就是慧璉嗎？」（慧璉法師是導師的徒弟，成大中文系畢業，是第三屆執教國文的教師，教學成績非常優異，很受到學生的歡迎。）老人神秘地笑笑，搖搖頭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位！」話就到此為止。可能就是這樣，不久後，他寫了那封被我珍藏至今的親筆函，然後才在我立刻雀躍覆函之後，下一次與慧潤法師他們見面時，點名介紹了我。

       一直到民國九十年，江燦騰教授出版新書《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附錄導師給他的一封親筆函，我從該一信函之中方才得知：自己竟然是他生平唯一親自推介到佛學院教書的人。

       也許有人會不理解：辦學的人都是導師的追隨者，對他無不殷切敬重，所以他若要推介人進去，也不算是唐突。他到底有何顧慮？為何除我之外，不曾介紹人到學院任教呢？我想，他老人家是非常客氣的人，既已依福、慧兩道場的規章，授權主事者，將辦學重責託付給他們，導師就不願意在人事方面掣手掣肘，好讓他們放心辦事。總之，自從引退之後，他早已把自己定位為福、慧二道場的諮詢顧問，而不是決策人了。而我受到推介，只能算是特例。想到這些，我的內心有著說不出的感恩之情，而且深覺無比榮幸！

       還有一次，慧潤法師在閒談之中告知：

       「導師特別交代我們：不要把行政工作分攤給你，好讓你除了教書之外，得以全心做學問。」

       知道了自己來到學院的背景，以及導師對自己的期許之後，我格外感念師恩的深重，所以在這樣一個靜謐的環境裡，除了準備國文教材，批改學生作文之外，其他所有時間都專心研讀教典，並儘量拒絕各方邀約演講之類的外緣。這樣一來，不要說是去台北蹓躂，就連下山到新竹市區走走，都是相當罕有的。所以雖曾做過三年的新竹市民，除了從明湖路、南大路、西大路轉向火車站的沿線街道，較為熟悉之外，對整體新竹市容，還是非常陌生。

       也幸好在導師的指導之下，有系統地研閱三藏，扎下了厚實的學術基礎，這使我得以展開佛學專業論文寫作的生涯。七十五年五月，在慧瑩法師的愛護支持下，出版了第一部書《如是我思》論文集，時年三十歲。該書由慧瑩法師出資，委由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初版發行兩千冊。此後迄今十五年間，我共寫了二十部書，還有兩部正待付梓。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那三年的沉潛修學，是不可能產生爾後這些學術成果的。

六、愛烏及屋的女眾法師


91.01.04資深女眾弟子與導師合影
(左起：慧理法師、慧瑩法師、性廣法師、常光法師、明聖法師、昭慧法師。)

       除了導師之外，早期追隨導師的男眾學生，以及導師座下的女弟子們，都非常厚待我。男眾法師如常覺法師、唯慈法師，以及福嚴精舍住持廣善法師，女眾法師除了副院長依道法師與訓導主任慧潤法師之外，還有導師座下資格最老的女弟子慧瑩法師、慧理法師，以及導師最稱職的侍者明聖法師。這些女眾法師，除了慧瑩法師較為年長之外，其他在當時大約四十歲上下。比起她們，我當然算是「小朋友」了。

（一）慧瑩法師

       慧瑩法師對導師至敬至孝，民國四十年代，導師借壹同寺場地，最初創辦女眾學院（壹同女子佛學院），那時法師還是在家居士，就自港來台任職監學。後來返回香港，創立妙華佛學會，除了講經弘法之外，亦全力弘揚導師思想。她老人家今年已八十三歲了，自民國七十三年南下尋訪我之後，對我的提攜護持從未間斷。她在香港弘法，自奉甚儉，宛若苦行僧，卻將信眾的供養，一筆一筆攢積起來，分施給在台灣與導師相關的文教、慈善機構。我所主導的佛教弘誓學院，至今仍深蒙其恩澤。

（二）慧理法師

       慧理法師是導師在壹同女子佛學院時期的老學生，算是早期在導師座下剃度的女弟子之一（最早剃度的是慧瑜法師）。曾於妙雲蘭若護持導師閉關，至今猶與常光法師共同主持妙雲蘭若，法務蒸蒸日上。她言詞幽默，待人和藹，在學院教授的佛學課程，甚受學生歡迎。我在佛學院，論年齡或論戒臘，都是她的晚輩。但她謙遜為懷，對我也愛護備至，到福嚴佛學院上課時，總是特別帶些好吃的水果糕餅來，悄悄拎到我的寮房當作「等路」。至今她與常光法師猶大力護持我所主導的佛教弘誓學院，而且不嫌我的思想叛逆，不怕我「帶壞囝仔大小」，還肯讓幾位門下弟子來此就讀。

（三）明聖法師

       明聖法師是我所見過大德身邊最偉大的侍者。她貌若童子，非常莊嚴，也很聰慧機伶，依她的資質條件，早就可以領眾而分化一方了。但她無條件放棄了所有在佛教界鴻圖大展的機會，默默跟在導師身邊，無怨無悔地照顧著他。大家都說，如果沒有她這樣盡心體貼，照料打點，導師恐怕早已無法住世了。

       最難得的是，她不但對導師至孝，而且對所有的人都很真誠，同理心很強。導師個性本來淡泊，一向不喜應酬，加上他身體衰病，也無力應付太多訪客。尤其是在他閉門寫作的那些年頭，著述未迄，又覺得餘日無多，所以格外珍惜時間，不喜太多閒岔。幸有明聖法師，恭謹地對待教界長老與導師在海內外的老學生們，又慈悲而熱情地招呼著晚輩與學生，正好與導師淡泊的個性形成奇妙的互補作用。

       打自我走訪華雨精舍開始，就承受著她的慈悲與熱情，後來我幾乎成為華雨精舍的常客，就更承受了她許許多多的恩澤。舉凡飲食、醫藥、衣服、什具，只要她觀察到我可能會有需要，就立刻靜靜地張羅給我。由於我所居住的福嚴精舍，地處新竹向西北之山坡，冬天又冷又濕，我本就容易手腳冰冷，從小只要遇到寒冬，再厚的棉被也不管用，兩腳一定冷到天亮，難以入眠。明聖法師知道之後，送我一張電毯，它伴著我度過了三個溫暖的冬天。

（四）依道、慧潤法師

       依道法師是一位外貌嚴肅，內心慈藹的比丘尼，她那張冷冷的臉，總讓淘氣的學生忌憚三分。也許她「重視原則」的處世態度，在重人情味的佛教圈子裡，會讓人覺得不近人情，但她對學院的苦心經營，是功不可沒的。我在僧團中極少見到像她這麼細膩、體貼的人。例如，她總是默默觀察我的嗜好，然後像寵孩子般的買給我吃。有一回她帶我回中壢老家與元化院，竟還特別吩咐家人買當地最著名的紅豆冰特產，只因為她知道我愛吃冰。她與我最大的同好就是疼愛貓咪，至今兩人一講到貓，就眼睛發亮，旁若無人。

       慧潤法師與依道法師，在壽山佛學院（佛光山諸佛學院的前身）時期就成為同窗好友，後來更因加入《妙雲集》的校對行列，而成為工作伙伴。慧潤法師瘦高個兒，訓導主任的身份，使得她總是顯得冷峻，眼睛一掃，就可以讓同學們不寒而慄。老實說，起先見到她，連我也想閃遠一點，所以雖然毗鄰而居，但並不太與她談話。後來漸漸熟了，與她私底下相處，才發現到她其實是很浪漫，很富人情味，談吐很優雅的比丘尼，與我談到過往的種種時，一種小女孩天真爛漫的表情就會出現。

       她曾告訴我年輕時追隨導師，在台北與一群女眾共住，後來又到妙雲蘭若為導師護關，生活中的種種境遇。我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她向導師說：「師父好慈悲，就像父親一樣。」導師立刻正色說：「師父就是師父，與父親不一樣。」

       就只是這句話，已足以讓我體認到導師對待女眾弟子的心腸！他對女眾雖然慈悲護念，卻不流於半點私情。道情當然不比俗情濃郁，但這樣下來，不但保持了師徒之間的純淨道情，也保持了弟子們長長久久的道心。

       其實，如是因才會有如是果，只要看到這些導師座下的女弟子們，面對著我這樣一位因受到導師的器重，而突然闖入她們生活世界裡的小尼師，不但不會有任何憎嫉之情，反而還愛烏及屋，將對導師的敬信之心移轉到我的身上，對我充滿著期許與愛護，我們就可以體會，這絕對與導師正直慈悲地照顧著她們的法身慧命，卻不流於半點私情，有著絕大的關係。

七、後學風範的男眾法師

       我來到福嚴精舍時，導師的男眾學生早已散在各方弘法，而且以住錫海外者居多。他們偶而回台探望導師，也是直奔華雨精舍，來到福嚴精舍的機會並不多，所以我很少有見到他們的因緣。但他們可能也讀過我的一些著作，所以只要見到我，言談之中，也還是充滿著期許與鼓勵。我到海外弘法時，也曾拜會過新加坡演培長老、美國紐澤西仁俊長老、紐約妙峰法師，以及菲律賓唯慈法師，他們都會請我為信徒作專題演講或隨興開示。

       以下談述的是與三位男眾法師之間較深的法緣。

（一）廣善法師

       福嚴精舍廣善法師非常清瘦，個性爽朗而重視人情義理。由於他是湖南人，愛吃辣椒，所以用齋時，副院長總是貼心地為他準備辣椒。拜此之賜，我嚐遍了各種風味與不同製作法的辣椒。那時法師已七十多歲了，住在靠近齋堂的方丈室中，身體狀況並不很好。我得空會過去探望他，他老人家重人情味，看我來到，總是非常感動，要照顧他的阿香居士（後來追隨慧理法師出家，法名德莊），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吃，然後向我閒話當年福、慧兩道場的舊事。在他口中，對印順導師充滿著孺慕之情，那真是無條件的崇拜。

       他告訴我：早年導師非常嚴肅，不怒而威，而且非常靜默，學生們都很敬畏他。說實在話，我很難將這幅圖像與我當時所認識的導師加以聯結。在我心目中的導師，是如阿公疼小孫女一般慈祥而隨和的老人。

       他也提及仁俊長老的風範。仁老方正不阿，一絲不苟。他的時間觀念非常強，用齋之前，就已等在齋堂門外，一待板聲響起，立刻一個箭步「跳」入齋堂。講到這裡，廣善長老還學仁老「跳」過門檻進入齋堂的模樣，讓我忍不住發噱。

       民國七十八年，廣善法師於台中市的精舍中過世了。由於他一向簡樸，身後事也就非常簡單。聽說某法師以輕慢語看待其喪事，我那時住在台北景美，知道此事之後，義憤填膺，一口氣在三天內不眠不休，幫他編印出一本讚頌其懿德景行的追思文集，內容包括他的僧俗弟子們對他的追憶（大都是他們臨時口述，由我筆錄成章），以及我個人撰寫的追思文。這或許算是報答長老生前對我護念之情的最後一點獻禮吧！該文集趕在追思讚頌大典前一晚印出，當日送到峨嵋鄉的讚頌會場，贈送給所有與祭來賓。那位輕慢他的法師，看到之後，頗為稱羨。竟說：「不知我走後，你能不能也幫我編一本追思文集？」讓我聽了啼笑皆非。

（二）常覺法師

       常覺法師言談幽默，個性隨和。他早在十幾歲的年輕時代就追隨導師，從大陸、香港而到台灣，資格相當老，卻是導師的比丘學生中最為年輕的一位。我認識他時，他才大約六十歲出頭。聽唯慈法師說，他是最得導師鍾愛的學生，因為他絕頂聰慧，反應機靈，文筆又好。這我是相信的，導師是個愛才的人，他會為佛教而珍惜人才，那不是出於私情的個人喜愛。

       常覺法師對導師非常敬重，有一次與我閒談，講到他自我放逐而遠離學團的心境時，不禁喟歎道：「導師總是說：『你們發心做事，要為三寶而做，可不要為了我的緣故而做。』但他的意境太高了，卻忽略了我們的資質。想想看，我對導師有極其深厚的師生感情，不為了他，那又何必扛那麼多責任呢？」

       這段談話，就如同慧潤法師覆述導師的那句話「師父與父親不一樣」一般，在我心中留下了無比清晰的典範。直到如今，我依然向每一位追隨我的學生說：「你們發心做事，要為三寶而做，可不要為了我的緣故而做。」雖然我也知道：自己同樣會因此而嚐受到「高處不勝寒」的孤寂，但那總比學生們覺得他們是在「為昭慧法師而奉獻身心」，因此虛擬了一個感情寄託的幻象，假以時日招感來無邊的恩怨情仇，會來得清淨而如法一些，對學生們長長久久的法身慧命，幫助也來得大些。

       那時常覺法師住在淡水崇福別苑，到學院來擔任唯識學的教學。他看過一些我在《菩提樹月刊》所發表的論文，對我非常賞識，命我為他所主編的《獅子吼月刊》寫稿，這才於我的文章中，大約知道了我對唯識學的體會。以一位精通唯識學，講課又非常叫座的長老，竟對我的唯識研究，在人前人後稱讚不已，讓我深深感受到他護念後學的器度胸襟。由於與他老人家很談得來，所以偶遇假日，我會下山坐車到淡水去找他聊天。他對福、慧兩道場還是有很深的情份，所以雖然習慣了閒雲野鶴的生活，但也不忍心推辭學院教職，只好每週勉為其難遠從台北到新竹教書了。

       我對他包容人的涵養非常敬佩。有某位比丘法師，很怕他會回到福嚴精舍，也極妒忌學生對他的愛戴，所以雖然見到他就「老弟」長「老弟」短的，但常會在我或學生的耳邊講他的不是，有時講得非常不堪，已是嚴重的人格詆毀了。我雖不會饒舌傳話，但畢竟聽到的人多了，難保不會有人傳到他的耳裡。顧全大局的他，面對著該法師，依然若無其事。其實該法師是多慮了。我認識常覺法師時，他早已完全淡出福、慧兩道場的運作。如前所述，在他的言談之中，可感受到他已完全無意再扛福、慧兩道場的重責大任了。

       常覺法師確實是有能力辦事的人，福嚴精舍右半邊較新的二層樓校舍，就是在他手裡完成的；福嚴佛學院第一屆辦學，也是他與印海法師的成績。如前所述，他對導師更是有著很深厚的師生情份。有辦事能力，有容忍人的涵養，對領導人又有深厚的情份，從主、客觀條件而言，他都似乎沒有理由不為導師分憂分勞。但他卻早早選擇了退出一途，讓我感受到辦僧教育人事的艱辛。

       後來也大約知道了能淨法師於前兩屆辦學時，面對一些複雜人事，是如何忍辱負重地度過了艱辛的最後一年。我這才領略到，導師要求依道法師與慧潤法師，不要讓我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好讓我能專心讀書，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三）唯慈法師

       唯慈法師遠在菲律賓宿霧宏法，並主持文教、慈善事業，法緣非常殊勝。他平日待人謙和，自律嚴謹，非常有原則，而且有平等心，勇於批判傳統。例如，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他回台時來看我，言談之中，對於我提倡「廢除八敬法」如此「前衛」的運動，他甚表支持，並告知：早在一九六四（民國五十三）年，他已為尼眾發出不平之鳴。是年世界華僧大會於台北善導寺召開，菲律賓團由瑞今長老帶隊，唯慈法師為秘書長。會中新加坡廣義法師提出「尼眾應持八敬法」，唯慈法師立刻起身表達異議：「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還能講這個話嗎？現在已經是坐飛機坐火車的時代，若要照你這麼講，我們應該要用走路的了？」

       我第一次見到唯慈法師，是在民國七十四年印順導師八十大壽之時，他那時也才六十多歲。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那天導師很難得的回到了福嚴精舍，在紅磚道上，導師、幾位長老與我正輕鬆交談著。忽然他很認真地向我說：「昭慧法師，有些唯識學的問題，可以向你請教嗎？」我聽了大吃一驚。無論就年齡、就資歷、就導師座下的輩份來看，我都是他的晚輩，他不端長老的架子也就罷了，怎麼竟會用這樣謙虛的態度，對晚輩不恥下問呢？ 

       民國八十七年，當我與性廣法師籌建佛教弘誓學院校舍之時，他不但親自蒞臨學院，而且慨捐五十萬元建築經費。我們為此到宿霧向他致謝。那次的宿霧之旅，我至今猶印象深刻。他告訴我：「導師的智慧高深，我實在很魯鈍，還是沒法子接受他的性空唯名論，所以我還是修學淨土法門，信奉真常唯心論。你能不能告訴我：既然無我，那輪迴生死與涅槃還滅的又是誰呢？」我向他解釋了一下「有業報而無作者」以及勝義諦超越尋思相的原理，但內心對他卻產生了更殷重的崇敬心。這種自認為有局限，敬信大德而又不輕後學的勤懇態度，是導師座下的另一種典範。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底，我因公而有第二次的宿霧之旅。唯慈法師於閒談時，憶述過往青年歲月中，在福嚴精舍追隨印順導師時，師友之間的種種趣事。導師是浙江人，法師是蘇北人，法師對導師的話，不很聽得懂。有一回導師喚他：「唯慈，去把『雅壺』拿來。」他聽了愣頭愣腦，出去轉了一圈回來，報告導師：「找不到『雅壺』。」導師再次說：「就是『雅壺』嘛！」他依然一頭霧水，知道導師性子急，心裡也很緊張。折騰了半天，導師只好比劃了一下刮火柴的動作，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導師要的是「洋火」。

       還有一次，法師當香燈師。由於太過緊張，半夜就醒了過來，一看時鐘，已是清晨五點，連忙起身漱洗、打板，殿堂一切打點就緒，眾法師們也迷迷糊糊地被板聲催醒，快速起身漱洗，穿袍搭衣，上殿課誦。待到從殿堂下來，天色仍然闃黑，導師納悶問道：「今天怎麼了？」唯慈法師這才發現，他把時鐘的「２」字倒看成了「５」。大家無可奈何，只好返寮房去睡回籠覺。導師沒有責怪他，只是慈祥地說了一句：「唯慈就是太緊張了。」

八、《妙雲集》教學始末

       我在福嚴佛學院教書，前後有三期，每期三年。第一期教第四屆初級部，教的科目是國文。那時我以極大的熱情，依師大的科班訓練，中規中矩地草擬教案，依演講法、問答法與討論法上課，學生也回報我以極大的學習熱忱，至今猶聽到老學生真聞法師提到他們當年上國文課的懷念之情。

       到了第四屆初級部畢業前的最後一學期，我意外地開了《妙雲集》課程。

       《妙雲集》原非福嚴佛學院的預訂課程。因為初級部的三年課程是副院長依道法師敦請導師草擬的，此中除了以《成佛之道》作為基礎佛學教育之外，就沒有任何與導師思想相關的課程了。相對的，導師雖不贊同太虛大師對大乘佛教三期三系的判攝，卻擬訂了太虛大師的「佛法僧義廣論」與「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作為初級部學生的必修課程。其尊師重道與無私辦學的光風霽月，由此可見一斑。

       為什麼我會教《妙雲集》呢？原來前任副院長能淨法師離開福嚴佛學院之後，住錫陽明山妙德蘭若，有些第二、三屆畢業學生，乃過去依止法師而住。法師慈悲，為學生的法身慧命著想，所以開設了小小的書院「慧觀學處」，請一些老師開佛學課。那時她已五十多歲，戒臘也高，算是我的長輩了，對我雖然素昧平生，卻於七十五年暑假之後，請我為學生開一門「《妙雲集》導讀」。於是我每二週搭火車到台北，再轉車到陽明山，在慧觀學處開了生平第一回的佛學課程。可能是因為口碑傳回到了學院，七十六年初，院方要我為第四屆學生開同樣的課程。那時他們離畢業已只有半年了。

       由於導師的思想精湛，許多見地與傳統的成說迥然不同，讓學生一新耳目，所以這門課程很受學生的歡迎。待到初級部畢業後，部分學生留院就讀第一屆高級部時，又繼續上了三年。在此期間，由於諸事繁忙，不想多費時日於教學上，我就將慧觀學處與福嚴高級部的《妙雲集》課程合併教學，請慧觀學處的幾位學生驅車到福嚴精舍來旁聽課程了。

       我以前後三年半的時間，分門別類講述導師思想，帶著大家將二十四本《妙雲集》全部讀完，並要求學生分組查詢《妙雲集》中所有的引文出處。到了第二屆高級部，又教了一次《妙雲集》，這回只上了三年，學生們繼續查索引文出處，並以原典校勘引文。

       在教學期間，同學們分組輪流將我上課的錄音帶逐字記錄了下來，並將文字稿輾轉傳印於教界。由於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所以這些文字稿經常是錯誤百出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學生拿文字稿給我過目，請教此中「交通嬌小教育」是何密意。我乍看一頭霧水，無法想像自己是在何等「神智不清」的情況下，說出這番「夢囈」的。再仔細端詳上下文，險些笑破肚皮！原來那是「教忠、教孝、教義」之訛。

       也因文字稿的精確性實在令我太不放心，所以民國七十九年間，傳道法師好心告知：願意讓妙心寺義工整理此一篇幅龐大的講稿，予以出版。但我卻因無暇仔細校訂此諸文字稿，而不得不予以擱置，不了了之。這一擱就是十年。八十九年元月起，從妙心寺來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就讀的呂姝貞同學，與諸妙心寫作讀書會及高雄法印講堂義工，悄然開始進行文字稿的整理、鍵入與初步潤飾的工作，並預訂於每期《妙心雜誌》中予以連載。自九十年起，妙心出版社又將此講稿逐冊出書。

       福嚴教學期間，我也曾為留院深造的研究部學生開過「漢譯律典研究」。但回想起來，給我本人最大裨益的，還是兩度的《妙雲集》教學。我體會到了許多過往自己閱讀《妙雲集》時，所沒有注意到的新義。特別是在自己研讀唯識論典，也寫了些唯識論文之後，再看導師著作中對唯識學的看法，才發現有些自己困思不已而摸索出的心得，早就被導師點到過了。這時常會因與大德「所見略同」，而產生無比的雀躍之情。

       由於導師的著作包含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的各期思想，跨越的幅度非常寬廣，為了自己讀懂並教懂學生，我也就「上窮碧落下黃泉」，無形中將各期思想的梗概與流變的脈絡都摸熟了。這對我日後的研究、寫作與講學，起了無比重要的作用。爾後無論談教史還是教理，都可以從全體佛教的立場來看待問題，而不致於闖入「盲人摸象」的陷阱。

九、無心插柳柳成蔭

       三年清修教學，我與師生們都相處融洽，但到了任職第一屆高級部主任半年之後，寒假期間，我向導師稟報自己想要離開福嚴精舍的原委，然後返回學院收拾行李，告別了三年半的山居生活。

       原來三年的清修歲月中，仗導師之慈蔭，使我免於擔任行政工作；但七十六年初，副院長與訓導主任因與院長理念不合，帶著很深的感傷，斷然離去。留院學生心裡難免感到徬徨，無形中留院教師的我，就承擔起了安撫學生情緒的責任。是年暑假，我深感福嚴的師資陣容，後繼乏人，在力辭不果之後，勉為其難應院長真華法師之託，擔任高級部主任，以培訓接棒的教學人才。但只不過一學期之久，我就深深感受到人事艱難，這與我喜好單純的性情不合，於是民國七十七年初，我毅然辭去高級部主任一職，遠離福嚴精舍這個長期哺育我以法乳甘露的山林道場。

       此後，我雖已住在台北，陸續從事護教、護生之種種事業，但為了報答師恩，依然還是採取隔週上課的方式，擔任福嚴佛學院高級部的《妙雲集》課程，一直到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初級部第六屆、高級部第二屆畢業，福嚴精舍決定改辦男眾佛學院，我才如釋重負，結束了福嚴教學的生涯。

       原先教初級部時，我的心思與時間，大都放在研修佛法一事上，願為經師而不為人師，以免過多人事因緣打了閒岔，無法專心治學，所以雖然身住學院，但與學生之間是相當疏遠的。到擔任高級部主任之後，確曾花了許多心思陪著學生成長，想為學院培訓出幾位接棒的人才，以此報答導師的厚恩。但高級部十位學僧畢業之後，各自隨著業緣、法緣而浮沉僧海，我也就沒再聽到他們有什麼特殊的弘法成績了。

       而真正苦讀成材，並且在佛教界展現亮眼之弘法成績的，反而是以「印、中佛教史」與「部派佛教」之教學與寫作著稱的悟殷法師，以「阿含經」與「禪學」之教學與寫作著稱的性廣法師，以及以「阿含經」與「唯識」教學，在緬甸、大馬等國巡迴弘法的海青法師；而信慧法師與清德法師，如今也已擔任起「妙雲集導讀」的接棒工作了。這四位，通通都是「旁聽生」！這真是應了一句古諺：「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一）悟殷法師

       在此特別一提悟殷與性廣二位法師。悟殷法師誠懇篤實，頭腦像電腦一般，對於佛教史上的年代、地點、人物、事蹟，不但如數家珍，而且可以一一道出各種佛學辭典之中相關記事的錯誤。她教的印、中佛教史與部派佛教，都是難度極高的課程。特別是部派佛教，那是佛教的繁瑣哲學，她竟然可以綱舉目張，理出極其清楚的脈絡，至今在教界還無人能出其右。好靜而入山唯恐不深的她，已出版了兩本學術著作，還有三部待付梓中。相信假以時日，她還會有更好的學術成就。

（二）性廣法師

       性廣法師出家於慈航堂，近年取得宗教學碩士學位。她個兒高挑，法相莊嚴，平日非常靜默，談吐也極有深度，在學生們心目中很有威德。在她身上，我感受到如善財童子般對善知識的孺慕之情。自民國七十七年初，她就追隨著我，參與護教、護生的種種事業，並成立佛教弘誓學院，擔負起院長重責，是極有識見，辦事能力也很強的比丘尼。她在原始佛教與禪觀方面的教學，深受教界的重視；她的禪觀研究論著，更是別有見地，深受教界與學界的讚許。最難得的是她有實修體驗，而且可以將實修體驗拿來印證經論，善巧地化約為系統性的禪觀教材。在重視義學的僧教育圈子裡，像她這樣解行並重，而且在兩方面都交出優異成績單的僧人，是甚難稀有的。

（三）真聞法師

       還有一位初級部時代的學生真聞法師，與我的法緣也非常深厚。她當年雖因事緣，而未繼續就讀高級部，但十餘年後，她當了花蓮慈善寺的監院，好學深思不減當年，不但持續用電話或信函向我問法，還帶領著師兄弟們研讀我的著作，並按部就班聽我的講學錄音帶。

       早在十多年前，教界就傳出一種說法：「昭慧法師的思想太前衛，教過的弟子一定會不安份。」這可能與我常逆向思考以挑戰傳統的言論有關。或許是因為真聞法師她們以行動證明：受我思想影響的小孩不但不會變壞，反而較能善觀緣起，以同理心與感恩心，體諒上一代師長的苦心與現實環境的局限，她們的師父——相貌莊嚴且極具威德的達瑩長老尼，竟然極度寬容我這「叛逆小子」，近數年來，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都給予我極大的支持與鼓勵。她不但自己常以捐款掖助我們的僧教育，去年還帶著她的摯友——慎齋堂的普暉長老尼，蒞院探訪我們，捐贈了一百萬元。

       兩年前，達瑩長老尼竟讓十多位弟子，遠從花蓮來到桃園，於佛教弘誓學院受學（普暉長老尼的徒弟宏任師也同時到院讀書），這實在是我無法想像的善緣。她老人家在我面前也不諱言：很擔心學生們如果集體思想偏差，那不啻是慈善寺可怕的「土石流」，但她依然冒著「土石流」風險，將弟子們的法身慧命託付給我，這對我可說是無比珍貴的知遇恩情！

       我在福嚴時代與真聞法師締結下師生緣份後，竟有如此殊勝的後續發展，這又是我教育生涯中「無心插柳」的一個案例。

十、出山泉水，依然澄湛

       常言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民國七十七年初，我跨出了清幽的山門，投入了滾滾濁流的塵寰之中，自此就是一條生命的不歸之路。我相信那時導師會隱約擔憂我學術生命的夭折，也會擔憂我禁不起世間的誘惑而變質。但是差堪告慰的，我的學術生命不但沒有夭折，反而在研究議題方面，更有了「柳暗花明」的廣闊視野；我不但沒有在名利場中面目全非，反而在諸多的人事歷練之中，心思更為純淨而豁達，任事也更為勇猛而俐落了。

       離開福嚴精舍之後，我雖然只能在忙碌的事緣之中偷閒治學，但是從來也不曾後悔邁出這一步。時節因緣使我不得不探出學術的象牙塔，體會時代的脈動，對社會作更多積極的參與。但有了三年山居歲月的學養基礎，其後的忙碌生涯，就好似提供了各種層面的實踐機會，好讓我以實務經驗來一一印證理論，又依此而拓展視界，將佛法拿來與當代對話。於是佛法不但沒有離我遠去，反而更深刻地銘印在我的心中。

       十餘年來所有面對佛教與面對社會的人生經歷，以及近十年來成立學團、統理大眾的經驗，不但不是我原先所擔憂的「打閒岔」，反而是給我一遍又一遍依「八正道」而操作人生的機會。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導師慈悲的引薦與智慧的指引，讓我有三年在福嚴精舍山居研教的基礎，我能在人生澗道無數個峰迴路轉之後，依然保持一潭湛然澄清的「出山泉水」嗎？是故對印公恩師，對福嚴精舍，以及這段生命歲月中所會遇的師友們，我至今仍有著刻骨銘心的感恩之情。而這份心情，或許就是讓我十餘年來，孜孜矻矻以護持正法、利濟有情的最大動源吧！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九日完稿于尊悔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