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誓雙月刊 |

藏傳佛教辯經學制及對修行的意義

 

見悲青增格西 [1]

 

我今天主要講的有兩個主題,第一、辯經的學制,第二、它對修行的意義。另外,附帶講今日辯經的緣起,以及一般辯經者需具備的條件。

一、辯經的學制

西藏各宗各派都有許多量論方面的著作,各派也都有在學習辯經,但是談到學制,要講得清楚又完整那是不容易的。即使只是要弄清楚我自己寺院的學制,那也要花許多時間。我們的寺院目前就有兩個分院(以前曾經有五個),沙拉傑與沙拉麥。兩個分院各有各的學制,不僅這樣,各分院還有二十多個康村,也都有各自的學制。各家寫的都非常詳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的作息都有。因為太過重視,也特別講究,因此規定,這些學制都要口耳相傳,不落文字。因為很繁細,能熟記學院學制的人過去就不太多,到了現代,大家就更沒有興趣,也沒有那個耐心,不太喜歡記這些了,因此現在就只能把傳承了幾百年的事寫成文字,印刷成書。

寺院的學制,目前雖然已經有了文字記載,但依然遵守自古以來的做法,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日子,聚集所有僧眾,讓一些長老口述,康村也是一樣。長老們把日月星星,附近的各個山頭當成時鐘,毫不含糊的談月亮或星星照在哪裡,高度是多少時,就要開始吹法螺。(寺院吹法螺,分院只可敲鑼不能吹法螺,康村只允許打木板,各種敲打法與其代表的意義也都不一樣)與此同時,院長要如何,糾察師要如何,一般僧眾又要如何等等,院長及糾察師管理大眾,也有專人專門的制度管他兩人。如果寺方有任何活動,那麼分院跟康村就不可以在這段期間有什麼安排;如果分院有活動,期間康村也不可以有別的安排。

又,我們寺院每一年有八次的辯經法會,其中四次是整月,另外有四次是十幾天到二十幾天的。以某一個辯經法會為例,它開始的第一天要做些什麼,什麼時候結束,結束的最後一天又要做一些什麼,中間又要做什麼等等都有詳細的安排,而且幾百年來都沒有任何變化,直到五九年來到印度後才稍微有一些變化。來到印度之後,實際運作雖然有一些變化,但在講學制時還是會把幾百年來的學制原汁原味分毫不差的講一遍,即便我們已經在印度超過五十年了,有些做法已經有了較大的轉變,但是講學制時依然會說:星星照在(西藏)沙拉寺的某一個稱為什麼的山頭的什麼地方時要如何如何等等。把當下的改變當作是一種不得已的變通而已,不是正規的做法。今天,我們除了找一些相關的題材來講講,沒有辦法講這些既複雜又繁多的東西。學制這種東西,是實際操作時必不可少,但是演講時,似乎沒有辦法多講什麼。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一下子就知道辯經時的各種組合、年限等制度。但是重要的一點就是:以我們寺院為例,除了極少數的休假日外,天天都在辯經。進入寺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學習辯經,學科方面,剛開始至少要學習三年的攝類學,也就是基礎因明學或者基礎辯經,三、四年以後,每一年都有兩個月左右要學習量論,其他的時間就要學習般若、中觀等論。即便在學習量論的兩個月之外的其他時間,學習的工具依然是辯經而已,辯經是我們學習各大論典的唯一工具。說它是唯一的工具,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無論顯密都要套上辯經的公式。藏傳許許多多小寺院的情況各有不同,沒有辦法一概而論,但是在具一定規模的寺院裡,基本上都有辯經,重視辯經。

二、辯經對學習以及修行的意義

薩迦班智達說:「如是能所立,誰知正理論,智者能圓滿,住持佛教法。」薩班是說要瞭解能立及能破正理,才能住持及弘揚佛法。這句話意義非凡,針對一個精通理路的智者來說,不具有正理的任何所思所想,所說所寫,都是胡思亂想、胡言亂語,這樣怎麼還能正確的住持及弘揚佛法呢?此外,從我們寺院的一些案例,也可以一定程度的說明西藏人對辯經的重視程度。在我們寺院,若說某一個人懂不懂佛法、有沒有學會佛法,完完全全指的就是他有沒有學好辯經。若沒有學好辯經,就會把他當成沒有學會佛法;而沒有學會佛法就相當於不懂佛法,不懂佛法當然也就相當於不懂如何修行。這樣的觀點在三大寺或六大寺都是公開明確、完全沒有任何含糊的。這種觀點在其他西藏出家人當中應該也有一定的普及率,與薩迦班智達的意思也是一致的。

無論對學習還是修行,定義不清、界限不明、渾渾噩噩,這些都是大的問題。譬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般人對這些內容,說他不懂,當然不是,但若說他懂,他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以前我曾經遇過一位師姐,她給我一張卡,上面有二十幾個字,就是忠、孝、仁、愛等等二十幾個字,說這是他們的修行規則,說他們在修這些,我就問她意思,剛開始她完全沒有辦法回答,經過請教別人,就跟我說上面的每一個字都可以解釋其他的每一個字。平常這些字我們似乎都看得懂,也能夠運用自如,但只要稍加追究就會變得模糊起來,本來清楚的會變模糊,如果是本來就模糊的,就更加不用說了。

如果要直接講辯經對學習以及修行佛法有什麼好處?它對修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什麼是佛法?什麼是佛法的修行?要釐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清楚我們現在的人認為的佛法跟經教所談到的佛法,這兩個是有一定差別的。《俱舍論》談到,佛法有教法與證法二類,教法指三藏十二分教,證法指戒定慧三學。因此,所謂的佛法指的就是三藏與三學。西藏的各種解釋中,三藏都是佛所說的,不包含後人的釋論。(三藏指經、律、論,三藏也可以稱為經藏、律藏、論藏。目前漢傳的說法是,三藏中的經藏等同於佛所說的經典,律藏是佛所制定的律儀,論藏是後人對佛經的解釋。這與藏系的說法不同。)

如果說學佛學的是三藏三學,學的是鳩摩羅什及玄奘大師等人的所學及所翻譯,那麼正知與正念就非常重要。為什麼這麼說呢?比如戒律,若沒有真正學過《四分律》或其注釋,可能會認為戒律講的都是一些不殺不盜,身三語四不違犯等,只要不要怎樣就好,但是若真正去學戒,就會知道戒律當中有許多對行住坐臥的了了分明及念念不忘的現觀教導,這些很多人認為在修安那般那或是各種禪定時才會講求的觀察、專注、了了分明、念念不忘,事實上,在講戒律的時候,也會講很多。我認為,如果讓一個人去學習戒律,但不跟他講課程的題目,他是非常有可能認為他在學經行等禪定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戒是定的根基、是慧的根基的原因。從某一方面來講,戒的修行本身就包含了經行以及靜坐禪修這兩者,修行若達到一定的高量時,他的行住坐臥,所有的動作都可在禪定中發生。總之,正知、正念、觀察力、專注力在修學戒定慧三學的任何階段都是少不了的,並不是只有在修禪定的時候才需要或重要。

藏人有句話:「無聞之修行,如斷手攀岩。」若沒有對佛法的聞思,就不可能有對它的修行。而辯論能夠加強能力,養成思辯作用。另外,學習佛法要能夠改變自心,所以學習經論不能不經思考、人云亦云,也不能只是背誦,因為這樣摧毀不了自心堅固的煩惱習氣。為了讓佛法在自心生根、成長,為了讓自己真的能夠運用佛法來斬斷煩惱習氣,就必須在串習所學內容時,不斷自己與自己辯論,明晰自心的狀態,確定自己確實說服了自己,對所學內容不再猶疑。在說服自己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不足之處,就用與他人的研討辯論來補強、完善。透過這樣反覆打磨的過程,不斷地窮盡深入、思索探究,才能獲得堅固的定解及信心,由此漸次建立正念正知,改變自心。總之,透由辯經可以培養專注力、敏銳的觀察力以及深入問題的洞察力,由此建立堅固的信心以及正念正知。

另外,經論中講到的所有佛菩薩高地功德幾乎都是由正知正念等內容組成,這些內容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就會變成那些功德。有關這方面的內容非常重要,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事實上是應該要大講特講,而且格西們在這方面是能講一些的。只不過也有有口難言的囧境,因為聽者不瞭解佛經中出現的種種瑜伽、種種現觀,更不知道組成它們的各種心所,以及同樣的法在不同領域、不同階段會變成不同法,會有不一樣的名稱。在不瞭解這些內容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談論多辯經對他們會有多少好處、少辯經會讓他們錯失什麼。因此,我在這篇文章的前前後後講了很多有一定相似度的東西,我們只能講一些我們親眼目睹或經驗到的,或能夠推理論證的事情,由此對不瞭解的內容有個想像。

我們現代人,行動之前會在紙本或電腦前沙盤推演一番,這可說是以在電腦或紙張上紀錄來取代正知正念。一位最好的修行者,他像一個心算者,他用自己的腦、自己的心取代電腦,把佛陀在經論中所說的那些法,在自心中了了分明、念念不忘地加以修證。那麼,要用什麼方法、要培養什麼樣的能力才能夠幫助這些修行?辯經即便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最好的那個方法。如果要深入經藏、明心見性,辯經其實都是很給力的。這方面的內容非常重要,很值得講,只是一言難盡。

辯經還有其他好處:辯經是個比較輕鬆快樂的學習方法,因為,它一方面有一點像運動比賽或打遊戲,是種智力競賽。像下圍棋是長時間高度專注,高度消耗腦力、心力。辯經也應該是一種好的經行,因為要集中精神,清晰的瞭解並記住對方及自己講出去的任何一句話,以及清楚這句話的所有層面。我們看到辯經者在人群中跳來跳去,其實他們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很多時候,他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不會有任何察覺。辯經者需要在精神高度集中、高度緊繃下度過很長的時間,但是,他既沒有在書房久坐看書的各種問題,也不會帶來另外的任何不舒服。它是一種很好玩的學習方式。

它帶來的另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辯過的東西比較不會忘記,會記得比較清楚。多數人一輩子都在一直學習,但就是記不住,一兩天前,記得很清楚的事情,幾天之後就模糊了。也有很多人看書的時候就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這樣即便看書看得時間再久,也沒有辦法記下太多的東西,記得的也不深刻,而辯經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因為從某種方面來講他就像下棋。辯經的樂趣順帶地提升了辯者的高度思考所需的專注力。

以上這些都是辯經的利益,它們既可以在學佛修行的時候發生,也可以在學習其他領域的時候發生,這些好處都是共通的。

辯經的其他好處還有:例如目前有很多科學家在研究為什麼老喇嘛幾乎沒有得帕金森氏症或老人癡呆症,即便有,為什麼那麼輕微?年紀很大的喇嘛不在少數,但為什麼記憶力還可以那麼好?我雖然不知道我們的學習方式可不可以改變腦細胞,但是除了辯經之外,我很難相信是其他因素。

以上只是舉了幾個想到的例子,辯經其實還有很多功德。

三、會議的緣起及辯經示範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董事長提出一個想法,想舉辦一場辯經活動。原先的想法是讓兩位格西用藏語來辯,旁邊找人來翻譯。這種做法我以前看過。它的問題是:用藏語辯,因為大家都已經非常熟練了,所以進行的速度會非常快,短時間就說了一大堆,根本來不及翻譯。因此,就改成用中文辯。這樣的好處是,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用中文辯經的經驗,辯經所用的專業術語平常也用不到。因此我想,雖然從嘴巴裡面出來的字可能又慢又硬,但是因為我們講話的速度比較慢,這對在場的聽眾反而會有好處。總之,討論到最後,就決定內容雖然要取自五部大論,但是辯論人自己要留下時間來解釋所辯的內容,希望這樣可以解決觀眾理解上的問題。

我自己的想法是,練習辯論的時候,可以用一些台灣人耳熟能詳的題材,這樣一定會事半功倍,觀眾一定能夠聽明白大多數的內容。現在用以下這個例子說明:例如《論語》中有「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這句話為主題,辯論時不論是依西藏辯經所用的三因相,或是西方人所講的三段論式,二者都會用到三相或三段。我們講話大多離不開在主張什麼,或是在講什麼理由,這樣一來因的三相全部都有了,它就是辯論時主要遵循的邏輯之一。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說,它有三個內容:朋友、自遠方來、快樂。對我來說,我會把它理解成,因為有來自遠方的朋友所以很快樂。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可以解釋成,從遠方來,就是快樂的理由。把它變成論式的時候,可以寫成:「我為有法,很開心,因為與來自遠方的朋友相會之故」。

如果今天要辯這個內容,一開始,我會問我的對手,你知不知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出自哪裡等問題,最後問他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如果對手的理解跟我一樣,那麼,他的公式也會如上。這樣一來,「朋友從遠方來」就會是我開心的理由。但是事實上,「從遠方來」沒有辦法變成「我開心」的理由。如果說這個理由成立的話,那麼在機場工作的那些人就應該天天都快樂,他們應該都有許多在機場工作的朋友來來去去,但事實並非如此。當今世上無論你處在任何一個角落,只要兩天就能夠來到身邊。一兩天、兩三天就能夠見到一次,這跟天天能夠見面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這並不是高興的理由。同樣都住在臺北,但是很久才能夠見一見,聚一聚,這才應該是雙方開心的原因,這句話真正講的應該是「好久不見的朋友相見」。雖然如此,但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並沒有把好久不見寫出來,因此,我可以問對方: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不是見到了好久不見的朋友才很開心?如果對方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就可以追問對方距離的遠近並不是快樂的原因,這樣對嗎?如果對方的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他就有了根本性的矛盾,我就可以喊「嚓」了。因為剛開始的時候,他曾經承認過距離遠就是快樂的原因,而此時他放棄了這個宗。現在對他而言,見到了很久沒有見到的朋友,才是很開心的理由,他放棄了前面自己的宗,重新又選了另外的宗,因此就可以喊「嚓、嚓、嚓」。

然而,「好久不見」這個理由確定會比前面的理由更好一些嗎?大家都知道,現在是網路時代,無論你的朋友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可以隨時隨地很清楚的看到你,因此看到遠處的你與看到近處的你,直接看到跟視訊看到,對我的快樂誰比較加分,是很難講的。

四、辯經者需要的條件

辯經的時候,雙方一定要遵守辯經的規矩,盡量理路清晰,不可胡攪蠻纏,只有這樣才能夠有序的發展下去;如果遇到不講理的人,是沒有辦法辯下去的。我們常常會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遇到這種情況,秀才一定是輸家,他是贏不了兵的。

除了遵守辯論的規矩,若要從辯經獲得益處,辯經者的心態也很重要,必須要端正,要時刻記得辯經的目的並非為了獲勝,是為了自他消除邪見、建立正見,由此漸次成辦自他長遠的利益,是為此而辯。若是出於貪心而想要顯示自己比他人強,或是為了壓倒他人而詭辯、強詞奪理,或心高氣傲鄙夷對手,這些都有違辯經的目的,因此不僅很難從中受益,反而會產生不好的果報。

很多人認為,辯經的時候,一定要先學許多東西才可以去辯,沒有很多的準備就沒有辦法辯論。這種想法應該是不對的。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我其實沒有請教過任何人這句話的意思,我也沒有去查找資料看看他的意思是什麼,就算遇到了一個《論語》專家,我可能也會用這句話跟他辯論一番,這不是因為我瞭解這些內容,或我與他有不同見解;恰恰相反,我只是因為一無所知。辯經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獲取知識,記憶資料的。

最後要強調,辯經脫離不了邏輯,而邏輯思維的建立,必須在平時就要養成邏輯思考的習慣,不是只有上場辯論時才套公式,拿出來用一用。如果對這些有興趣,以後可以再找機會詳談。

謝謝大家! 



[1] 1967年出生於一個佛教家庭,自幼受佛法薰陶,十五歲剃度出家,之後進入印度沙拉寺沙拉傑學院展開佛法的聞思,受學於佛陀的教法。歷經十七年,依次第分明的學習制度完成最嚴謹的僧學教育。

2000年由宗教文化部甄選派遣,至台灣法光佛學研究所學習漢傳佛教,歷經四年的學習,於2004年正式畢業。

2003年在印度沙拉寺參加「林賽格西」的立宗考試,取得格西學位,獲得教授經典的資格,並於2006年正式成為達賴喇嘛基金會佛學教授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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